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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代我也当过一段时间的班长。大概老师是指望我当官以后会荣生出一种身为班干部的自豪感，自觉克服上课开小差讲小话的毛病。但铁一般的事实毋庸质疑地证明，某些人是穿了龙袍也不像太子的。我公私两不误，甚至利用职权，勒令我倒霉的同桌接下了早晚开门关门的苦差。当然，干活的这位可没觉得那是苦差，人家甘之若醴着哩。我妈说，幸好我不是官宦子弟还对仕途没兴趣，否则吃了皇粮也肯定是贪官的坯子。
当官的人难免会沾染矫情的破习气。我那时以成绩好，作业完成速度快而著称。我的作业一向造福方圆。可我顶不稀罕坐我后面的小男生，嫌弃他是傻兮兮的留级生。有一次，他没打招呼就抄了我的造句。我那时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了一种原创作品惨遭剽窃的愤怒感，举手报告老师，老师，陈旭抄我作业。
迄今都觉得当时弱智的够可以。
“你的作业，会有人抄吗？”老师轻飘飘的一句话把我打到了谷底。我的自尊心受伤害了。老师大概觉得八岁的孩子还没有自我意识，可我从小就是个早熟的孩子。这句话，我听得懂是什么意思。
我忽然觉得没意思，觉得自己平日煞费苦心讨好老师取悦老师的举动真够白痴。就为了老师偶尔的一句表扬，我每次写数学作业都把练习题最后没有要求写的思考题也写进去。甚至题目旁边拿着小棍指题的小狗也不惜时间精力的依样画上去。到今天我还能随手就把那只吐舌头的小狗给画出来。小学生对老师那种莫名的崇拜情节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就匆匆落幕了。我开始觉得，谁也不比谁高尚，教师不过仅仅是一种职业而已，不见得非要比街上的商贩崇高。
班长生涯也没持续多久。那一年下雪，我们很多同学都抓了雪偷偷放进嘴巴里尝。陆西说脏，不让我吃。我躲了他好久才逮着机会塞进嘴巴。嘴里刚含了雪，上课铃声响起。老师一声“上课”令下，我喊“起立”两个字立刻漏了陷。结果那就一个词，凄惨。雪，勒令吐掉了；检讨，一办公室的老师监视下写。我爸被火急火燎的找来以后，看见他闺女小辫子乱七八糟，抬头，含着一泡眼泪，鼻尖红红，带着哭腔喊“爸”。麦家家长顿时愤怒了，他家的闺女，他都舍不得动一下，哪轮到别人插手。我爸始终认为，无论如何，老师都不可以对学生动手。孩子送进来是受教育学知识的，不是给你练手用的。
压着一肚子的火，低三下四地听完训（闺女还得在人家手底下混，要隐忍，不能爆发），爸爸把我接回家。
我坐在我爸的车上，怯生生地伸手拉我爸的衣服下摆，爸，别告诉我妈行吗，我妈会打。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我爸眼睛红了。他粗声嘎气地向我保证，不打，你妈要敢打你，我帮你。
回到家，我果然没讨打。我妈摸着我红红的脸颊，轻轻问，麦麦，还疼吗。
我摇摇头，乖乖吃饭，连我平时最讨厌吃的菠菜我都搛了好几筷。
后来想想，我妈没打我是因为看见我脸红红的，以为那是老师打的。实际上，我是被这么多人盯着写检讨觉得羞赧。老师对我的体罚就是拽了我的辫子，让我很没面子。想到被我爸妈冤枉的老师，我也觉得她好无辜。
三年级重新分班，我终于迎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位喜欢的老师，我的语文老师，高丽娟。她是内蒙人，跋江涉水到我们这个南方小镇来真可谓千里迢迢。高老师文静而温柔，我那时侯开始从图书馆借《红楼梦》看，觉得曹雪芹老先生借宝玉的口说“女人是水捏的骨”真是妙极了。高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开放式的，在她的课堂上，没有举手这个概念。对于她提出的问题，人人都可以随便作答。无论你想到什么，无论你的答案有多么匪夷所思，你都可以站起来回答。她绝对不会说出任何讽刺的话。她鼓励我站在讲台上没有任何底稿的发言，她教会了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甚至书上提供的答案也未必正确。这种新奇的模式，我以后的日子，就是进入所谓以自由开放闻名的大学讲堂也没有再体验过。
我记得三年级有一篇课文《雷达与超声波》。老师让我们讲述雷达和超声波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同学回答以后，她笑着说，火车还差几里就进站了。第二个同学回答以后，她又说，哎呀呀，火车好象过站了。班上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大家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说自己的答案。过了一点，差了一点，她始终微笑着，谆谆煽诱。我回答到了点上，她立刻大声地夸奖我。真的，孩子需要鼓励，我对语文的兴趣就是随着这一声“棒极了”而建立起来的。
课后，老师问我，镇里组织举办全镇小学生的学科竞赛，你想不想参加作文比赛。
我犹豫了一下，因为各学科的比赛是同时进行的，先前我已经答应了美术老师去参加比赛。老师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回家的路上，我问陆西，你参加什么比赛。
“数学老师说，出卷子的那个老师生病了，比赛取消。老师让我参加作文比赛。你呢，美术比赛用的水彩笔准备好了没有。我妈给我买了二十四色的，可以给你用。”
第二天刚到学校我就去办公室找高老师，等了好一会，老师才拎着包包走过来。看见我，她很惊讶，麦爻，你有什么事吗。
“老师，我决定参加作文比赛了。”
作文比赛是命题作文《她真好》。出考场以后，我问陆西，你写了什么。
“奶奶啊。”
“那你肯定拿不到好名次。”我斩钉截铁。
“为什么？”陆西转头看我，黑黑的眼睛明亮而恬静。
“所有人都这么写，了无新意。”
“他们写的是妈妈。”
“一样的道理。”
我沉浸在自己的懊恼里，没有去思考漂亮的小男孩陆西清水般澄澈的眼睛里面承载的东西。其实我对他说那些话只是为了心理安慰。在此之前我们训练过的作文都是看图作文和诸如“我的妈妈”“可爱的校园”之类有明确指向性题目。我又从小不待见作文参考书。所以在看到《她真好》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把“她”跟妈妈外婆挂上钩。我写的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一个萍水相逢在下雨天撑伞送我回家的陌生学姐。我在作文里写：我从来没有认为陌生人有必要帮助我。但她及时遮挡到我头上的伞，挡住的岂止是漫天的冰雨，带来的又何止是一隅的干爽。
写完以后，我还挺骄傲，我居然写出了“隅”字。
大概像我这样看到《她真好》还想不到娘亲大人的孩子太少。我的作文竟然傻人有傻福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本厚厚的软面抄。我怕我妈想到这一层，本子一下来就积极交给我妈当记帐本。并再三再四地强调，我是思前想后踌躇再三才落的笔，文章就是要有新意，险桃一颗胜过烂杏一筐。实际上我一直惦记着电视里播的《白眉大侠》，只想赶紧交卷走人，哪来的工夫再三再四。
陆西有没有拿名次，我不知道。我都得意翻了，第一名只有一个，他就是拿了名次也没我好，这才是最大的关键。
得了第一名也没能改善我音乐课的处境。我跟音乐老师结下梁子可追究到第一节音乐课上她点名。
“麦……”老师卡壳了。
台下的同学哄笑：“老师，麦爻，那个字念yáo。”
老师神色尴尬，大声呵斥：“笑什么笑，笑什么笑。麦爻同学是不是，你好象对你的名字很得意。那么这么好的名字抄100遍交给老师。”
我傻眼了，这关我什么事，我又没有笑。
她不是第一个不认识我名字的老师。“爻”字虽然好写，但比较生僻，除了八卦图里“—”称阴爻，“—”称阳爻，平常场合很少使用。连教我们语文的高老师也不认识这个字。不过她比较狡猾，点名的时候，她故意漏叫了我和另一位同学的名字，最后再问“还没有没有哪位同学没有点到？”我俩举手，报出自己的名字，她就不动声色地度过了进退维谷的难堪。
我很愤怒，不认识我的名字你也犯不着罚我抄写吧。我最恨罚抄名字这种没建设性的变态惩罚，简直就是在变相谋杀和浪费地球有限的资源。纸笔油墨皆是工人的血汗啊。
我没抄。我对老师早就没有莫名崇拜情节了。跟语文老师熟，进办公室像进教室一样自然。我才懒得理会音乐老师呢。何况音乐老师曾经被校长老婆打上门过（她就是我上幼儿园小学校长有事没事就过来搭讪的那位漂亮阿姨，终于被调到小学来了。），小孩子吗，总觉得自己纯洁而干净，对所谓的“破鞋”很看不上眼。然后我的罚抄就从一百涨到两百，再涨到四百，依次递增。什么时候抄完，什么时候可以回位子上坐着听课。
我的桀骜和倔强发挥到了极致，说不抄，就是不抄！每堂音乐课，无须她冷嘲热讽，我会自动站到教室后面。班主任经过教室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很惊讶，我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他找音乐老师了解情况，想替我求情。但音乐老师仗着有校长撑腰，飞扬跋扈极了，根本甩都不甩刚师范毕业的班主任。高调做事、低调做人，音乐老师太孟浪，仗着年轻貌美，不谙生存法则。后来校长另结新欢，（这个校长就是我前面提过的副校长，老校长已经退休了。）音乐老师撒娇撒泼也没任何人同情她，人人都在旁边看免费的话剧。
总之，我的站墙角生涯持续了足有一学期。同学们从一开始的嬉笑到后来为我忿忿不平。我那时杂七杂八的书看的多，希奇古怪的事情知道的也多，甚至还有一个外号叫“周博通”，在班上很是有一定的地位。大家在私底下议论“是她自己无知呗，不认识麦爻的名字还怪别人”。音乐老师就是学校的王母娘娘，谁敢当她面说啊。我站惯了也无所谓，反正一堂课也就四十分钟，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