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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看上去都毫无意义，事实上，这样一种人为的精神分裂，这样一种可能引起危险的情绪激动的意识分裂，在正常的情况下，在正常的人身上是难以想像的。但是您不要忘记，我已经被人用暴力从一切正常的状态中强拉了出来，我是一个无辜遭受监禁的囚徒，几个月来被人挖空心思地用孤寂折磨着，是一个早就想把他心里积聚起来的愤怒向什么东西发泄一下的人。既然我别无所有，只有这种荒唐的自己把自己当敌手的棋戏，那么我的愤怒，我的报复心，便狂热地全部倾注到这种游戏中去了。我心里有一种东西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我心里不是只有这另一个自我是我能够与之作战的吗，所以我在下棋的时候简直达到一种癫狂的激动的程度。起先我还心平气和、深思熟虑地进行思考，在两盘棋之间我还安排些休息时间，歇一歇，松口气；但是渐渐地，我那激动的神经不容我再等。白子我刚走一步，黑子我就已经起劲地抢着走了。一盘棋刚下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下另一盘，因为每一盘棋下棋的两个我总有一个我被另一个我所战胜，于是便要求再杀一盘报仇雪恨。我永远也说不清楚，连说个大概也不行，我在囚室里的最后几个月里，由于这种疯狂的贪得无厌的情绪，我对我自己究竟下了多少盘棋——也许上千盘，说不定更多些。这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抵御的风魔，从早到晚我什么也不想，尽想着象、卒、车、王、将死和移位。我整个的身心都被逼到这些小方格里去了。下棋的乐趣变成了下棋的热情，变成一种癖好，变成一种激烈的狂怒，它不仅在我醒着的时候纠缠着我，渐渐地，也侵入到我的睡梦之中。我脑子里只能想棋，只能思考棋子的运动，象棋的问题。有时我醒过来，额上汗津津的，我发现，我甚至在睡梦中大概也在下意识地下棋，要是我梦见人，那么这些人也跟车、象一样地移动，也跳着马步或进或退。甚至于把我叫去审讯的时候，我也不再能头脑清醒地想到我的责任；我觉得，在最后几次审讯中，我一定说话相当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因为审判官们不时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可是实际上，在他们盘问并且商量的时候，我简直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只等着他们再把我带回到我的囚室里去，好让我继续下棋，下我那疯狂的棋，重新下一盘，再下一盘，再下一盘。每一次中断我都觉得是个干扰。甚至看守来打扫囚室的那一刻钟，他给我送饭来的两分钟，也使我那热狂的焦躁心情备受折磨。有时候一直到晚上，那盛着午饭的饭盆还搁在那儿动也没动。我下棋下得连吃饭也忘了，我肉体上惟一能够感觉到的乃是可怕的干渴；大概不停地思索、不断地下棋早已使我上火了吧；我两口就把水瓶给喝干了，逼着看守给我多打点水，可是隔了一会儿，我又觉得口干舌燥。最后，我下棋的时候——我从早到晚什么事情也不干了——我的情绪激动到这种地步，我都不能安安静静地坐上片刻；我一面考虑棋局，一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棋局越到见分晓的时候，我就走得越快。赢棋、取胜、把我自己打败的欲望渐渐变成一种狂怒。我焦躁得浑身哆嗦，因为我身上一方的我总嫌另一方的我走得太慢。一个就催另一个快下；您也许会觉得非常可笑：要是我身上的一个我觉得另一个我回手不够快，我就开始骂起我自己来了：‘快点，快点！’或者‘走啊，走啊！’——我现在自然非常清楚，我的这种状况已经完全是一种精神上过分紧张的病兆，我找不到别的名字来表示，只好给它一个迄今为止医学上还不知道的术语：象棋中毒。最后，这种偏执性的疯狂不仅开始袭击我的头脑，也开始侵袭我的身体。我日益消瘦，睡眠不安稳，常做乱梦；每次醒过来，我都得特别使劲，才能睁开我那像铅一样沉重的眼皮；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虚弱到了极点，我的手哆嗦得杯子都拿不起来，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但是，一开始下棋，我就从心里涌出一股狂野的力量：我双手紧握着，走来走去，我有时好像隔着一层红雾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只听见它沙哑地恶狠狠地冲着自己大喊：‘将军！’或者‘将死了！’”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难以形容的状况是如何变成危机的，我自己也说不上。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感觉和平时不一样。我的身体似乎和我自己脱离了，我躺着，软绵绵的，很舒服。几个月来我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惬意的疲劳感压在我的眼皮上，又温暖，又舒服，我一时竟下不了决心把眼睁开。我醒着又躺了几分钟，再享受一下这种沉重的麻木状态，感官愉快地毫无知觉，人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我突然发现，好像听见身后有声音，有活人的声音在那儿说话。您没法想像我的喜悦，因为我几个月来，将近一年来除了从审判席上传来的生硬、刺耳、凶狠的话语以外，没有听见过别的话。我对我自己说：‘你在做梦！千万别把眼睛睁开！让这个梦再延长一会儿，要不然你又要看见你身边的那间该死的囚室、椅子、洗脸架、桌子和那花纹永远不变的糊墙纸。你在做梦——接着做下去吧！’”
“但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真是奇迹：我躺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这房间比我旅馆里的那间囚室大得多，宽敞得多。窗户上没有铁栏杆，阳光可以畅通无阻地照进屋来，窗外不再是一堵隔火的砖墙，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绿树在迎风轻摆，雪白的墙壁光滑锃亮，我头上的天花板又白又高——可不是真的，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崭新的床上，这的确不是一场梦，在我床后有人在低声耳语。我在惊讶之中想必不由自主地猛烈动弹了一下，因为马上我就听见有脚步声走近我的床头。一个女人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一顶白帽子扣在头发上，这是个看护，是个护士。一阵喜悦的痉挛透过我的全身：我整整一年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了。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清秀的身影，我的眼光一定非常狂野兴奋，因为走过来的这个护士使劲地安慰我：‘安静点！请您安静点！’可我只是竖起耳朵听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吗？难道世界上的确还有一个不审间我、不折磨我的人吗？再说——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还是一个柔和的、温暖的、简直可说是温柔的女人的声音。我贪婪地望着她的嘴，因为过了一年地狱生活，我都觉得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话还会这么和蔼可亲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个护士冲着我微笑——是的，她在微笑，世界上还有人会亲切地微笑，然后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叫我别作声，又轻手轻脚地走开了。但是我不能听从她的命令。这个奇迹我还没有瞧够呢。我使劲地想在床上撑坐起来，看看她，看看这个和蔼可亲的具有人形的奇迹。但是，我正想要在床边支起身子，却支不起来。原来我的右手，手指和手腕那儿，现在是挺大挺胖的一个白鼓包，显而易见我的右手给绷带厚厚地包扎了起来。我起初望着我手上这个白白的肥肥的陌生东西，莫名其妙，然后慢慢地开始明白我在哪儿，并且开始苦思苦想，我可能遭遇到了什么不幸。一定是他们把我打伤了，或者我自己把手弄伤了。我现在是躺在医院里。”
“中午大夫来了，是位和和气气的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他知道我们家族的姓氏，并且满怀敬意地提到我那当御医的叔叔，所以我立刻感到，他对我是一片好心。接着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向我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尤其使我惊讶：他问我是数学家还是化学家，我说都不是。”
“‘奇怪，’他嘟囔着说，‘您在昏迷中老是大声喊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公式。我们大家听了都不知所云。’”
“我便向他打听，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异样地微微一笑。”
“‘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无非是神经的急性错乱，’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一番，低声补充了几句：‘话说回来，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三月十三日①之后，是不是？’”
①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法西斯德同并吞奥地利，德军进入奥国境内。
我点了点头。
九
“‘用这种办法待人，不发疯才怪呢，’他喃喃地说道，‘您并不是第一个。不过您不用担心。’”
我从他向我低声耳语进行安慰的样子，再看到他那好心抚慰的目光，我知道，我在他这儿是十分安全的。
“两天以后，这位善良的大夫相当坦率地告诉了我事情的全部经过。看守听见我在囚室里大叫大嚷，他起先以为，有人闯进了我的囚室，我正在跟那人吵架。可是等他在门口一露面，我就马上向他扑了过去，冲着他狂呼乱叫，听上去就像是：‘你走一步啊，你这个恶棍，你这个胆小鬼！’嚷着嚷着我就想卡他的脖子，最后我对他的攻击如此凶猛，他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