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鹆寺旮窭鎏馗墙驳男埃阂桓霭赂ツ�2人来到以色列，听到一个女人在跟他打招呼：“Shalom”，他非常激动，回答说：“Chalefemme”3；一个孩子向圣诞老人要一个丹碧丝卫生棉条，因为有了它就可以跳舞、游泳和骑马；非洲的一个新首领第一次坐飞机，空姐向他建议说：“来一杯威士忌，怎么样？”他答道：“请来一杯威士忌，夫人。”
玛格丽特讲这些笑话时自己先笑。为什么她总重复这类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玩。”
她抽着高卢牌香烟，坐在内院的阴影中，做西比翁设置的填字游戏。她有时大声地下了一个定义，让别人帮助她找答案。
她用手指头数着字母，当格子填满时，她高兴地大叫：“啊！我胜利了！”
她讨厌夏天和炎热的晚上，说那是“生活的幻觉”。她也不喜欢春天、嫩芽和所有在大白天开放和出现的东西。她是怎样像普通的度假者那样，不穿衣服，享受清新空气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过。那个难以置信的时刻，在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中绝无仅有。那时，她让人忘了她是个作家。
后来，直到她生命结束，我相信她都没有再穿着游泳衣，赤脚到任何沙滩上去过。她再也不曾没有痛苦，没有冲突，轻轻松松地游泳。也许她从来就没有这样过？在塔吉尼亚，大海平息不了她的激情。后来，在特鲁维尔1，她曾远远地遥望大海。
在雷岛，也许她终于让自己休息了。一种呼吸。也许在一场让人精疲力竭的暴风雨后她缓过气来了？她刚刚完成了作品的文学大转折。她创造了劳尔·V·斯泰因，这个无意识的女主人公被拉康2本人神圣化了。她写了《副领事》，把它作为“从未有过的最富政治性的小说”送给了我。几年后，她对我说《副领事》是她最好的书。我也这样认为。
创作加快时，气氛就比较欢快。诺弗勒就有了节日。大家又喝又跳，甚至唱歌。星期六，朋友们从巴黎赶来。他们带了酒来。有时，玛格丽特做她的越南大色拉，“里面用了二十三种料”。但有的时候，一无所有。她关上酒窖的门，腰里拴着大钥匙走来走去，就像个老管家似的。她抱怨道：“乌塔弄走了我的一切。”但乌塔哈哈大笑。他母亲也会让他发笑。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拿，她撒谎说存了一些好酒，其实酒窖永远是空的。
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争吵个没完没了。他们从中得到的乐趣与晚会的欢乐交融在一起。他们的“即兴喜剧”定了基调。酒精火上浇油，两人全都胡来了。他们大声地要求对方忏悔或发誓，其实这誓言毫无内容。玛格丽特从走廊的这头叫走廊那头的西比翁：
“我认识你很久了，你对隆斯达尔说，我有对漂亮的乳房。”
隆斯达尔圆睁着惺忪的双眼。西比翁捧腹大笑：
“当然，玛格丽特。但我无缘近距离一睹为快。”
“啊，是这样，此话当真？”
自那天晚上以后，玛格丽特要我别再叫她玛戈。她说这种昵称一直使她不高兴。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不敢。”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听见她如此温和地说话。几乎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她说她不敢做什么事，这是唯一的一次（为什么是那件事？）。后来，再也没有人这样昵称她。
假如她没有情人，她就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爱情。那就是电影。她跟着保尔·瑟邦初学导演。她拍了《音乐》，发现和摄制组一起工作挺有意思。她需要孤独，也需要一些东西，集体生活。电影使她心醉神迷：在一个制作点什么东西的小组当中，她既是孤独的作者，又是工蜂。由于产生了这个一起工作让人快乐的念头，诺弗勒从此热闹起来了。她喜欢电影，喜欢保尔·瑟邦，喜欢成了拍电影的宝贝的朱丽·达桑。
对所有的导演来说，都会有风光一时的宝贝，当然是那些女演员，但也不排除摄影师、记者和国外的女崇拜者。男人们也同样，先是被捧上天，后来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她曾称赞过他们，但有一天，她又否定他们。保尔“退出”，朱丽“退出”，等等。
能接近她的是那些与她保持距离的人。她说她不喜欢让人着迷。说迷恋是一种吞食（“他们全都想把我吃掉”）。与此同时，她又让他们着迷。她能克制住自己吗？一个人假如他天生具有魅力，他能不让自己吸引人吗？要与玛格丽特建立联系，赞美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她喜欢反叛而不喜欢温顺。假如她玩弄权力，那是想让别人保持警惕。赞成还是反对，由别人决定。采取什么态度也是别人的事。也许最好是消极抵抗。玛格丽特总是求助于智慧。这就使得她的友谊很让人快乐，尽管要冒杀头的危险。
我的朋友阿兰·卡瓦利埃成了她的朋友，他刚搬来诺弗勒。他拍过《不屈者》和《洗劫》。在他的影响下，玛格丽特相信电影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而且，这门艺术只有她染指才能变得伟大。阿兰的严肃和苛求使她对这种幻觉更坚信不疑。她还拿不准她拍电影是为了充实自己还是因为拍电影跟开汽车一样容易。相反，她赞扬电影，《广岛之恋》已使她成名。但她恨阿兰·雷内，因为雷内1没有请她再写电影剧本，他希望与不同的作家合作。玛格丽特指责他坏事做绝、言而无信、弄虚作假，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她骂人的时候要比赞扬人的时候多。
女友杜拉斯（9）
那时，我们都喜欢电影。当我们回到诺弗勒，回到我们的厨房里时，我们只谈电影。阿兰·卡瓦利埃想拍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伊莱娜在寻找能证明她是喜剧演员的角色，因为制片人认定她是性感女郎，只让她在一些“无袖长衣片”2中担任角色。她得去罗马拍。艾里克会制作一部阿兰将为伊莱娜导演的影片。我们为自己的计划感到高兴。大家发脾气、估价，开心地吃着豆油酸韭葱，那是伊莱娜星期六晚上下的菜单。玛格丽特喜欢艾里克从巴黎带来的肥鹅肝（很奇怪，吃的东西比谈话的内容记得更清楚）。玛格丽特对艾里克很感兴趣，因为他掌管着做生意的秘密资金。但所有来诺弗勒我家中的男性朋友都使玛格丽特感兴趣。假如她认同我的选择和趣味，那真是太好了。
那几年，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大家将再去拍电影。很快就要到1968年了，大家将重新创造世界。
我们不在一起重新创造世界。玛格丽特在“作家之家”写的一篇政治性文章，详尽得像一部小说，使她大力宣扬的“大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砸锅了。过河拆桥，这不是她的风格。就像十五年后，她获得龚古尔奖荣誉时，与她好不容易得到的一致决裂一样。她为了自己的利益，毫无证据地指控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魏尔曼的母亲杀了自己的儿子。采取这种立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但她却感到心安理得，她更习惯于充当巫婆这个角色。她不能忍受与别人一致。
1968年5月，在作家们当中，她没有这种危险。她的“政治性”文章叙述了知识分子们试图进行集体思考时所出现的混乱，其中的诙谐多少有点故意。
至于我，我在电视台当一个电影节目的制片，我遇到了工会的斗争，我觉得自己是个左派，正如汝拉丹先生1写散文一样。我觉得行动委员会的策略比工会更明确，更不含糊。事实上政治色彩也更淡。矛盾的是，人们因不问政治而成为革命者，假如政治意味着长时间投机的话。
短期内，“抵制”法国广播电视局摆上了行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我全力投入。回来时，我被电视台解雇了。我知道一个人假如出格，马上就会被开除。残酷的教训。开除将起连锁反应，使我狼狈不堪。
玛格丽特却向我祝贺：
“太好了。不用工作了。乌塔和他的伙伴们也不想工作，他们明白了。”
我不知道他们明白了什么。玛格丽特失去了理智，我默默地等待她越来越疯狂：
“年轻人应该拒绝工作。”
她是在面包店旁边的马路上说这句话的。我现在还记得起地点。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就像她说的其他许多话一样：“但愿世界走向灭亡，那是唯一的政治。”
这种宣言使我隐约发现，玛格丽特不再像我那样“政治化”了。但是今天，她的那种乌托邦使我觉得非常诱人。她对世界的预感令人震惊。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甚至已受到政府的质疑。
1969年，玛格丽特走向了实用性。她写了《摧毁吧，她说》，并寻找拍电影的资金和地点。我的朋友让·莱尔在梅斯尼尔…奥普东的府邸很适合她。哪怕让·莱尔是巴黎和荷兰银行的董事总经理，玛格丽特也要嘲笑他。相反，她严肃地断言，在一个银行家家里拍《摧毁吧，她说》，等于宣布革命开始。谁也没有犯错。幽默和革命不会并道而行。一位热情而忧郁的年轻女演员尼古拉·伊斯打着她的旗号。
70年代，有一位更加轻佻的女演员亚历山德拉·斯特瓦尔，我跟她到洛特河去钓鱼，她弯腰对着晶亮的河水，轻轻地说：“鳟鱼，她说。”
当我把这句俏皮话告诉玛格丽特的时候，她没有笑。1968年夏天过去了，但还有一些玩笑不能开，那就是与她的作品有关的玩笑。
女友杜拉斯（10）
玛格丽特经常遇到艾里克在诺弗勒上小学的女儿。自从她们的母亲放弃抚养她们的时候起，她们就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玛格丽特常问我：“她们的母亲真的成为流浪者了？”“她们的母亲真的抛弃了她的孩子们？”“完全抛弃？”“那女人，她有情人吗？有没有？”
我总是这样回答她：她们的母亲喝得太多了，有一次，她决定不再插手教育女儿。玛格丽特似乎心荡神移，对这种可以说是令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