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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较迟，包公做官的时间相对地说也就比较短，算起来，前后只有二十七年。在这二十七年当中，包公的工作被调动得十分频繁：先后出任过天长县的知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和池州等地的知州，以及江宁府和开封府两府的知府；出使过契丹；先后供职于工部、刑部、兵部及礼部；在财政部门，他就担任过判官、副使、转运使，一直干到三司使；在监察部门，他也出任过监察御史裹行、御史、知谏院、谏议大夫、御史中丞；还率领过北宋的军队，擎帅旗卫戍边关；最后做到了枢密副使，成为中央政府的宰辅，并在这个职位上去世。
包公的官职，不能算高，最高不过是中央主持军政工作的副长官，这在当朝的官僚中，远不及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人显赫；论舞文弄墨的才情，显然也不及同一个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人的出类拔萃；而且，在当时改革的潮流中，其理论和实践的建树，更无法与同期的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可是，就是这位看上去并不特别显赫的封建官员，却能够在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深有影响的一位人物。这其中的奥妙，在吴奎为我们提供的包公墓志铭中，便可窥知一二。
孝亲不为扬名，忠君不为显才，心中意中“无欲”，这便是包公为官处世最基本的态度，也是他能成就为千古英才的根本所在。
无欲，并不是不想有所作为，只是不热衷于功名利禄，淡泊于个人得失。
想想看，包公为奉养双亲十年亡宦，这是一种多么从容安详的人生态度，同“虽下流庸较，犹数日月以望贵仕”之辈，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啊。包公做官虽越做越大，但他处处却是“确然素守”，时时“期以勉循”。在端州任职时，端砚天下闻名，但他“岁满不持一砚归”，近水楼台不取月，其清正之名，在当时就家喻户晓。他做官做得相当大时，仍十分地节俭，生活“一如布衣时”。即便回到家乡当官，“亲旧乘势扰官府”，包公依然不徇私情，立命正法，“自此亲族皆屏息”。后来到了“素号难治”的东京汴梁做开封府知府时，其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更是朝野一片赞赏声。开封旧制，告状的人不得直接进入大堂，状纸要由知牌司收转，收转之中敲诈勒索便常常发生。包公破了这个规矩，他命令打开开封府的正门，凡告状者可以直至庭下自道曲直，以致“吏不敢欺”。
学有远识，心无私欲，确实是包公区别于绝大多数封建官吏的最重要的地方。程如峰查阅过与包公同时代的许多名士大家对他的评价，足见吴奎撰写的墓志铭，并非出于他和包公曾经是同榜进士，后又同为枢密副使的挚友之情。
朱熹就称包公“复为京尹，令行禁止，立朝刚毅”。
欧阳修称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刘敞称他“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
奉敕编纂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称赞他：“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
翻开《宋史》，有关包拯的文字，更是闪烁其间：“公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为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包公从政时，上距太祖开国已有七八十年，建国时期的那种勃勃生机，励精图治的风气，正在逐渐消失。官员冗滥，吏风颓败，土地集中，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再加上法令松弛，特权猖獗，政权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而文武官员又大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顾贪图物质利益和精神生活的享受。已经是民不聊生了，政府仍然“恩施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有余”。特别是吏风每况愈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风盛行，一些纨绔子弟纷纷成为官员，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宋王朝弄得风雨飘摇。
包公为官甚久，走遍了山南海北，既看到了皇亲国戚、权臣将帅的贪残害政，胡作非为，又看到了北宋广大底层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触目惊心的社会现状，这一切激发了这位忠义之士一腔济世匡危的热血。在他看来，历史是无情的，如果忘记了史书的告诫，忘记了前车之鉴，一味骄奢淫逸，鱼肉百姓，到头来定会给后人留下千古骂名。于是，他喊出了“能尽心敢救天下之弊，敢当天下之责者”的誓言，上书仁宗皇帝，迫切地提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他力谏仁宗“少留圣意，大缓吾民，以安天下”，让人民休养生息。当时的北宋，曾根据财产的多少将民户分成五等，正像我们过去在农村划分的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和贫雇农。第四、第五等是最困难的，包公在奏议中多次为他们争取权益，可以说倾注了一片爱心。他最有名的主张，就是“薄赋敛，宽力役，保民田，救荒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减轻人民负担，帮助人民群众战胜各种灾害，过上好日子。他在《论恩赦不及下》的奏议中提出：“果为国，岂不以爱民为心哉！”翻成白话文，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怎能不热爱自己的人民呢？他大声疾呼：革除弊政，澄清吏风，任用贤良，罢黜庸邪，并力所能及地利用手中的权力，禁止以官经商，解除民众疾苦，严劾贪官酷吏，支持“庆历新政”。他对当时众多官员的追名逐利，感到可耻。他在奏议中写道：“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立下誓言，要做一个清心寡欲、直道谋身、刚正不阿，像唐朝魏征那样的“忠直无隐之臣”。
读着吴奎撰写的墓志铭，我们热血贲张，不能不为包公的勇气、胆识所折服。包公前后奏议共十五卷，计一百八十七篇。在这一百八十七篇奏议中，包公指名道姓地点到了六十一名本朝官员。真是不畏权贵，一身正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这些奏议中，最能体现包公性格的，是他六弹张尧佐，七弹王逵。当他发现宋庠执掌国政后，竟养尊处优，不干实事，就把弹劾的矛头指向了这位当朝宰相，两次向仁宗上奏，请求罢免宋庠。
包公一炮接一炮地纠弹这些气焰嚣张、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庸相宦官、佞臣暴吏，为大宋王朝祛除了邪恶，为黎民百姓伸张了正义，朝野为之震动。一时间，朝廷竟把有没有包公的弹劾作为评价朝臣优劣的重要标志。
当然，包公很清楚，对权贵进行弹劾或整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曾亲眼看见不少“公清守节之人，或不曲事左右，为众所嫉者，即被加诬，构成其罪，遂使守卫之士或负终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下场都很悲惨。但是，他天性忧国忧民，为了社稷和百姓，他不得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明知会受到打击报复，也义无反顾。更加了不起的是，他不仅挑战权贵，还敢直谏宋仁宗，他说自己最敬佩的君主是唐太宗，敬佩唐太宗的英明纳谏，使得正直无隐的魏征能畅所欲言，言无不听，有了君臣的这种志同道合，才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使宋仁宗能够成为唐太宗，他除在论斥大臣中帮助仁宗认清自己的弱点、缺点与过失外，还坦言规劝宋仁宗去克服它。
俗话说忠言逆耳，何况是对一个万乘之尊的皇帝，你长了几个脑袋！包公却不管这些，他竟给仁宗提起了意见：“自陛下嗣守神器，已愈二纪”，虽然也“孜孜求治”，但效果并不好，以致“时多疵所未尽尔”，认为责任在仁宗身上。他给皇帝提意见的内容很广泛，除一般国家大事而外，还常牵涉到皇帝个人的私事。《七事》的奏议就集中指责了仁宗“不以是非”、“以朋党为意”、“颇主先入之说”、“多有疑下之意”、“未能委任忠贤”、“多有窜逐之臣”等等。无不体现了他说话的直率，“然言不激切，则不足开宸虑而补圣政”。只要有利于政治的改革，哪怕皇帝听了不高兴，他也要直言不讳，甚至指责仁宗“有私昵后宫之过”。
包公公开指责仁宗有“私昵后宫之过”，便是“六弹国丈张尧佐”这件事。吴奎撰写的墓志铭，也记有“罢尧佐宣徽、景灵宫”，足见这事在当时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
“六弹国丈张尧佐”的故事，后来流传得很广，可以说也是最能说明包公“铁面无私”、“色正芒寒”的为官形象的。后来民间的许多关于包公的传说均来源于此。凡看过《三侠五义》的人，大都熟悉里面的大奸贼庞太师，其实，庞太师的原型就是张尧佐。
张尧佐是宋仁宗的岳丈，他的养女张氏八岁进宫，原是服侍杨太后的一个宫女，因为长得俊俏，性情乖巧，善解人意，而宋仁宗又是杨太后抚养长大的，张女有机会接触宋仁宗，并受到宋仁宗的宠爱。宋仁宗继位之后，她就一步步地由一个普通的宫女，升为才人、修媛、美人，最后被册封为贵妃。张女自知自己出身低微，为在朝中有一个强硬的靠山，她就不断请求宋仁宗提拔重用张尧佐。因为宋仁宗对张女几乎是有求必应，张尧佐很快就由开封府内一个审理案件的普通推官，提为管理开封十八个县、二十四个镇的刑狱长官；时间不长，就又先后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三司户部副使、河东路转运使、吏部流内铨、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最后竟然干到了三司使。短短几年，他换了一个又一个职务，别人凭才干兢兢业业累白了头发也爬不到的位置，他竟不费吹灰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