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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楚风沉思了片刻，说：“打个赌吧，将来也算是一个段子，就赌我那辆车。那辆宝马打上7折，作价70万，如何？”
丁元英说：“随你，要打赌我就一赔五。”
韩楚风问：“这么有把握？”
丁元英说：“不是有把握，是胜算多一些，公道。”
韩楚风倒上酒，笑笑说：“总裁年薪60多万，我就是当了总裁也未必能做过5年，你一赔五，我赢了是赢，输了还是赢，还说什么？再来三杯！”
两人又是连碰三杯，瓶子里的酒所剩无几了，丁元英已经有些蒙胧了。
韩楚风说：“这第三桩，私募基金正在盈利的势头上，可你说停就停了。詹妮是最大的受益人，她不反对，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多好的财路，不要厂房不用机器，没有环保制约和劳资纠纷，可你说停就停了，为什么？”
丁元英说：“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得适可而止，不然他们会跟你急。”
韩楚风眉头一皱，倒上两杯酒往前推了一杯，说：“元英，我就真市井到咱们之间都不能沟通了？”
丁元英点上一支烟说：“再说，就不是人话了。”
韩楚风一笑说：“不是人话的话就更得听听了。”
丁元英沉默了许久，说：“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有一种自卑感，老是格格不入，就想找个地儿一个人呆着，没有主义，也没观念冲突，相互之间谁都不妨碍。过去做不到，现在有了俩钱儿，有可能了。”
韩楚风紧锁眉头凝神思索了片刻，说：“听起来是不大像人话。”
两人又各自喝了一杯酒。丁元英放下酒杯，重重地吐了一口烟雾，说：“都说商场如战场，可私募基金这个仗已经打不下去了，那不是打仗，是屠杀。中国的股市何以成了一台取款机？谁破译了文化密码谁就能开箱取钱。愚昧对于智者固然是一种社会资源，可是利用这种资源掠取的好处越多，心里就越不是个滋味，这时候不用你跑到纽约、柏林，你就是站到长城上也会想到，我是中国人。”
韩楚风点点头，感叹道：“是啊，连你这江湖混子都下不去手了。佛教讲圆寂，那是佛的境界，咱这色体肉身，沉默也该是一种境界吧。”
丁元英自嘲地说：“这叫什么境界？反感而屈服着。我自己都中庸圆融，又凭什么对老祖宗的道法品头论足？一品一论，我就更不是个东西了。”
韩楚风说：“其实哪个不想清静？可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推着你随波逐流，根本就由不得自己。仔细想想，北京这么大个都市还真找不着个犄角旮旯能养养神。”
丁元英说：“北京像个淘金场，个个都觉着自己是龙胎凤种，太闹了。”
韩楚风给自己倒上一杯酒一口喝掉，说：“你对传统文化的成见是渗到骨子里了，那可是一个油盐不进的圆，有那么多神圣的词儿在等着你，又那么实用。”
丁元英说：“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以有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是有什么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是符合事物规律的文化还是违背事物规律的文化？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韩楚风再倒酒，刚倒出几滴酒瓶就空了，于是又打开一瓶，给两人都倒满一杯，他与丁元英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把杯子往桌上一顿说：“文化属性这个词提得好，点题。”
丁元英说：“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咱们这些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闯入战场，得先活下来。等定下神，时代已经变了，真的是穷则思变了，可中国毕竟是政治文化搭台，传统文化唱戏，不知道老祖宗的那点东西还能把这条船撑多远？”
韩楚风说：“所以要转变观念。”
丁元英说：“是转变政治文化观念还是传统文化观念？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是不是一个炉子里的两个烧饼？如果我们的文化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那就不用转变观念了，中国人坐庄家，让别人跟我们接轨好了。我们老是躲在屋里唱《我的中国心》，多辛酸！”
韩楚风身体略微后仰靠在沙发上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政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者之上的，转变观念的要求使两者都陷入了理论真空，找不到着陆点。”
丁元英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到底一句话：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什么是客观规律？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韩楚风又倒上两杯酒，又是与丁元英碰碰杯一口喝干了，惬意地说：“痛快！痛快！这酒喝到这个份儿上才刚刚喝出点味儿来。”
丁元英的酒量哪里能与韩楚风这样对饮，端酒杯的手已经开始摇晃了，他刚喝完一杯却又自己给自己倒上一杯一口喝干，失控地放下酒杯说：“今天你我这等角色也大言不惭说文化，已经不是个东西了，索性就婆娘骂街了。”
韩楚风哈哈一声大笑，做了个非常绅士的手势说：“您请！您请！”
丁元英醉醺醺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
韩楚风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再也笑不出来了。他的酒量比丁元英大多了，此时从容地倒上两杯酒，手不抖酒不颤地递给他一杯，自己端起一杯，碰过杯子一饮而下，然后静静地看着他，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话：“兄弟，我用一位哲人的话给你画个圈儿，你就在里面好生呆着吧，你一出声就会被另一种声音活埋了。”
丁元英问：“什么圈儿？”
韩楚风没有回答，脑海里却想着尼采的一句话：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在他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
·4·
第四章
那天晚上，丁元英着实喝醉了，一觉睡到第二天的下午。下午四点钟，他和肖亚文、马主任、小赵一行4人离开北京。
北京距古城300多公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4个多小时抵达古城。肖亚文在汽车驶离北京时打电话通知了芮小丹，在进入古城市区后又给芮小丹打了一个电话，晚上9点他们的汽车驶入古城南村小区。
芮小丹已经在16号楼的三单元楼下等候了，她身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是维纳斯酒店的厨房工人，被临时派到这里每天24小时看房子。芮小丹穿着一身警服，身后停着一辆桑塔纳警车。她是有意这样做的，暗示距离感和更多让对方明智的信息。尽管她没有见过丁元英，但这件事本身就使她对这个人没有好感。
汽车在离芮小丹几米的位置停下，肖亚文先下了车。由于这种特殊的场合，两个人的热情里自然地少了几分随意。
肖亚文为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
芮小丹以东道主的姿态主动伸出手礼节性地跟丁元英握了一下，说：“你好。”
丁元英也说了一句：“你好。打扰了。”
丁元英的酒劲儿还没有完全醒过来，身上还带着一股酒气。芮小丹立刻想起了肖亚文的那句话：酗酒、女人，花天酒地。这更增加了她对这个男人本来就不太好的印象，她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像一根找不到具体的位置但又确实隐藏着的钝刺藏在肌肤中。
芮小丹介绍说：“这个小区有卫生所、菜市场。周围没有工厂，很安静，房租也不高。从这儿往南走一百多米就有一条小吃摊街，很方便。先到房间看看吧。”
大家一起上到五楼，也是顶层。因为家具、电器等生活用品早就运来，所以丁元英此次并没有多少行李，只有一只皮箱、一旅行包衣服和一袋子从柏林购买的CD唱片。
大家一进屋就感觉到一股闷热迎面扑来。芮小丹说：“五楼的楼顶没有隔热层，太阳晒一天都晒透了，你得装个空调。房东有个条件，要装就得装名牌柜机，空调钱的一半可以顶明年的部分房租。因为这事不是很急，所以还是等你来了再决定。”
丁元英说：“我知道了。”
这是一套70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新房子，白色仿瓷涂料墙壁，灰色水泥地面，门窗都刷着白色的漆，没人住过，也没进行过任何装修。墨绿色的丝绒窗帘是新挂上的，纯色没有图案，在灯光下几乎接近黑色，让人感到一种压抑的沉静。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是从北京运来的丁元英的生活用品。床、写字桌、沙发、茶几都已经摆放就绪，一千多张CD唱片整齐地摆满了卧室的书柜，只有客厅的东墙角集中放着一台电视、一套音响器材、两台笔记本电脑等电器类物品。
肖亚文指着一堆电器说：“丁总，这些我们不会装，没敢动。”
丁元英到卫生间看了看新装的电热水器，然后来到厨房，厨房里空空荡荡，只有他的那套工夫茶具放在瓷砖贴面的橱台上。
肖亚文说：“您交代过的，不买炊具。”
丁元英说：“用不上，在外面吃省事。”
马主任看后说：“丁哥，这太简陋了，能行吗？”
丁元英却满意地说：“吃的、洗的、听的、看的都有了，挺好。”
芮小丹说：“丁先生，门锁是新换的，但是东西搬来后就一直有人在这儿看家，你再换一个，大家就都放心了。”
丁元英说：“不用不用，谢谢了。”
芮小丹递给丁元英一张纸条，冷淡而客气地说：“丁先生，这是我的电话。亚文是我的朋友，大家就不用客气了，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就给我打电话。”
丁元英接过纸条说了声“谢谢”，然后又对大家说：“我这儿没事了，你们回去吧。”
肖亚文也对芮小丹说：“我们还得连夜赶回去，这次就不聊了。”
芮小丹说：“以后有机会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