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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峰对历史上撰写墓志的大体情况作了一番探究之后，他发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十分森严的，像墓志铭这种盖棺论定的大事，更有着严格的要求。墓志的撰写者，都要比死者的社会地位高，至少，也应与其旗鼓相当。这是物色人选时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或是一种时尚。好像只有这样，对死者的评价才具权威性，更能提高死者的威望，给死者以安慰，给生者以激励。
撰写者还必须要有相当的写作水平和撰写墓志的特长与热情，再就是对死者要有不一般的了解，敢于对他作出“盖棺论定”。
除具有以上几个特点外，要闹清曾主动提出要为包公撰写墓志铭的人，首先应是“有素丑公之正者”，让董氏担心“彼之文不足，罔公而惑后世”者。
也就是说，此人曾经与包公有过矛盾，可能会在为他写墓志时不怀好意，以诋毁包公一世的英名。程如峰据多方史料推测，极有可能是大文豪欧阳修。
欧阳修学识渊博，文采横溢，当时就被文坛奉为泰斗。他与包拯的关系，在《包拯集》的全部文章中几乎寻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可是在欧阳修的著述里，包拯的名字却是屡见不鲜，对包拯有褒有贬，而且相当深刻，倒是研究包公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还是在“庆历新政”期间，参知政事范仲淹锐意改革，在审核大行政区长官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的名单时，一笔勾销了庸碌无为的人，提拔了一批精明强干、年富力强的人。这些具有改革精神的新生力量一被委以重任，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引起州县官员的恐惧与抵制。许多官员迅速地纠集在一起，给新政造成极大的阻力。这其中，一些人抓住江东转运使杨、提点刑狱王鼎和判官王绰三人大肆攻击，诬其为“江东三虎”，企图使刚刚实施的新政陷入难以招架的困境。在这场空前激烈的较量中，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是倾向保守的。但正因为王拱辰的推荐，包拯此时才从远离京城的端州调进御史台，刚从地方进入中央。当时包拯对围绕“庆历新政”所展开的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既不十分了解，又缺乏足够的经验，由于受到王拱辰的影响，曾先后两次出面向宋仁宗上章《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文中虽没点名指出“江东三虎”，却历数了他听到的三人苛虐的“恶迹”，这就从客观上使得本就举步维艰的“庆历新政”雪上加霜。当时身为谏官又衷心拥戴“庆历新政”改革的欧阳修，对不明真相的包拯竟替御史台捉刀的这种做法十分反感，便拍案而起，要求御史台指出“苛虐者”的姓名，以利查处，否则笼统指责，以偏概全，乃是妄说。
这是欧阳修同包拯一次间接而又十分激烈的思想交锋。
从这一点看，包拯的才学、政治经验乃至治国的方略，较之于欧阳修确实稍逊一筹。
六年之后，皇三年，即公元一〇五一年，已当上谏官的包拯，知道当初在御史台的上章实属幼稚，严重地伤害了江东献身改革、立志新政的三位官员。包拯知错就改，为此，他又专门奏了一章《请录用杨等》，积极为“江东三虎”平反昭雪。包拯在给仁宗皇帝的奏章中，沉痛地写道：“顷岁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险薄之辈假以他事中伤，殆乎屏弃，卒不得用，议者迄今痛惜之。”
由于杨等人惨痛的遭遇，使得在“庆历新政”时期冲锋陷阵的许多有为之士，普遍受到压制和迫害。这种社会现象引起了包拯的反省，也引起宋仁宗赵祯的警觉，包拯的这次上章被宋仁宗采纳，很快为杨等一批改革者官复原职。
这次上章，和发生在御史台的那两次上章，都在朝野产生不小的影响。从前后这两件事情上，欧阳修对包拯有了本质的认识，认为包拯到底是个堂堂正正的坦荡之人，光明磊落，就把包拯与许多同朝的御史区别开来。
又过了四年，到了至和二年，即公元一〇五五年，做了将近两年庐州知府的包拯，任期尚有一年，他正勤勤恳恳地为家乡的父老努力工作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落到了他的头上。原来，八年前，包拯在出任陕西转运使时，曾保举过凤翔盐税、柳州军事判官卢士安。因为朝廷信任包拯，荐举获准，卢士安得到了提拔，谁知卢士安犯了错误，受到了处分。按照北宋行政上的规定，举荐不当者，应受到问责的追究。包拯被官降一级，罢去了刚刚晋升的刑部郎中，仍为兵部员外郎，任职也同时作了变动，由庐州府贬到池州任了知州。
当包拯到池州赴任时，朝廷上偏偏发生了一件大事，宋仁宗十分突然地得了神经病。大年初一，满朝文武正向他拜贺新年呢，他却忽然头昏目眩，牙关紧闭，端坐不稳，即将倾倒。幸被宫人扶住，才勉强完成了朝拜仪式。从此，他便终日精神恍惚，胡言乱语。
这消息传到池州，包公非常焦心，急派专人精制了一盒名贵中药“石菖蒲”，星夜送往京师。这种池州产的一寸九节的石菖蒲，为药中珍品，主治昏厥、癫狂、惊痫等神经性疾病。正是这种医治风疾、滋补身体的良药，对宋仁宗健康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宋仁宗大为感动，吩咐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起草一份敕书褒奖了包公，表示谢意。欧阳修代笔的敕书写道：“汝识远言忠，身外心内，乃因时物，来效贡仪，深体诚勤，益增叹尚。”诏书用的是宋仁宗的口气，但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欧阳修的真实感情。
第二年夏天，洪水袭击了开封，都城倒塌，城内城外一片汪洋。欧阳修借此机会说水灾与冷落贤良有关，天意民心不顺，他列举了包括包拯在内的四人屈在下位，弃之遐远，非常可惜。他在这份奏折上，盛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补益”，他要求对以上四人给予提拔重用，以消弭水灾。
这显然表明了欧阳修不计前嫌的博大气度，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了这位文坛泰斗对一代直臣包拯的赏识与敬重。
这年八月，包公则由池州调到了江宁府。江宁府即在今天的南京市，五代时为南唐的首都金陵府，宋改为江宁府，是江南东路的政治中心。调往江宁已属晋级，可包拯还没来得及阅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江宁景色，这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封诏书，又把包拯调至京都，升任开封府知府。
欧阳修与包拯之间的恩恩怨怨，读来回肠荡气，又让人肃然起敬。
包拯出任开封知府的一年零两个月，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无情地惩治了一批横行霸道的重臣贵戚、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群众口碑载道：“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随后，包拯被提升为御史中丞。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次接替包拯权知开封府的竟是翰林学士欧阳修。
当时的御史中丞，为御史台的主要领导，拥有最高的监察权力，是可以弹劾宰相以下的任何官员的。这期间，三司使张方平曾利用手中的权势，假公济私，廉价套购自己管辖范围内有钱人的住宅。包拯认为张方平身为朝廷重臣，失去廉耻，不可用，便弹劾张方平。宋仁宗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就免去了张方平三司使的职务，任命吏部侍郎宋祁接替。宋祁博学多才，与哥哥宋庠同时考中进士，在当时享有盛名。但宋祁在调为三司使前，在任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知州时，蓄养许多姬妾，常常置酒高歌，寻欢作乐。这次调入朝廷，担任三司使不过二十天，包拯即弹劾他在益州饮宴过度，挥霍浪费，同时指出其兄长宋庠又是现任枢密使，身居相位，处于国家的机密重地，其弟宋祁再揽国家财柄，则兄弟二人权任太重。包拯上疏要求宋祁应该回避。宋仁宗又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就把宋祁改任郑州知州，调离了中央机关。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大家仍可相安无事，因为早已威震开封府的“包龙图”包拯连皇亲国戚都敢弹劾，弹劾个张方平、宋祁算啥？即便他宋祁的哥哥就是当朝的相爷，包拯就是包拯，弹劾了谁又会大惊小怪？
可事情偏偏是：宋仁宗免掉了张方平和宋祁，这不选，那不选，恰恰选中包公去顶宋祁的缺，去当“三司使”！
选中了他，他居然连一句推辞的话也不说，自信能当好这个财政统领，便立即痛痛快快地走马上任。
当时，官场上有个“游戏规则”，讲究“名节”、“谦让”、“避免形迹”。就是说，当一个官员接到被提拔重用的任命时，即使你心里早已急不可耐，行动上也不能表示立刻接受，一般总要上表辞让一番，以表明自己淡泊名利，不慕荣华，甚至还要说上几句自己才识浅薄、难当此任的话。可是，包拯是个实心秤砣，心口如一之人，他对那种表里不一虚情假意的“辞让”和过分讲究“形迹”的陈腐之风，早就厌恶透顶。想到过去自己曾在三司担任过户部判官和户部副使，又长期就任过州郡长官和转运使，担当“三司使”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就没做任何推辞，立马赴任。
结果，一时舆论哗然。欧阳修竟也慷慨陈词，竭力谏阻，觉得这样委派不合适，要求朝廷收回成命。
欧阳修认为，包拯连续逐走了两个三司使，最后竟自己取而代之，这是“蹊牛夺田，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好比牵牛出去糟蹋人家的庄稼，固然不对，因而就把别人的牛夺过来变为己有，也显得太过分了。他说以包拯的才能资望，升迁任何职务都行，惟独不宜当三司使，自涉嫌疑，使人惋惜。
其实，欧阳修在这里对包拯并没有过多的指责，主要是在对朝廷提出意见，认为指责别人的过错，就容易被人说是“攻击”；搞掉人家的官职，也容易被人看作是“倾轧”。谏官、御史之所以不被人误解，而且更有威信，就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