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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真够巧的，这位老人就是那次盗墓的参加者之一。
他说，那是一九四九年春上，国民党军队南撤了，解放大军还没有开过来，这儿成了“几不管”，社会秩序混乱，群众生活困难，就想到墓里挖点财宝救救急。
程如峰一听来了劲，问老人：“挖包公墓你也在？”
老人说：“在。这一带坟墓多，挖墓是平常事，家家户户住的多是窑洞，自古就有挖洞的本事。”
“包公墓被挖下去多深呢？”
“两丈多深吧。”
程如峰有些吃惊：“你们不怕墓土塌下去，把你们埋了吗？”
老人笑道：“咱们这里土不塌。”他指着窗外说，“你看家家的窑洞不是都很安全吗？”
“你们在里面是不是发现了石头？”程如峰突然问。
宋代的墓葬是有严格规定的，包公官至二品，已跻身“二府”，所以合肥大兴集黄泥坎清理出的包公墓的墓室是石棺。程如峰认为，认定包公墓这一点至关重要。
张书章老人直摇头，说：“石头蛋子也没有。”
“有没有发现砖头呢？”程如峰想了想，又追问了一句。因为合肥出土的包公墓志石，就是安放在棺前由六层灰砖砌成的方台之上。
张书章老人肯定地摇了摇头。
“也没有发现棺材？”
“啥也没有。”
“看没看到人骨呢？”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便有棺材，有衣饰，都不能说明它是真正的包公墓，何况包公的遗骨已在合肥被发现。但程如峰仍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因为他太奇怪，这儿怎么会冒出个包公墓，而且还堂堂正正立有“大清碑记”。
老人说：“更没有。白忙活了一场。”
老人回忆道：“最后咱们不死心，不相信会一点收获也没有，就把墓土用口袋装上来。”
“结果呢？”
“啥结果，用筛子过了两遍，只筛出几颗小珠子来。”
程如峰边听边记，这时抬起头，问：“珠子是啥样的？”
老人说：“有的像豌豆圆，还有枣核样的，好几颗。”
“那些珠子呢？”程如峰停下了笔。
老人笑出了满脸的皱纹，最后耸耸肩说道：“谁还留那个呢，早给小孩换糖吃了。”
在清理包绶墓时，程如峰曾见到过这样的小珠子，有枣核大小。刚才他们路过宋真宗墓地时，在文官模样的石人的衣饰上，他也发现有这样的小珠子。根据张书章老人的介绍，后泉沟的这座包公墓里，既无石棺，又无棺骨，甚至连一块碎砖也没有，有的只是宋代文官衣饰上的小珠子，据此判断，这里的包公墓只会是座衣冠冢。
显然因为这里的包公墓已被冷落多年，平日无人问津，张书章老人又以为程如峰和汪冰盈二人是专门来此观光的，就说这包公墓平平常常，不值一看。并说：“看景不如听景。”
接着讲了一个关于寇准墓的故事。
他说寇准的墓早先是在洛河边，康熙年间有次涨大水，眼看要把寇准墓冲毁了，巩县张知县打算把寇准墓迁到东边的一个高地上去。谁知在动土的时候，无意间竟挖出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几行字：“我是大宋寇莱公，康熙四年被水冲，巩县有个张知县，要把微臣移向东，要向东，狠向东，新人脚下有墓坑。”张知县一看，大吃一惊，想不到几百年前寇莱公早就算到这一天，神了！于是他们就按照碑文上指点的，抬着棺材向东走呀，走呀，忽然看到一顶坐了新娘子的花轿停在路上。张知县心里想，碑上说的“新人”，不就是眼前的这个新娘子么，于是就在花轿歇脚的地方，挖了个墓坑，葬了下去。这便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寇准墓。
张书章老人说完故事自己先笑起来，说道：“可不，听起来，不是比你们真的去看寇准墓有趣得多吗！”
这故事一听就知道来自杜撰。但张书章老人的坦诚热情风趣和富有民间艺人的乐观浪漫的色彩，都给程如峰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不知怎的，张书章老人在讲寇准墓的故事时，他的思想老是走神儿。他还一直在想离老人门外不远的那座包公墓。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子驾崩是在七个月之内完成安葬，诸侯则是五个月。但是，包公从头年五月去世直到第二年的八月才安葬，这中间，就历时一年三个月，显而易见，已经大大超出当时制度规定的时间。如果没有特殊又特殊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允许的。这是犯了欺君大罪的。
当然，特殊的原因还是有的。从开封到合肥，当时只有水路，途中要经过黄河、运河和长江，然后经由巢湖进入南淝河，最后才能抵达合肥。路途较远，耽搁的时间将会很长。
可是这理由并不充分。因为，这段水路，无论怎么走，也不需要一年，似乎还有别的更复杂的情况。程如峰设想：包公在开封威望极高，死时“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连宋仁宗赵祯也亲自到他家吊唁。就在这举城哀悼声中，宋仁宗极可能一时动情，拟出让包公陪葬皇陵的圣谕，并下令营办冢墓。但是，丧礼过后，冷静下来，各种矛盾便逐渐突出。首先，包公职务不过枢密副使，官不过二品，如果敕他陪葬皇陵，包公之前以及当朝地位比他更高、功劳更大的重臣贤相，又当如何礼遇呢？再说，包公从中进士到去世，全部政治活动都在宋仁宗时期，陪葬宋仁宗在情理之中，但从巩县芝田陵区的现场看，包公墓距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最近，仅有一两华里，而距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则有十华里之遥，以包公陪葬先朝陵墓，这就涉嫌“僭越”，为宋代礼法所不容。可以想象，包公生前的众多反对者，这时势必会群起反击。在各方面的责难之下，宋仁宗权衡利弊，不得不收回成命，乃令包公回原籍安葬。
这么一费周折——也似乎只有这种周折才符合历史逻辑——在巩县已经建成的包公墓，就作为包公衣冠冢留存下来。
换一个思路，出于历史的某些误会，巩县包公墓也许是一座张冠李戴墓。因为张冠李戴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远的不说，在这之前不久，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就很能说明问题。
长沙马王堆在没有发掘之前，谁都认为它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坟茔，所以大家才把它称作“马王堆”。打开之后，全傻了眼。原来它不是五代楚王马殷墓，而是西汉初年长沙王丞相侯利苍墓。
程如峰从张书章老人的家里出来以后，顺着沟沿，在周围作了一番认真调查。越调查，疑团越多，当了解到附近古墓的安葬情况时，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从宋代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看，包公墓的位置不可能距宋真宗的李后墓不过里许，而且是葬在同一条高高的岗脊之上。李后原为宋真宗的司寝，因为是宋仁宗的生身母亲，宋仁宗执政后便将她追认为皇后，改葬在现在正宫的位置。包公同李后葬在一条岗脊上，而宋真宗真正的皇后及杨后二人却又都被葬在岗坡下的一个洼地里，显然是有失“君臣尊卑”之礼的。
再说，寇准是宋真宗的宰相，究其地位、功劳、才干、名望，样样胜过包公，他陪葬皇陵，墓地居然在距宋真宗的永定陵十二华里的洛河岸边，而包公作为后代臣子，葬地却与永定陵这样亲近，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这都是很难解释的。
程如峰猜测，巩县后泉沟北岭上的这个“包公墓”，更有可能是一个亲王墓。这个亲王，应该是燕王赵元俨。
赵元俨是宋太宗赵光义十分喜欢的第八子，宋真宗的爱弟。宋真宗曾先后封他彭王、通王、泾王。此人资质严毅，喜儒学、好文词、善书法，刘太后当朝时，他自以为属尊望重，恐遭忌祸，佯为疯癫，杜门不出。宋仁宗亲政，对这位贤皇叔极为尊宠，又先后晋封他为定王、镇王、孟王、荆王，人称“八大王”，名闻中外，是后来戏剧中“八贤王”的原型。赵元俨晚年染上重病，宋仁宗亲至卧室，手调汤药，赐他白银五千两，但他坚辞不受。死后，范仲淹奉宋仁宗之命，用了五个月才完成其葬礼。
赵元俨生前死后受到如此特殊礼遇，应该不会像一般亲王一样葬在宗室的墓区，把他葬于兄长宋真宗永定陵的附近，倒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就这位燕王的性格、声望来看，倒是都与包公有许多相似之处，包公的大名后来日益深入人心，久而久之，就把赵元俨墓讹传为包公墓，情理也是说得通的。
第十四章大包村，小包村
合钢二厂基建处的张国麟和王占魁，在包公墓园清理工作中的最后一项工作，是代表企业处理好已经装进十一口小棺材盒子中的遗骨。他们找到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包义旭早和族人商量过，考虑到包公的父亲包令仪原来葬在合肥东门外的螺蛳岗，一九五三年因建安徽纺织厂，被迁到了肥东县大包村的龙山，于是就说：“也迁到龙山去。”
张国麟和王占魁也都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叶落归根嘛。这样包公就合家团聚，五代同堂了。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亦会感到安慰了。
按照当时的规定，每穴的迁坟费是五块钱，就发了五十五元人民币给包义旭。这天，他们调来一部江淮牌的敞篷汽车，装上十一口小棺材，由包公三十四代孙包遵元带着包遵文、包遵安、包遵章、包先友、包先福、包先学、包训芝、包训素三代十多位包氏后裔，护送老祖宗的遗骨向大包村进发。为照应车辆，张国麟和王占魁也随同前往。
出发前，吴兴汉似乎预感到此行凶多吉少，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容乐观，“批林批孔”正闹得惊天动地，已经作古两千多年的孔老二，还被拉出来接受批判。他不能不多点心眼儿。为防不测，他专门跑到“万岁馆”开了一张介绍信，带在身上。程如峰正好从河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