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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合钢二厂不是在此处建石灰窑，不是包公墓群必须迁移，这项清理工作不曾发生，那么，包公的后世子孙，千秋万代都会把董氏的坟头当做包公墓继续扫祭！
假如，董氏墓志不出土，董氏的墓室不大白于天下，那么，生前与包公相依为命的这位“诰命夫人”，会因为史书方志上无文字可考，包氏家谱上的张冠李戴，而永远沉冤于地下，无法被世人知晓！
假如，不是包公墓群的六合墓志同时出土，假如，我们轻信了史志和家谱，那么，包公前二代、后三代计六代人中，除崔氏一人而外，他们的所有的配偶，将无一幸免地成为尘封地下的历史秘密！
假如，是的，假如不是包公墓、董氏墓和崔氏墓三合墓志铭的相继出土，那么，人们将永远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为包氏家族延续香火，以至人丁兴旺，这其中多亏了包公身边的一个孙姓女子，和被《宋史》及家谱都搞错了名字的包公的次子包绶！
假如，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假如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么，通过清理发掘才知道的发生在包公家族中的那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将永远不得而知；包公的遗骨，也将可能随着时间的更迭，和常人一样，最后化为泥土，不可能再见天日！
历史的真相被保存下来，有时实在是十分偶然的。与之有关的任何一节链条，哪怕看上去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一旦断裂，就会连最重要的东西也尽数失去。然而，往往就在那些被看似最脆弱的链条行将断裂之时，冥冥之中就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一个奇迹猝然而至。
夏广宏老人的出现，无论如何是个奇迹。
在程如峰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上，记下了对夏广宏老人最初的印象：他生于一九〇〇年，当时七十三岁。他曾干过十多年的石匠活，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石匠；他能如数家珍地向你道出那些地宫以及出土的墓志石都采自何处。他说包公地宫的石料，是从包公老家肥东县小包村的东大山上开采的；董氏地宫用的是红糙石，那是在合肥西门外的九里沟就地取材的；几合墓志的石料全来自巢湖边上的庐江县金牛铺，只有那里的大青石纹理细，绵性强，宜于刻字雕花。他提供的这些口头资料，和后来对石料产地的确定，都对包公墓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夏广宏老人回忆，大兴集黄泥坎这一带，土名曾叫“汪家圩”，最早就叫“夏家岗”。原先，他们夏家并不耕种包公墓田，他的岳父才是看护包公墓的传人。岳父姓邓，只生一女，邓女嫁给他之后，看护包公墓的事儿，便也落到了他的身上。
夏广宏说，邓家守护包公墓是世代相传。传到他这一代时，真正的包公墓早就没有了坟头。这个秘密也就成了只有耕种包公墓田的守护人才能知道。
夏广宏老人的这句话，引起了程如峰的格外注意。他于是联想起南宋庆元五年（一一九九）包公诞生二百周年时，淮西路安抚使王？之重修包公墓时，林至写的那篇《重修孝肃包公墓记》，里面就曾说到那次重修时除加高了坟头，还特地砌了围墙。于是，就根据林至的文字资料和夏广宏老人提供的线索，清理小组又对包公墓群的周围，试探性地进行了一次挖掘，居然就在包公墓与董氏墓之间挖出了宋砖砌出的一段墙墓！
这段墙墓，解开了又一个谜，这就是说：早在七百一十四年之前的南宋庆元年间，真正的包公墓就已经被圈出了“包公墓群”之外，就已经把董氏墓当做包公墓加以整修了。
可是，庆元年间又何以会干出这等荒唐事呢？
认真研究林至撰写的那篇《重修孝肃包公墓记》，还是能够找出答案的。那里面说，“中更兵火，子孙流离”，包公墓“封丘荒颓，穿木剪拔”，“碣墓记藏”，以致闻者“为之恻然”。
不难想象，在林至的眼里，一场战乱，包氏子孙四处逃难，坟茔狼藉一片，包公的棺骨及墓志铭均不知去向。既然“封丘荒颓”，地面上的坟包已经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坏，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把董氏墓当做主墓重修，将包公墓圈出了包公墓园，也就不奇怪了；再说，偷偷迁葬包公棺骨和移走墓志铭的包氏后人，因为心有余悸，或是从保护好包公墓着想，明知官方错修，也不愿吐露半点真情，这些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问题是，如此重要的秘密，包氏子孙后来为什么会一点不知情？
为搞清这一谜团，程如峰又通过丁宁的帮助，一头钻进了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他要在那些尘封多年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去解开这一谜团。
他终于注意到，从包公入葬，到宋宁宗庆元五年，这中间的一百三十六年，合肥就蒙受了三次金兵的侵扰。最大的一次兵火，当数“靖康之变”，金兵大举南下。《契丹国志》提到金兵灭辽时，就曾对上京乾川、显川等地的辽代陵墓大肆发掘，盗取金银珠宝无数，所有神殿烧毁殆尽。《历代帝王宅享记》和《历代陵寝考》中，也有金兵破坏北宋帝王陵墓的记录。从包公墓厚重的墓志碎成数块，地宫竟遭“大揭顶”的破坏来看，这绝非一般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盗墓者所为，多半是金兵。
金兵三次占领合肥的时间分别是：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年）和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年）。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兀术攻陷合肥，不久渡江南下，次年九月败回，宋兵收复合肥；绍兴十一年元月，金兀术再陷合肥，攻至合肥城东百余里的柘皋，后被宋将刘、杨沂中所败，二月退出合肥；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底，金主亮再克合肥，进至长江，在采石矶战败，退至扬州，后被部下所杀，这年年底，合肥复归于宋。
金兵占领合肥时间最长的是第一次，达十个月之久，攻势最猛，行径也最残暴，破坏包公墓的可能性最大。后两次侵扰的时间都不长，但金兵都是被宋大败之后的卷土重来，报复性的滋扰与破坏，其残暴与凶猛，甚至会比第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十二年中间，金兵拉锯似的三次出入合肥，作为宋朝重臣的包公之后，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是度日如年，躲之惟恐不及，谁还敢把包公墓中的秘密吐露半句，天长日久，后来的子孙们不再知情，也是符合情理的事情。
至于《重修孝肃包公墓记》里为什么没有明确写出包公墓的破坏者，程如峰认为，这个答案也只有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找。包公去世后的六十六年之后，北宋寿终正寝，虽其后出现了南宋，但就整个国力而言，已无法与北宋同日而语。尤其是南宋与金自“壬戌之盟”后，两国以淮河为界，宋已对金称臣，每年宋廷都得给金国进贡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合肥距国境线淮河不过二三百华里，史称“边城之地”，作为南宋官员的林至，即使受淮西路安抚使王所托，撰写《重修孝肃包公墓记》，又怎敢触犯太上皇的尊严，指名道姓，署文勒石，直指金兵，以招来杀身灭族的大祸？
程如峰这些推测，很有道理，可惜没有更具体的史料可以佐证。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迟到的盗墓者在一无所获之后，恼羞成怒因而实施毁灭性破坏的可能，也不能绝对排除。有时，历史也只能留给历史了。
第十三章河南也有个包公墓
一切清理工作，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底结束了。
从四月到八月，从春到夏直到秋，大伙早出晚归，在大兴集的黄泥坎整整忙活了一百五十多天。辛苦是够辛苦的，但打点一下取得的成果，心里面还是乐滋滋的。
回头看看被发掘清理的现场吧：
一个坟头、一个墓室、两具棺骨，那是包绶夫妇的合葬墓；
一个坟头、两个石椁、两具棺骨，那是包夫妇的合葬墓；
一个坟头、一个石椁、一具棺骨，那是董氏的墓；
一个坟头、一个墓室、一具棺骨却有着两合墓志铭的，那是包公和董氏的迁葬墓；
只有一个石椁，已经被埋在公路下面既没有坟头也没有棺骨的，那是真正的包公墓。
除此而外，还有六座“无名墓”，以及只有坟头而既无墓室又无棺骨的“疑冢”假墓。
清理完了包公墓群，也就把深埋在地下的有关包公一家人的千古之谜，一个个地解开了。
但是，且慢，就在程如峰、吴兴汉也都认为这活儿干得“尽善尽美”的时候，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怀荃，却心事重重地从江城芜湖赶到合肥，来到了大兴集的黄泥坎现场。
他首先肯定包公墓志铭的出土是中国近年来考古事业上的一项重大发现；而一次性地把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的家族墓群一个不剩地发掘出来，这在全世界考古界也属罕见。
“不过，”他的话锋一转，“开封你们去过吗？”
程如峰不大清楚对方问话的意思，他摇了摇头。
陈怀荃说：“开封也有个包公墓。”
这意外的一句话，让程如峰一怔。在这之前，他从没听谁这样提过，但是陈教授说得言之凿凿，又叫他不能不信。
“你们最好也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陈怀荃自己也希望搞明白。
程如峰当即向吴兴汉汇报了这个新情况，吴兴汉听了也感到意外。
河南省的开封市，北宋时曾一度作为京城。包公担任开封知府时，执法如山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包青天”的形象也是在开封树立起来的。但开封也有个包公墓这事，程如峰和吴兴汉都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陈教授的话是放在发掘清理工作之前，他们或许能够相信，因为包公生在合肥，不一定就葬在合肥，再说合肥也早有“包公墓是假的”的传闻。等他们亲手挖掘了包公墓，还叫他们怎么相信别的地方还有包公墓？
当然要去看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