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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扑朔迷离的传说，为包公墓的发掘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激发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和好奇心。
大兴集在当时已属合肥郊区，平日从市政府广场发往大兴集的班车，乘客并不多，也多半是中途下车。车开出市区后，常常是空空落落，冷冷清清的。可是，自打包公墓群正式探墓的第一天起，这条线路的班车便人满为患。车厢里明明已经被塞得针插不进，一个个全成了沙丁鱼，下面的乘客还大喊大叫地拼命往上挤。不光是这趟班车，凡是市内朝东开的各线公交车，都突然变得火爆起来。许多在合肥住了大半辈子也没听说过黄泥坎的人，也加入到这股潮流之中，滔滔似水，一浪浪向东郊卷去。
沉寂了千百年的黄泥坎，一下子变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发掘现场很快被围了个水泼不进。已经挤进里边的人，想看得更真切，仍不断向前挪动；站在外层的，更是奋力向里拥。于是围观的圈子越缩越小，越挤越乱，一时间，小孩哭，大人喊，最后乱成了一团。
就在陈廷献探墓的第三天，整个发掘工作不得不中途停了下来。
吴兴汉不得不向市里紧急求援。当天，市公安局就派来了治安民警张西觉。他为黄泥坎平添了一道风景：沿着现场的四周，拉出了一圈用铁丝网架起的警戒线。
有了铁丝网，围观的人就都被限定在了“楚河”“汉界”之外。不过，总会有几个好事者，带头撞线。有人敢带头，就有人敢效仿，于是，三三两两，趁其不备，变戏法儿似的，就出现在了网内。这些人不及时规劝出去，更大量的人群跟着就会明目张胆地跨进“雷池”。
张西觉太了解这种心理了，他从拉起铁丝网的那天起，就没有脱下过身上的那套警服。他知道，警服的存在，比他的存在更重要。那是一种威严，一种震慑。后来天气渐渐变热了，哪怕挥汗如雨，他也没把警服脱去。
合钢二厂基建处抽到现场工作的张国麟和王占魁，不仅及时地提供发掘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物质，也及时组织起处里的民兵，去配合张西觉。不久，合肥警备区也派来了两名战士，来到黄泥坎协助民警搞好治安保卫工作。两个忠于职守的小战士，因为年龄都不大，又少言寡语，以致我们在二十六年后采访这件事情时，许多当事人竟然都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在程如峰提供的一张照片上，其中有一位被喊作“小王”的战士，就站在文物工作者们的中间，矜持地望着镜头，还有点孩子气的腼腆。
挖出包公墓志的那一天，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显然还是有关包公墓的那三个传说起了作用。人们都想知道，包公是否真没化尸，睡的是否就是石棺，包公墓室之中是否真有三道门，每一道门是否都设有“机关”。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好奇的，还是那个七座城门同时朝外出殡的故事，都想亲眼看一看，大兴集黄泥坎挖出的是否真是包公墓。
当然，包公墓志的出土，说明了一切。何况，不仅出土了墓志盖，还出土了详尽的墓志铭。墓志铭的撰写者、书写者，上面也都刻得明明白白：编撰包公墓志铭的，是包公的同时代人，同朝同为枢密副使的吴奎；书写墓志铭的，亦是同朝的知国事监书学杨南仲；篆写墓志盖的，同样是同朝“温州瑞安县令”、“甥将仕郎”文勋。
一下有了这么多珍贵的文物出土，早想在文物考古的事业上大干一番的程如峰，其激动兴奋之情自不待说。就在大伙忙着现场清理的时候，他就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一份工作。只见他把包公的墓志石小心翼翼地搬到附近一个坟包的旁边，照着原样拼凑好，找来抹布，蘸着水，一点一点地，把志石上的淤泥擦去。渐渐地便看清了，志石上留有明显的打击痕。
碎成五块的墓志石有明显的打击痕，表明包公的墓志曾经被人破坏过。
谁会对包公怀有如此深仇大恨？这事究竟何人所为？这些，不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搞清楚。
程如峰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将包公墓志上的淤泥彻底清除干净，这才发现，要把志石上的那些刻文完整地记录下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由于时间的久远，又由于人为的破坏，上面有许多字漫漶不清。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志石上篆刻的正是包公的生平事迹！
现在，再清楚不过了，挖出的这个小坟，正是包公墓。不仅是包公墓，还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合葬墓。因为墓室中不仅出土了包公的墓志石，同时还有“永康郡夫人董氏”的墓志石。
然而，当这一点已经确信无疑之时，另一件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便凸显而出：从事古人类学研究的方笃生发现，全部的人骨，只来自一个人的骨架。这就是说，从包氏夫妇二人的合葬墓中收集到的，实际上只有一个人的遗骨！
这遗骨，究竟是包公的还是包夫人的，一时难辨。一口棺材放着两个墓志铭，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更是罕见。而合葬墓的墓室中又只放有一个人的遗骨，就更是旷古绝今了。
更奇怪的是，当程如峰把已经碎成七块的董氏的墓志石往一块儿拼时，结果发现，无论怎么拼凑，它都缺了一个角。他请民工把墓室里面的淤土仔仔细细地又过了几遍筛子，可那缺了的一角却好像被蒸发了，或是熔化了，再也找不到！
整个墓坑里的填土，均为纯净的“五花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种“墓土”，而那些土并没发现有被扰乱过的痕迹。可是，包公的墓志石裂成了五块，董氏的墓志石碎成了七瓣，而且还缺了一角，又分明是被十分恶劣地破坏过。这究竟都说明了什么呢？
程如峰百思不解。吴兴汉和方笃生也觉得事有蹊跷。
探墓技工陈廷献，虽说在操使“洛阳铲”上有着两手令人叹服的绝活，此刻也是惊得大张着嘴巴，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在现场，最感到意外的，可以说，莫过于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了。当包公的墓志石还是从偏离墓群的那座小墓中被发现的时候，那一刻，他就呆若木鸡一般地死死地盯着正在往上吊的墓志石。
“这怎么可能会是包公墓？”他嗫嚅着，如堕五里雾中。
自从记事时起，每逢清明时节，他都要跟着家人到这儿来祭扫包公墓，每次祭扫的可都是最上面那座又高又大的坟墓呀！
他的大大（合肥人称父亲），他大大的大大，祭扫的也都是那座主墓。这么说，包氏后裔年年祭扫包公墓，年年都摸错了老坟头？
他是亲眼看过《包氏宗谱》的。《包氏宗谱》的文字记载和墓图所画，可全都是那座高高大大的主墓！难道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家谱也搞错了？
包义旭向离小墓三十多米开外的那座高大的主墓望过去，目光中，充满着震惊。他眼中那原本熟悉的主墓，突然间变得不真实，变得陌生起来。是呀，夕阳的余晖中，那巨大的坟冢里，埋藏着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第四章想起了包河
程如峰开始忙碌起来。
他知道在挖掘包公墓的现场，自己只是一个门外汉，帮不上什么忙。但自己古文基础还行，曾经接触过一些史书和志书，如果能找到有关包公的一些文字材料，并加以研究，说不定可以助上一臂之力，甚至有可能破译隐藏在包公墓中的那些秘密。
这天，他早早地朝安徽省图书馆的古籍部走去。
安徽省图书馆建在风光旖旎的包河之畔，但它的古籍部却是在远离包河的逍遥津附近。在那里，有一位程如峰十分敬重的女管理员，他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
这位管理员的名字叫丁宁，出身于扬州的书香门第，终生未嫁。早在合肥市文化局剧目室工作时，程如峰因为创作古装戏，常常去省馆古籍部查阅资料，与丁宁早已熟悉。虽说“文革”以后彼此再没接触，但他听到丁宁在运动初期公而忘私力保古籍的故事，至今想起还十分感动。他相信，那故事不会是杜撰，那符合她的人品与个性。红卫兵扫四旧扫到了省图书馆的古籍部，按照当时的形势，古籍部的许多藏书都将难逃厄运。红卫兵已经在院子里烧起了火堆。但就在一伙人要冲进大门采取“革命行动”时，看上去长得很单薄，浑身透出书卷气的丁宁，突然往门洞里一站，威严地说道：“这里的一切财产都是国家的，谁也不能乱来；要烧，就请烧我私人的！”说着，她把自己用大半生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买的书，一摞一摞地抱出来，堆在门口的地上。很显然，她是料到会有这一天的，而且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在场的红卫兵，居然被丁宁那凛然正气给镇住了，谁也没敢进去，只把丁宁交出的书烧了个精光。而古籍部的所有藏书都分毫无损地保存了下来。事后，丁宁大病了一场，她是心疼自己的书啊！
走近逍遥津时，老远就见古籍部大门紧闭，程如峰的心不觉直往下沉。走到近处才发现，门虽紧闭，却没上锁，他惊喜地走上去敲门。
很快，里面就传出了脚步声。走过来开门的，正是丁宁。
原来古籍部虽仍未对外开放，但这些年丁宁仍每天按时赶来上班，风雨无阻。程如峰提起运动初期烧书一事，她的眼圈还发红。
丁宁说，她早就听说钢厂要建石灰窑，包公墓群要统统挖走，但她实在没有勇气目睹这种场面，因此一直没有去黄泥坎凑热闹。听程如峰说日前已经把包公夫妻二人的合葬墓挖出来了，丁宁眼神有些发呆，隔了好一阵，才自言自语地说道，她同许多合肥人一样，知道包公这个历史人物，最初来自《包公案》里面的那些破案故事。其中不少故事充满着传奇色彩，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包公作为“包青天”的形象，远在儿时就深印脑中。以后在《元曲选》中接触到了包公更多的故事。她注意到，在现存的元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