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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是谁呢？
第六部分：聚首张太雷出现在伊尔库茨克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
一位戴眼镜、梳分头的二十三岁中国小伙子，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在筹备大会时，他是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组织成员）。
他用流畅的英语，在大会上致祝词。他的第一句话，便非常清楚地点明了他的身份：“我很荣幸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
显然，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他的祝词说：
“我们大家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击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建立起同日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便是张太雷。他是与维经斯基一起从北京来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了两位书记，负责中国部的工作，一位是张太雷，另一位便是维经斯基。
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尽管那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各地成立小组的阶段，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是张太雷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而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致祝词。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原名曾让，字泰来，取义于“否极泰来”。上小学时，校长马次立给他取了学名张复，取义于“复兴中华”。后来他改名太雷，取“泰来”谐音。曾用过张春木、张椿年这样的名字。
张太雷八岁的时候，父亲便病逝了。靠着亲戚的接济，他艰难地在常州读完小学、中学。在中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英语，跟赵世炎很相似。
十七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这样，他从常州来到了北京。不过，北京大学的学制长，家境贫寒的他难以维持。于是，才念了几个月，他便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在《华北明星报》做英文翻译。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太雷是天津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担任天津学生评议会的评议长。他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跟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有了联系。他结识了李大钊，也结识了周恩来，他开始从一般的进步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原本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过六年，跟张太雷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张太雷在北大结识了罗章龙，罗章龙介绍他认识了那位来自俄国海参崴的汉学家鲍立维教授。鲍立维刚来中国时，先是住在天津“特别一区”。这位教授跟俄共（布）有着许多联系。
北京的华俄通讯社招聘工作人员，张太雷去应征，为这家通讯社做些翻译工作，跟俄共（布）有了更多的联系。
一九二○年四月，当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经鲍立维介绍，张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用英语跟他交谈，非常欣赏这位风度潇洒、英语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
张太雷成了当时活跃的“三张”之一。不过，张国焘、张申府还只是奔忙于北京—上海之间，而张太雷则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间频繁往返。
一九二○年六月，已经在北洋大学毕业的张太雷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参与了陈独秀、维经斯基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也参与其事。
不久，他又来到北京，参与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接着他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回到天津，他筹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书记。他起草了中国第一个团章：
1）宗旨——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
2）方法——①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②调查工人的状况；③散发文献书籍；④基础的宣传鼓动；⑤组织讨论；⑥出版文献读物；⑦邀请名人演讲；⑧组织研究社会主义；⑨协助组织罢工。
3）一切人，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可成为天津共青团团员：①学生，②工人和农民，③人力车夫，④铁路工人，⑤搬运工人，⑥店员，⑦士兵，⑧经大多数团员赞成的所有同情者，都可以被接受为团员。
4）加入天津共青团组织需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团员介绍。
第3条中说到的“士兵”，由两人介绍可被吸收入团；而凡为“同情者”，须得大多数团员的同意才能被接纳。
5）开除团籍——如果某个团员作出了危害其他团员的行动，或是发生了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根据两名或两名以上团员的呈报，经大多数团员同意，他就要被开除出团。
6）经费由团员自愿捐献。
7）执行机构为书记处或各小组的代表、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社会主义研究部。各部门负责人每月选举一次。
8）会议时间——例会定为每星期一次。
9）补充条款——修改本章程，需有三名团员提议，由全体大会通过。转引自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夜，张太雷兴奋地跟一位路过天津的朋友，用常州话谈到夜深。
这位朋友斯斯文文，一副金丝边框眼镜后闪烁着精明聪慧的目光。他跟张太雷有着同乡、同窗之谊，比张太雷小一岁。此时的他，初出茅庐，后来他的大名震撼中国——瞿秋白！
瞿秋白是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在一九二○年十月十五日获得远东共和国派驻北京的使节优林的签证，获准前往苏俄采访，成为中国第一个访问红色苏俄的记者（日后他写了《赤都心史》）。
虽然后来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不过此时的瞿秋白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是明显地倾向于共产党罢了。
瞿秋白在天津逗留了两天，然后由张太雷送他登上北去火车，经哈尔滨进入苏俄。路过哈尔滨时，瞿秋白“无巧不成书”，竟在那里遇上参加过共产国际“一大”、“二大”的刘绍周。当时，刘绍周随张斯代表团回来，正在哈尔滨。只是刘绍周竟不知道中国各地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以至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出席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
送走了瞿秋白，过了一九二一年的春节（辛酉年正月初一为一九二一年二月八日），张太雷忽接李大钊的通知，马上赶往北京。
在北京饭店，张太雷见到了从广州回来的维经斯基。张太雷获知，经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派他前往伊尔库茨克工作。
于是，张太雷和维经斯基的“记者团”同行。这时，原先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的俄共（布）党员杨明斋仍在上海。张太雷也就成了“记者团”离华时的翻译。
第六部分：聚首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莫斯科“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刊物《革命的东方》，在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合刊中，发表的一九二一年六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的一份报告中，有这么一段：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的春天到达了伊尔库茨克，为了与远东书记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
在《革命的东方》杂志披露的这份报告中，提及了一个名叫“杨和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译音）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这两个中国人（引者注：其中之一指张太雷）和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国部。……
“张太雷和杨和德于一九二一年六月离开伊尔库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位“杨和德”，又被译为“杨厚德”。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回忆张太雷》一书一九三页中，特地加了一条注释：
“按俄文音译，应为杨厚德，旧译杨和德，系从英文转译。”
不论怎么译，这位“杨和德”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且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
不过，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屈指可数。就连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有名册可查。查来查去，没有“杨和德”、“杨厚德”其人。
其实，“杨和德”、“杨厚德”都只是音译罢了。他的准确的中文名字应为杨好德。
杨好德又是谁呢？
杨明斋的本名叫杨好德！
杨明斋本来作为俄共（布）党员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如今，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完全合乎情理。确实，他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伊尔库茨克的最恰当的人选。
杨明斋是在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之后，去到那里的。
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另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松。他的英语也不错。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