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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女大学生问她写不写爱情小说。
“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有些曲折的情节，啊，我才不写呢！”
这时，话语之间充满了嘲笑。
“整个十九世纪都由此组成。司汤达还神秘一点，我喜欢司汤达。我不喜欢巴尔扎克。”
她笑了。在这场谈话中她经常笑，我也常听到她说这句短短的话：“你再给我一点酒。”
“没有爱情就没有小说。在我的书中，爱情是突然出现的。但不是因为爱情才写书，而是由于丑闻，在它的范围之内，在这个像鼠疫，像火一样非同寻常的社会当中。”
她问那个女大学生的丈夫：
“你呢？我不能跟不懂得爱情的人谈论爱情。我没必要跟那些不懂的人说。”
笑声变得更沉闷了。有那个女大学生的丈夫在场，她变得温和了一点。那是个加拿大人。更好了，是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上的。她马上就来了兴致：“冷吗？很多海难？族内通婚？”
“你的国家，就像个传奇故事。”
玛格丽特对遇到的人确实很感兴趣。她问他们，不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应声虫。她没有名人的那种冷漠，尽管人们像采访名人一样来采访她。
“我从来不让步，不过这怎么说呢。我现在更少让步（笑）。永远必须碰运气。什么险都冒，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喝了一点酒。”
她的口气一下子亲密，一下子威严。笑声当中，她拒绝向那个女大学生做基本的解释：
“爱情？你应该懂得，我之所以写安娜…玛丽·斯特莱特，是因为我爱她。但促使我动笔的，是写作，是激情，是想意识到自己的激情的那种激情；是写作过程中发现的那种领域。我并不想简单地写每一个人。我喜欢我的邻居，我想把她写到小说里。不，是因为能意识到这个邻居对第三者的感情。是介入到别人的事情当中，假如我有本领，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本领。我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城堡介入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的。然后受到接待，听到副领事的叫喊。这种自身向作品转移的过程，就是写作本身。这非常微妙。在我写的东西里面，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我从来不会弄错，但一切都是假的。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我只编造了叙述的由头。所以说，一切又都是真的。只有一个人不是真的，那就是劳尔·V·斯泰因。我认为劳尔·V·斯泰因就是我，所以我不能编造这个人。那个女乞丐是真的，副领事是真的，安娜…玛丽·斯特莱特是真的，湄公河是真的，加尔各答是真的。唯一不是真的东西，是我。我与生俱来的问题，是弄清楚当我讲话的时候是谁在说。如果说有编造，这就是编造。”
那个女大学生惊呆了，又谈起了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着作中第三人称的用法。
玛格丽特哈哈大笑：
“这太复杂了！”
她向我转过身来。
“磁带录到哪里了？还剩多少？她是不是还有很多问题？你给我一点酒。”
她对女大学生说：
“这场谈话，你可以把它叫做‘谁在说？’”
接着，她又对我说：
“今晚，我们是不是做番茄酱？”
这次谈话是1982年7月24日录下来的。
就同一主题重复进行漫长的谈话时，玛格丽特往往会建议录下来。
“让它失去这也太傻了。有时，我还是挺有才气的。”
她不时地对我说：
“瞧，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不会忘记。”
她给了我一朵茶花：
“如果把它弄干，你可以把它一直保存到我死为止。”
女友杜拉斯（33）
“你还是不要去《Apostrophes1》。”
玛格丽特一脸严肃的样子，不开玩笑。80年代初，她尚未重新喝酒。她已停止喝酒，已经戒酒了。戒酒使她对某些东西更加不能够容忍。她第二次接受医生们的建议，她被诊断得了肝硬化。但她讨厌自己戒酒，就像讨厌所有俯首帖耳的行为一样。
“你不要向这种庸俗的东西低头。我不拒绝拍照，但我拒绝在电视这垃圾桶一样的东西上露面。”
玛格丽特使我惶恐不安。她说，作家怎么要亲自去扞卫自己的作品？作家对此应感到耻辱。不过，应邀为我的新书《大纪实》参加这个文学节目，我还是挺高兴的。她没有跟我谈我的书，或者说我不记得她跟我谈过。相反，她大叫道：
“去那儿露面的人都不是作家。你在那上面看见过布朗肖、贝克特、格拉克吗？”
“这种等级的作家可不多，我算老几？”
“啊，对。”
这个节目是为我的书促销的，甚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她也觉得不光彩。
“读者应该独自寻找自己的阅读之路。”
“我叔叔会说同样的话，但那是在另一个时代。”
她不想再听什么，我几乎带着羞耻走向贝尔纳·毕沃的镜头前。
节目播出之后，她打电话给我：“还可以，你没有失去尊严。”
我期望有更详细的评论，但她却啰嗦起气候和冬天的寒冷来。
“树变得光秃秃了：我喜欢这个一览无余的季节的透明。”
一个透明的季节，这景象吸引了我。我忘了她对我的工作的沉默，甚至忘了她的蔑视。我只问她这一点：冬天的景象，我因此而喜欢她，因为这个一览无余的冬天。她使我的生活变得崇高了，就像她使一切都变得崇高一样。从个别到一般，从日常生活到形而上学。而且，我有机会参与了这些变化。
她让在水塘边钓鱼的孩子淹死在水中。但愿他已经淹死。她产生了淹死他的念头。应该救他吗？收留他？让他灰心丧气？那天结束的时候，她对这个被淹死的孩子已无可奈何：她去看这个孩子的尸体是否在水塘的水面漂浮。她快乐地亲自讲述她是怎样重新安排情节的。她不用“社会新闻”这个词，这个词与现实关系太密切。她提起促使她写作的事实，因为那些事实是不由周围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或者是她觉得有神秘意义的事实。有时，她也制造神秘：
“我巴黎的家中有场可怕的风暴。整个巴黎都像着火了一般。在我朝着内院的厨房的窗前，我看见百叶窗开了，出现一个女人，接着她又出现在另一个窗中。这种移动使我大为惊讶。在另一扇窗中，她把一切都打开了。声音非常可怕，就像革命爆发、战争爆发的声音。她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抱得很紧，很用力。她笑着，跟他讲述着风暴，孩子没有感到害怕。我笑了，向她打了个招呼。那个女人也朝我微笑，但她全身心扑在那个孩子身上。他曾试图触碰雨水，触碰声音。这情景持续了没多久，但是异乎寻常。出什么事了，我甚至立即就感觉到了。我对自己说：‘她疯了。’但她极为神奇。她对着暴风雨微笑，为的是让那个孩子不感到害怕。声音震耳欲聋，如千百辆坦克轰鸣。面对这巨大的声响，面对闪电雷霆，孩子毫不畏惧。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现在，这已成了一场对话。它向我提了这么多问题，我都想写一个剧本：一个只有两个人物的剧本。某人就此事询问某人。”
玛格丽特第一次讲述这场暴风雨时，那场景还只是一个小插曲。
“我走得越远便越接近真实。”
她的幻觉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心理基础，出发点也很模糊。窗前有个婴儿，死了一只苍蝇，猛犸原始的脚步在枯枝上回响，她伸长耳朵，听到低语声和裂开的声音。
我告诉她我要到林中去散步。
“小心，树会倒下来的。”
女友杜拉斯（34）
“？”
她笑着说：
“啊，是的，我完全承认自己很悲观。”
她就这样，突然从严肃变得荒诞。我喜欢她常常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喜欢她会突然心不在焉，喜欢她那种说来就来让人难以置信的狂妄。就像我喜欢西尔维亚·巴塔耶锋利的短箭和她让人困惑、让人震惊和心跳的出尔反尔一样。孤独的女猎手协会，不伪装，不安静，几乎没有理智。
我有时记下她说的话。很少。如果我手中有笔记本。
玛格丽特像往常一样坐着，坐在中间朝花园的那个房间的大桌子边上，显得很小，刚好看得见她的头和露出的肩膀。
“你知道作家是什么东西？”
她说得很大声，但又像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作家，就是殡仪员……总是记录着死亡。”
另一天，她叹息道：
“我会毁了自己的一生的。”
“成功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
“真的，我不喜欢这样说话，我不知道怎么说。”
她又说：
“你知道契诃夫是怎么说的吗？必须写一些严肃而永恒的东西。只写这些东西：严肃而永恒的。这不是挺可爱吗？”
或者，她想起在纽约喝过的一种橙汁：
“那是全美国最好喝的橙汁。”
我已习惯她那些我觉得很有趣的夸张用语和她的那些副词：“不可避免地”、“不可挽回地”、“无可辩驳地”、“无可救药地”、“严厉地”、“最终地”等，这些词音节长，互相抵消，好像成了一种勇敢的通俗方言。
她常常深夜从特鲁维尔打电话来。那年夏天，她在那儿替《解放报》写专栏文章。我觉得她激动而不安。波兰事件、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罢工使她心里七上八下的。
“最糟的，是无法跟任何人谈一谈。你知道，有一万七千人罢工，现在可能有三万了。你有消息吗？”
我知道得一点也不比电话信息台的那个男职员多。玛格丽特刚打电话问他波兰航班的号码。
“那个职员不知道……”大家想分享这一快乐。人们再也感觉不到格但斯克的快乐了，因为这种快乐是革命性的，而革命的思想已离开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我。我无法像她一样激动。
“怎么，你睡觉了？这是讨厌的极权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