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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陈廷献这么一说，程如峰果然发现，如果不是在又偏又小的“一号墓”发现了包公夫妻真正的合葬墓，而是把人们一向视为包公墓的坟头依然看作主墓的话，那么，包公三代的坟头就呈现出一个半月形，整个墓园就显得半虚半实，很不规整。已葬的不宜迁徙，新死的辈分低又不相当。正是因为加了这座“疑冢”，在墓园的中轴线上，它与包绶夫妻的合葬墓正好东西对称。这样，坟头的布局就由半月形变成了众星拱月的态势，从而使得主墓居高临下，巍巍独尊。
这确实不仅可以迷惑盗墓人，也显出了墓园营造上的独具匠心。“疑冢”的出现，使大家的注意力就全集中到了主墓上。“疑冢”使得主墓的地位不容置疑！
善于在墓志上花费脑筋的程如峰，把整理出来的五块墓志铭排在一起，相互对照，试图从字里行间窥出个什么秘密来。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发现，崔氏、包绶、包永年，三人的墓志都明白无误地注明，葬于“合肥公城乡公城里东村”，具体的方位分别是“先茔之次”、“实先茔之次”，以及“祖茔之次”。“先茔”也好，“祖茔”也罢，指的当然全是包公墓，它在告诉人们：他们全是葬在包公墓的下面。
这就表明：在他们上面的主墓，编为“六号墓”的那座坟墓，就是真正的包公墓。
问题是，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志石，又确实是在那个埋得十分草率而又边远的小墓中发现的，并且，还发现了一个人的遗骨。至于是何人的遗骨，尽管一时半会儿还很难确定，但至少可以肯定，那个小墓只会是包公夫妻的迁葬墓。
那么，“众星捧月”的主墓，是否就是真正的包公墓，或者说是包公夫妻的原葬墓呢？主墓里，现在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它的里面，又将有一些什么样的秘密告诉我们呢？
周围“之次”的其他坟茔，大都发掘结束了，该是清理编为“六号墓”的主墓的时候了。
揭开了“六号墓”的墓室之后，一座精心建造起来的地宫便豁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座主墓果然非比寻常，整个墓室全是用条石砌成，条石又是以红砂石为主，少量青石。不论红砂石还是青石，外表都密密麻麻十分精细地凿有细纹形的柱状图案。东西两壁各用了三排条石，每排为十四根，齐齐整整向上叠砌，构成了一座坚固的拱形。各层条石的两端都削出斜石，有的斜面上还凿有凹槽，这种凹槽显然起着榫卯的作用，以加固墓壁的强度。
整个地宫筑造得固若金汤而又气势夺人！
石门两边的石墙，因损坏严重，残石已散落于泥土中。从墓门砖严重破碎和凌乱的迹象分析，盗墓者已多次光顾。地宫的石门洞开着，室内空无一物。
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在墓门外一米处的封土里，发现了墓志盖上的一个角。把它和从“一号墓”出土的董氏的墓志盖相比照，结果，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不厚不薄，严丝合缝，正好补上。
这一实物证明，这个一向被包家人认作主墓的大坟头，确实正是包拯夫妻的原葬墓。遭到破坏之后，包公的棺骨就被包氏家族偷偷迁到了“一号墓”。因为迁移时的惊慌，也可能因为董氏棺木已朽，没来得及或没办法随同迁走，才造成后来的一号小墓成了“一棺两铭”。也许是质地坚韧的楠木棺材使得包公的遗骨大多留存至今，而董氏的遗骨，早就在自己的墓棺中化成了泥土，总之，找遍了“六号墓”的地宫内外，也没有发现一片残骨。
从包公夫妻原葬墓的最后确定，越发看出建造“疑冢”的重要。平地堆出那么一座“疑冢”，就掩护了下面的包公的迁葬墓。包公的原葬墓屡被盗墓者穿穴而入，而包公却在迁葬墓里，安安静静地长眠了七百多年。
只是为了乱人耳目才发生的这些重要的变故，连包氏家谱上也都没有一点文字记载，竟害得包氏的后裔们全蒙在鼓里，年年岁岁去为一穴空墓祭扫。
但是，不管怎样说，包公墓之谜到底解开。剩下的，就只有请有关专家把从包公墓棺中收集到的遗骨作一科学鉴定，搞清是包公的，还是包公与董氏二人的。如果时间允许，那就一鼓作气把其他坟墓也都清理一下，估计还会有新的发现。但又似乎可以肯定，剩下的都不会是太重要的坟茔了。至少，不会再有奇迹发生了。
对遗骨进行鉴定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专搞旧石器研究的方笃生的身上。本来这事在方笃生看来并不难，因为他过去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过半年，里面的专家学者大都熟悉，可是，眼下正闹着文化大革命，这一类的研究所是“反动权威”和“臭老九”的云集之地，这几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不可能知道。所里还有没有熟人？这封信他应该寄给谁？他甚至怀疑，经过“横扫一切”，那个“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还有没有了，也都难说。
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试。方笃生挑选出部分最典型的遗骨，细心地装入邮递专用的木盒子。开始，他很想以自己的名义把信写给著名的古人类专家吴汝康，等到把“吴汝康”三个字写出来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怕这事会给吴教授惹出不必要的麻烦。社会上在批判清官，他请人家来鉴定包公的遗骨，没事都会添出乱子来。
这么一想，方笃生就干脆公事公办，对清理包公墓的事也只字不提。他写道：“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此骨一九七三年四月间出土于合肥市东郊大兴集宋墓中，请鉴定是男性，还是女性？及其年龄。鉴定结果，请给正式鉴定书。”写完，又看了一遍，觉得希望鉴定的内容以及要求都提到了，只是考虑到此次吴兴汉是头头，为慎重起见，他还是把老吴和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
他把这包裹邮给了中国科学院业务处。他以为即便有回音，也需要很长时间，没想到只隔了一个月，对方不仅寄来正式的鉴定书，遗骨也“完璧归赵”，尽数邮了回来。
鉴定书写在一张中国古生物学会的公文纸上，流利的钢笔字写出了三点鉴定意见：
１、头骨片：额骨片附连顶骨前囟部残片，骨片很厚，额骨中心部位厚度十一点二毫米，顶骨前囟点附近为七点八毫米。这个数字与北京猿人五号头骨接近；冠状缝内外面均全部愈合，矢状缝仅看到前囟点附近一小段，亦全部愈合。
２、肱骨：左肱骨干一段，肱骨比较粗壮，三角肌粗隆比较发达。肱骨干中部最大径为十七点二毫米，最小径为十五点六毫米。
３、年龄性别：根据头骨比一般人厚得多、肱骨干比较粗壮和三角肌粗隆比较发达，具有男性骨骼的特征；从矢状缝和冠状缝全部愈合判断，年龄应在五十岁以上。
由于材料过分残缺，以上鉴定仅供参考。
鉴定书的下端，签有“四室韩康信”字样，日期为：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日。鉴定的结果，没出方笃生所料。鉴定的结果进一步证实：这正是包公的遗骨！
第十二章包公墓守护人的传人
为了便于包家另行安葬，也是出于一种尊重吧，发掘清理工作一开始，合钢二厂就批来木材，做了许多长五十厘米，高和宽各三十厘米的小棺匣子。凡是可以确定下来的死者，其遗骨都分别装进那些匣子里；无遗骨的，只能抓上两把墓土。为防止相互混淆，程如峰还在那些匣盖子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姓名。
六座无名墓里的尸骨几乎都腐烂得难以辨认了。因为没有墓志一类的文字留下来，家谱上又无记载，难以确认他（她）们的名字，程如峰只得在那些小木匣子上，姑且写上“无名氏”，连男女性别也一概省略了。
有一天，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指着墓地西南边的一大片稻田对程如峰说：“那里原有几座老坟，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全给平掉了。其中还有个王朝墓呢。包公去世后，一直跟随包公的张龙、赵虎、马汉，都流落江湖了，只有王朝一人死活不肯走，他不仅护送着包公的灵柩回到合肥，为了照顾包公的一家老小，从此他还留在了包家，直到生病去世。因为王朝对包公的一片忠心，他与包家的那种特殊关系，包公子孙也就把他看作了包家人，死后自然就葬在了包公墓园。从前我们每年清明节上坟，也都要给他培一锹土，插一根‘纸标’，像对自己的祖先一样地祭拜他。”
包义旭指指点点说给程如峰听，但那些地方早已改为水田，确实没有了坟包。至于王朝其人，程如峰原只当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史书上、墓志上，并无记载，但他还是被包义旭讲的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这倒使程如峰想起了《包公铡包勉》的故事来。
那故事流传得很广，还产生了一出著名的京剧。剧中包公怒斥其侄包勉，有两句唱词几乎家喻户晓：“骂一声小包勉胆大的畜生，初为官你竟敢不清不正，贪赃银受贿赂苦害黎民！”
但是，在整个包公墓群的发掘清理中，查遍了包氏三代墓志铭，压根儿就找不出一个叫包勉的人。有史可考的是：包公祖孙三代都是克己奉公、廉洁守法，深受老百姓爱戴的清官。
从包公墓动土那天起，围观的人就没有间断过。在人山人海的围观者中，有一位极不起眼的老人。每天，他农活一干完，就会出现在清理现场，风雨无阻。常常是大家已陆续散去，他依然还站在铁丝网外边，不急不躁，不言不语，又很有兴趣。
这一天，主墓发掘结束，清理工作也已经收尾，发掘清理的队伍正准备从黄泥坎撤走，他突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这墓是假的。”他说。
他说得不紧不慢，却十分认真，丝毫没有一丝玩笑的成分。
他的口气是十分肯定的：“包公是单独安葬的，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