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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冈城在法国北部濒临英吉利海峡的卡尔瓦多斯省。迈克尔·理查森，《印度之歌冲人物；也曾在《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1964）这部小说中出现；女乞丐，在《印度之歌》、小说《副领事》（1965）中都曾出现。
1980年1月。我六十六岁。热罗姆·博儒尔，那时你也在，事情发生了。我处于一种十分严重的精神紧张状态下。人们叫我服用抗抑郁剂，可是我没有告诉医生我是酗酒者。这害得我三天之内一日几次昏厥。有一天深夜我被送到圣日耳曼昂莱医院。如此等等。就是这次从医院回来我给扬写了一封信，这人我并不认识，只是因为他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都保留着，信写得十分精彩。后来，有一天，在七个月以后，他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他是不是可以来。那是在夏天。仅仅听到了声音，我知道，那无异是发疯。我在电话上对他说：来。他放弃他的工作，离开他的家。他于是留下来没有走。这件事现在算来已经有六年了。
夜食
在特鲁维尔，我为他买下干酪，酸牛奶，奶油，因为他夜里回来迟了要吃这些东西。他也给我买我喜欢吃的东西，奶油圆蛋糕，水果。不完全是为了让我开心，同样也为了让我吃得好得到营养。他有这样一种孩子的意愿，要我吃得好，不要死掉，他不愿意我死，也不希望我发胖，两者兼而存之可不容易，我呢，我也不愿意他死，我们相互依恋，我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傍晚，在夜里，有的时候，谈起话来绝无顾忌。在夜里，这样的谈话，说的都是真话，不管说得多么可怕，还喝酒，哭，像以前一样，在午后，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谈话。
82年10月
最近几个月，醒来以后，我不再喝咖啡，直接去喝威士忌或者葡萄酒、喝下葡萄酒常常呕吐——酗酒人早晨吐的那种粘液——刚喝下去的酒也吐出来，于是立即又继续喝葡萄酒。一般说，第二次吐过，呕吐也就停止，这样我就好受多了。扬和我一样，也在早晨喝酒，我看他喝得不多，是这样，比较少。
自从他80年8月来到特鲁维尔，每天一到傍晚，他就喝，他一直是这样，直到我住进美国医院。他也发胖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喝空中存在的物质世界和我们所接受的前人的思想、观点放在，同时喝。我认为他没有看出我正在走向死亡。我相信我记得有人对他讲过这个话，大概是米歇尔·芒索，说：“你没有看见，她正在走向死亡。”
她①请来她的一个朋友，摩尔达维亚的一个犹太人——达尼埃尔，友爱向你致意——不过我觉得时间以后总是有的。他们执意要我下决心做出决定，而且还要我立下书面字据。
①即米歇尔·芒索。
扬也天天催我定一个时间，于是，有一天，我定了一个日期，我说：10月，1982年10月初。
他们打出电话，定了病房。
当我写下这几个字：10月，10月初，我就害怕，现在我还感到害怕。
达尼埃尔预先就警告过我。对我说：“我必须告诉你：那是非常痛苦的。使你还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你一个人是出不来的，你知道。”我知道。
所以，我是预先得到通知的，这种治疗非常难受非常痛苦。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字眼可以比拟。现在，我是知道了。如果谁是先就懂得美国这种叫做“冷火鸡肉片打耳光”治疗法，他就决不会下决心接受，也不会提出一个日期，决不会，他一定会逃之夭夭。
一上出租汽车，我见达尼埃尔哭着匆匆走出门去，我就明白我是在怎样一个不利于我的东西上最后签字划押了。这一天，我喝得也不少。恍恍惚惚，我还笑他们等着看好看的吧，后来，好，上了出租汽车，我见扬的心慌意乱有增无减，太可怕了，事情已经定了。骤然间，两条腿也出现浮肿，这让我更是惶惶悚悚，也不知是为什么。
夜里八点钟，我一个人留在美国医院的病房。不许扬留下来。十分抱歉，我这样一口气写下去，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把一件件事实相互关连都弄清楚没有，随它去吧。
有一件事依旧留下来没有动，而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害怕又开始了。我亲耳听说要重新进行治疗。我知道，这并没有什么，一小口烈酒，不过是一粒朗姆酒心糖。在扬到达特鲁维尔前不久，我曾经注意到在靠近门口的壁橱里，就像注意到其它别的什么一样，有一个酒瓶，我以为那是一个空酒瓶，可是，里面大约还有三指多的苦艾酒。此后有两天我总是想到它，后来，每天晚上，也许八天，十天，都不停地想到它。后来我就把它喝了。过后，扬来了，我叫他去买酒：又开始喝，这是我第三次又开始喝起来。现在，我在这里正处在第三个无酒精可饮的时期。这我已经给你说过。
到达美国医院当天晚上，为了能睡着我寄希望于安眠药，但是到了4点钟，我还是没有睡着。我突然想到：病房里没有一点烈酒，于是我越来越怕，越怕就越是想。很快我想出一个计划，赶到昏迷之前，尽快出去，我知道这一关我是闯不过去的：打电话叫一辆出租汽车，到马约门，到酒吧去喝一杯红酒，再坐那辆出租车回来。神不知鬼不觉。我于是起床，穿上衣服，不要弄出声音来，突然，女护士在我面前出现，她跑来我竟没有听到。我大声喊叫，对她说：“酒精中毒性昏迷，我有危险，你知道。”护士对我说：“夫人，那里有酒，我给你拿一杯来。”这本来已经是通知过的。这是我最后一杯酒，82年10月。
应该永远不要让危险之物落到你的手上。我知道不喝也不行。
危险状态
此时此刻，我对我的写作只觉有罪负疚，每次书出来以后，每次都是这样。如果我一定非陷入像我现在这种状态不可，那就不该写。如果我不再陷入纵酒的危险，这种状态我也不堪忍受，那也可以不写。我经常对自己讲到这一点，仿佛我还可以维持似的。这就是一种危险状态。
我对戒酒治疗讲过极端的话，请不要介意。尽管治疗，旧病总归还可能复发，又会开始。那天夜里，就已经又来了。什么也不为。酗酒本来就无理可说。
信
我也写信，就像扬给我写信一样，我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写信持续有两年时间。后来扬来了，他就取代了写信。没有爱情，留下来不走，是不可能的。即使其中有的只是词语，事情也永远是这样。最坏的是没有爱，如是，我认为那是不存在的。
幻影纷至沓来
我在1984年6月把《情人》交给子夜出版社。接下来我制作了一部影片，其后影片开拍，再后着手写《痛苦》，后来我就病了。《痛苦》出版的那一天，我住在医院里，扬给我带来普瓦罗…德尔佩什①的评论，当时我正在进行人工呼吸。这一次我心智丧失有一个星期之久，和85年4月那一次一样。我发发乎把一个年轻女护士杀掉。剧情十分明确：那天晚上，一方面扬回到家中，我把我的几个指环交给他带走，以免在医院被窃，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对他说，就这样吧，晚上，扬就去我家，带着指环，就住在那里了。到了半夜，女护士本应前来给我治疗的，可是没有来。我等她一直等到凌晨两三点钟。接着，神志不清了，事情却是一清二楚的，无可置辩，是肯定的：这个女护士和她的几个所谓同事一起到了圣伯努瓦街，杀死扬，夺去我的指环。
①普瓦罗…德尔佩什，法国批评家。
天亮以后，我打开病房的窗子，我喊我要杀人，快来人。没有动静。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叫，听是听到的。我又大喊大叫，我还不停地央求，毫无反应。
第二天清晨，护士来了，我躲在床单下拿着一把刀，这刀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女护士惊呼叫人。我同时也狂叫，我要死了，有人杀我。来了一个护理。他被吓坏了。猛扑到我身上，把刀夺走——我也划伤了。
由此开始，我相信我“知道”医院的那些“医生”把我给劫持了。大概经过几个小时，我和他们谈判，说他们如何取得赎金，电话打给谁，报一个数目不要太大，必须按照我在这项罪恶买卖的行情价值几何定出相当的数目。
所有这些胡话，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但可以称奇的是那种逻辑非常清楚，指环与谋杀是贯穿情节。我就是被这种逻辑明显性牢牢钉死脱身不得。
肺气肿发作，也会引起错乱：大脑缺氧，就要出轨，神经错乱。在我发病前一个星期，医院里还有一个青年，他整整一个下午充当一场足球赛的裁判。后来给他输氧，就平服无事了。医生对他说出的一套谚语笑了很久。可是，我害怕，非常怕。别人对你讲你自己，讲你在心智丧失情况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是非常可怕的。酒精中毒谵妄，在治疗过程中，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很少一点。我在昏迷状态下是说过朝话，不过，我常常是昏迷几秒钟。相反，治疗后出现的幻觉我却记得十分完整。幻象出现，就是在美国医院开始的。
《印度之歌》变成了一条船。无所谓，就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上尉的女人住在对面屋顶壁炉烟囱上。她是金发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