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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搞清包公墓志盖上篆字的书写者文勋，程如峰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是在苏轼的《东坡全集》上查了个一清二楚。想不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居然为文勋的篆书艺术，专门写了一篇《文勋篆赞》的文章。说宋代时的妇女手上常爱执一种团扇，文勋画扇的圆圈可以一挥而就，苏东坡亲眼所见，十分惊讶。赞道：“我听说唐代吴道子画如来佛头顶上的圆光，可以一笔挥就，心里总是半信半疑，现在看到文勋画扇，也就相信吴道子名不虚传，世上确实有这等硬功夫。”他对文勋篆书的艺术成就推崇备至，甚至写了这样的赞语：“世人篆字，隶体不除，如浙人语，终老带吴。安国用笔，意在隶前。汲篆鲁壁，周鼓泰山。”说当时人写的篆字，总是免不了留有隶书的痕迹，好像浙江人说话，一辈子都改不掉吴语的口音。而文勋写篆字的时候，是以汲县战国时魏安厘王墓出土的竹书、曲阜孔子住宅里的竹简，以及东周的石鼓和秦代李斯的刻石为榜样。那时篆书还没问世，他的篆字却独得衣钵真传，笔锋圆润，韵味纯正，一点不含其他书体的杂质。
如此看来，包公墓志铭由吴奎编撰，杨南仲书写，墓志盖上的十六个篆字由文勋操笔，真可谓萃众长于一石，使得包公墓志石具有了无可估价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一件文物珍品！
程如峰还查阅到了包公墓址的重要史料。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包公墓在“（庐州）府城东十八里”；《庐州府志》又称“参政包孝肃公拯墓，在县东十五里。”历代的《合肥县志》，也都有类似记载。
程如峰认为，包公墓离城十八里还是十五里，其实都是一回事。所谓十八里，多半是从知府衙门的石狮子算起的，而十五里则是从合肥城的东门算起的。大的范围看来是没有问题的，大兴集黄泥坎这片墓场，是《大明一统志》上有文字可查的，不仅写有包公墓，而且说明“自子以下皆衬葬”。至于说当时包家为包公准备了二十一口棺材，从合肥的七个城门同时向外出殡，那不过是民间的一个传说罢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包氏后裔世世代代祭扫的那个主墓，躺在坟墓里的已不是包公，而不经意地却在一个偏离墓群的小墓中挖出了包公墓志石，一下把大家都搞糊涂了。
包公的后裔为什么也会闹出个不知情的荒唐事呢？
史书和方志显然都没有答案，翻遍了宋人笔记也寻不到一点儿蛛丝马迹。这天，程如峰找到了包氏后裔中最年长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
包义旭摸着自己的光脑袋，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同样也说不清道不明。
“你们《包氏宗谱》上应该有详细的墓图呀，就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程如峰盯着他问。
包义旭依然是无言地苦笑。不过，包义旭对程如峰还是很有好感的。这些日子，他每天都和老程一起乘班车赶往黄泥坎，傍晚时分又同搭一辆公交车回到城里。他发现身旁的这位“文化人”，对自己非但不歧视，反倒很客气；对清理包公墓也十分用心，每天都把现场的情况点滴不漏地记在随身的一个本子上，把出土的包公墓志视作珍宝。他觉得程如峰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
包义旭默思了片刻，终于开了口：“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第五章“恩生女”
这天晚上，他们在约定的地方碰上头以后，包义旭带路，二人向离包河公园不远的宁国新村走去。一路上，包义旭很兴奋，话也多了起来。他给程如峰谈起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包家内部的故事。
他说，包公因为是突然离世，当时的宋仁宗赵祯很是悲痛。仁宗皇帝为追念包公生前的功勋，不仅照顾他的儿孙在朝为官，还特别敕赐了一位“奉祀生”。这个“奉祀生”，通常叫“恩生”，在包氏家族中，历来被看作族长，既负责管理包公祠堂、包公墓园以及有关包公的文物和文史资料，还代表包氏的后裔接待来访的客人。因为“恩生”是世袭的，一般只能由长房长子接任。正因为这个人是一族之长，大家就都尊崇他，也都听他的。过去“恩生”就住在香花墩上的包公祠旁边，所以包家人不叫香花墩，叫它“包墩”。“包墩”可以说是包家的一块“圣地”，天下包氏的后裔没有不知道“包墩”的。
他说，最后一代“恩生”，是包公的三十五世孙，叫包先海。包公的画像、《包氏宗谱》，都保存在包先海的手里。据说，那幅包公的画像，是在包公生前画的，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白脸，长胡须，头戴乌纱帽，帽翅儿很长。因为包公的个子不高，上朝时文武百官常常挤得他透不过气来，宋仁宗赵祯特地赐给他一顶帽翅很长很长的乌纱帽。这办法很管用，从此以后，再也没谁敢挤对他了，怕碰坏了他的帽翅儿得罪了皇上。那张真人大小的包公画像，从元、明、清，经过民国，一直传到了包先海。那画像平日是用黄绫子口袋装着，放在一个早已磨得发亮的樟木盒子里。每逢农历春节，大年三十，包先海就把画像取出来，挂在包公祠的中堂上。全族人都集中在那里，然后，按辈分一代一代地瞻仰祖容，叩头拜祭。过罢年，画像就又收起来。日本鬼子来时，大家跑反，包先海跑到哪里，就把画像、家谱背到哪里，传家宝是不能丢失的。解放后不久，市文化局一位干部找到包先海，说是要把包公画像调到北京鉴定鉴定，假如真是世代相传，那就是国宝了。包家一合计，猜想这恐怕是要把它献给毛主席，又激动，又舍不得。大家认为送上去后，八成不会再送回来了。包先海就把画像拿到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的底片，然后，印了好些张，一家发上一张，留作个纪念。谁知，有一天，包先海高兴地直着嗓子对大家说：“祖宗像在故宫博物院展览了三个月，又被送回来了！”
包义旭说得眉飞色舞，忽然想到了什么，叹了口气，就再没说话了。
走进包训芝家，程如峰才知道，自己走进的正是包氏家族最后一代“恩生”的家。包先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就叫包训芝。包先海原打算在肥东县大包村老家的亲房中间抱一个侄儿做继子，好让“恩生”后继有人，谁知，解放以后包公祠由人民政府接管，“恩生”的事便从此作罢，包先海抱的儿子也就一直没有到城里来。一九五四年农历八月初八那天，包先海去世，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就都由女儿包训芝保管。
程如峰十分希望亲眼看一看包训芝保管的这些东西，但他怕这些东西很难逃过浩劫，所以问得格外谨慎。
提起画像和家谱，包训芝话没出口，眼睛就红了。她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包公祠里用檀香木雕的包公像就被合肥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用刀劈得粉身碎骨，两旁原有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雕像，统统被打翻在地，连石刻的包公像也被砸毁。后来，合肥教院的红卫兵知道她就是世代守候包公祠的“恩生”之后，大字报一直贴进了她的家。那几天，她怕极了，就主动把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交给了街道上的居委会。再后来，画像和家谱就全被红卫兵搜出来一把火烧了。包公的画像画在宋代的麻纸上，不大起火，尤其是陈年的画轴，根本烧不动。红卫兵干脆就把它挂在一棵老槐树的枝丫上，浇了煤油烧，烧得狼烟四起。同时被烧了的，还有当年包公的一张任命状和收藏至今的包公生前穿过的一双长筒朝靴。
包训芝回忆说，当年包遵年见这场面气不过，抢过扫把要去打学生，结果被学生揪将起来游斗，还被剪成了“癞痢头”。
程如峰注意到，包训芝讲这段往事的时候，虽然流露出一丝难过和惋惜的情绪，但并没有明显的不满，甚至很平静。这毕竟还是在一九七三年，令人生畏的阶级斗争，还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包训芝岂敢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口出怨言。
但是，包训芝的家到底是世袭“恩生”，长期处在包氏家族的中心点和制高点上，因此，毫无疑问，她知道的内情，要远比包义旭知道的丰富得多，全面得多，也翔实得多。当程如峰问到包家是否藏有包公墓图的可能时，她想了想说：“没有单纯的墓图，家谱上画有墓图，家谱虽然被烧了，但那本家谱我看到过，大兴集那儿是包公墓不会错。那儿除原先就有的十几座老坟外，后来包家的任何人就不准再葬在那儿。”
程如峰追问道：“肥东县的包村，是包公的出生地，那儿还会藏有家谱吗？”
包训芝摇着头，说：“不会有了，不可能有了，收藏的谱早进造纸厂了。”
程如峰十分懊恼地感慨道：“不管怎样看待包公，包公他毕竟是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有些重要的东西总该保留一点吧。我们不能不要中国的历史，一概否认老祖宗！”
这话说得包训芝很感动，一边忙着为客人沏茶，一边回忆道：“六安县东南九十里的双河公社，有个叫包训才的炊事员。他在合肥做临时工时，举目无亲，就把‘恩生’当做至亲，常往我们家跑。我曾问过他，双河包家还有没有家谱，他说有。但说这话已有不少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没有来往过，那谱也不知在不在了。”
包义旭接过话，说道：“这人我也见过，可以写封信过去问一问。”
包训芝说：“我就不信谱都给毁尽了。”
跟包义旭出来这一趟，程如峰感到收获不小；特别是认识了包训芝这位最后一代“恩生”之后，他朦朦胧胧地预感到，这谱是不大可能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