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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位十分美貌的女子，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你们，你们却被隔开一个距离。但你们为什么被隔开一个距离呢？甚至你们也并不知道。我说：那也许恰恰是因为她非常美丽的缘故。”戈达尔还加上说：“因为她不是一个人体模型，也不是一个女明星，她们的职业才是让自己展览的。”
戈达尔说了应该说的话。
这位年轻的波兰妇女代表她的丈夫亲自去争取那样一份奖励，确实是一个美妙的想法。事实上，那种事本来可以叫人厌烦死的。颁奖仪式全部过程。人们所能等待的是就近一睹这个女人的风采。这种事还不曾发生过。有关这一点，是十分奇怪的。似乎有某些镜头焦距、某几个角度在新闻报道中是被禁止的。似乎为了不要让新闻报道失效，倒霉，就只能从这么一个固定死的途径去搞；仅仅以表现瓦文萨的妻子出场为原则，不表现她的美。
一项真实的信息本应该把这个女人展示出来，因为瓦文萨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瓦文萨所爱的女人，这是比瓦文萨还要多出一些的什么。他的女人，在那一天，那无异就是允许你上溯一切、追溯与她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事实全部的一份证书。好比一座森林，是不可能和一个从中穿行而过的人相分割开来的，也可能是在被杀死之前穿过森林的，又好比是一袭裙衣，一头长发，一封信，岩穴深处的一片印迹，电话网络中一次说话声。一项真实的信息，既是主观的，又是触摸得到的，是一个已确立的形象，写出的或口头的，又永远是间接。
有时我还想到那种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尽管已经凋敝不堪，却也可说是很好的新闻事业，至少它改变了愚昧，它让人会怀疑对有关事件的那种说法。人们去看它，正是为了去纠正它。人们借此可以建立自己的主张。我讲到这件事说来真是可悲，在电视为攻击斯德哥尔摩和波兰那匹小马竟搞出如此恶劣手法。瓦文萨的女人啊。
电视与死亡
这是由米歇尔·富科的死引起的；米歇尔·富科死了。在他死去的第二天，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他在法国学院讲课的报道。他的声音几乎听不到，只有隐隐约约吵吵声。声音本来是存在的，但被记者的声音掩盖下去了，记者说那就是米歇尔·富科在法国学院讲课的声音。过不久，奥尔森·韦尔斯死去，照样再来一遍。人们清楚听到一个声音大声说你听到这听不清的离得很远的声音是刚刚去世的奥尔森·韦尔斯的说话声。这已经成为每一次著名人物逝世的例行公事了，逝者谈话的形象被记者的声音覆盖淹没，记者说人们听到的就是刚刚去世的某人某人的声音。这无疑是有关部门主管的一大发现，让记者与死者同时讲话，为继后播放节目省出一分钟的时间，节目也不一定是体育节目，而是其它不同于一般的、消遣性的、有趣的什么东西。
在法国，我们简直无法与电视记者接近，无法对他们说：抢在面带戚容的微笑确定时刻前面以气象预告容光焕发满面微笑作为抵押来加以炫示，那是不应该的。也是做不不到的。人们只好另辟蹊径，如做出两种神态之间的某种神态知识型，它以相似范畴作为组织知识的基本原则，这时人仍，一种什么也不是的神态。设法让报道形成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也是做不到的，尽管上司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职责所在，无论如何都要求保持心情愉快。报告地震，黎巴嫩凶杀，著名人物死亡，大客车发生车祸，愉快心情也只好丢开不顾了，你呀，你居然还急于寻找喜剧性新闻呢，对于车祸的喜剧性报道，你自己就会笑破肚皮。要是这样，你可就完蛋了。你夜里休想睡得着。你说了什么，你自己明白。弄出彻头彻尾的滑稽电视新闻，你就会把情绪搞得一落千丈。
除重大事件如名人死亡、诺贝尔奖颁奖、议会选举以外，在电视上一般也看不到什么。没有人想到电视上去讲话。讲话讲就是了。这就是说：不论什么事，譬如一条狗被压死，也会让人浮想联翩，创造性地移想于宇宙万物传习录明王守仁著。分上、中、下三卷。包括与门人问，人们有这种奇怪的灵智，而且普及面很大，这就是一条狗所能引出的效果。应当说，我们是顾客，电视机买主，纳税人，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电视上的失误和事故，于是政府人员和月薪上千万的记者跑出来讲话了。希拉克①在1984年书展开幕式上说他读诗是因为诗短小，对经常乘飞机旅行的人十分适用，还有一个什么人宣称黑白电视在某一规定时间开播最好不过。我也曾在电视上听到说起《广岛之恋》②，阿·勒内和雅克莉娜·迪瓦尔的著名影片。我还听到谈及《英国情人》③，由著名女演员马德莱娜·巴罗尔主演。”这个羞怯的小姑娘不久前也去从事电视演出了。
①巴黎的市长，曾任总理。
②作者1960年发表的电影剧本。
③作者1967年出版的小说，1968年出版的剧本。
人们不停地听那些不扮演什么角色的人说出本色语言，听他们讨论时事，如果是这样，电视也许就让人无法接受了。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变通，稍稍拉开一点距离，总是本色，过分的逼真。你只有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当有些记者准确谈到我们所希望了解的1986年12月令人惊叹的大学生罢课前途将是如何，人们都在为记者捏一把汗。人们真想热烈地拥抱他们，给他们写信。他们的声援和学生罢课运动汇合成为一体了。这种事是前所未有的。1986年12月在法国就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全巴黎都在谈论这件事，就像谈论罢课一样。这的确是某些日报的一个伟大节日，直到帕斯卡和宠特罗①放出他们的警犬。
①官方警特人物。
说来话巧
我的母亲最怕公职人员，长官，财政局的人，衙门的门房，海关人员，所有叫你守法的人，她都怕。穷人的精神状态这种痼疾总是让她不断地出差错。这种毛病我也未能完全摆脱。经过学校几次口试，我母亲那种害怕心理我倒是给剪除了。每次口试取得成功，克服贫穷家庭那种痼疾就向前推进一步。说来话巧。真像是我在同那个准备把我消灭掉的社会进行殊死搏斗。歌唱家、演员不能不和观众融为一体。人家出钱，目的就是听你唱、听你讲，为了生活你必须“有”这些敌人。控制话语，鼓动剧场，一经做到，以后也就畅行无阻了。有人认为你有责任不要让跑来听你的人失望。不过，还不够，还要加上一点，必须把审判你的那个人干掉。
绿牛排
不，我从来不怕得罪这些人。可是我熟悉的人，人人都怕，怕失去他们，我可不，我偏不去讨好他们，我要让他们知道，并不是人人都非由他们摆布不可。去买一块牛排，他们把“牛排好看的一面”红红的拿给你看，我要求：“请把另一面给我看看。”他们回答说：“我把另一面拿给你看，是同一块肉……”于是他们把第一块放开，看不见一面朝下放归原处。那天我从医院回家，仍然是肺气肿病发作，我就让扬去给我买一块牛排，我想吃点肉。扬见了商人什么都不敢说，不论要他怎么他都可以忍受，包括下毒他也不出声。那天他就举着一块发绿的牛排回来了。是一块已经发绿的肉。我拿起来给他看。我对他说：“你一句话也不敢说？”他说：“是，我不敢。”我忍不住。我哭了。我对他说：“你听着，这是我从医院回家第一次吃饭，你把他给我扔掉，再去买一块。”他说：“我没有想到。”我哭也哭不下去了。我拿起那块牛排，丢进垃圾箱。我都气疯了。牛排竟是绿的，我气得脸发青。等他回来，准备和我一起吃饭，我就从垃圾箱捡出那块牛排给他放到他的碟子里。他走到桌前，看见那块牛排，吓得大叫，最后他又把它扔回垃圾箱。饭桌上，就不见他踪影了。
讲到一般待人接物，我还有一种怪癖。就是和临近的人如何说话，特别是在飞机上。我说是要人家回答我。如果回答，他可以安心，我也放心。我谈谈风景啊但认为这种发展的动力是由于人先天具有的“自我完善能，或者就风景一般地说一说，在飞机上，同样是可以谈风景的。在火车上，和不认识的人谈话，我就讲讲大家看到的事，谈谈风景，说说天气。我常有一种要说话的愿望，很迫切，很强烈。
有一次，在飞机上，我正好和一位先生坐在一起，他不答话，不论谈什么问题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南宋朱熹注为：”，都是一言不发。我也只好作罢。我对自己说，在他看来，我这个人一定令人不快。他并不认识我，这一点我头脑里想也没有去想。可是当他离去的时候，他对我说：“再见，玛格丽特·杜拉。”他不愿意和我谈话，果然是这样。
你不愿意？
说起我曾经讲过的那件事，即作家、女小说家引起性的欲望的那个问题。我已经七十岁，还是想讲一讲：那是在几年之前，两、三年前，我收到一个人写给我一封信，信属于这样一种类型：“我想在1月23日星期一上午9时与你做爱。”我想：这肯定是个疯子。后来也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1月23日星期一上午9时，有人揿门铃。是谁？说：“是我。你把门开开。我给你写过信……”我说：“你这是开玩笑？”他说：“你不愿意？”我说：“那，我可不愿意。”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对着大门躺倒在地。一个上午就躺在那里不动。我给几位房客通电话，我们平时非常团结互助，他们知道我经常遇到麻烦事。他们来了，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知道，我们彼此对她都了解（原话如此），她是决不开门的。”那个年轻人，他说了一些很动听的话，例如：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