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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爱情，他们比别人更懂得在爱情中有所为而无言的含义，但是他们却不相当于爱情以便共同去体验。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就好像他们是另一些人似的。当有人相说爱，一般说他们是以爱情来相爱的，在这里，这些人并不懂得相爱，不过是在经历一种爱情罢了。在他的嘴上找不到把它说出的那个字。有欲望，在性方面，也不能表达，这就把爱情抽空了。随后就是喋喋不休，还要纵饮。不，不。对此，只有为之痛哭。
书上的那些人物，我认识他们，他们的故事我并不知道，正像我不知道我的故事一样。我没有故事。同样，我也没有生活。我的故事人对自然的利用、改造。清代戴震视人道为人伦日用和身之，每天，每天的每一秒钟，都被生命的现时击得粉碎。我决没有可能清楚看到人们说的所谓他的生活。只有关于死亡的思想，或是对那个男人和我的孩子的爱，才把我聚集归一。我活下来就像是我绝无可能接近于一种存在模式。我常常问自己，人们叙述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以什么为基础。是这样，叙事范例是有很多，都是按照时序、外部事件作为起点。人们一般都采纳这种范例。人们从他的生活开始起步，沿着事件发生的轨道，战争，地点的变换更替，结婚，最后归结到现时。
有一些书是难以触摸到的，这里的《80年夏》①，《大西洋人》，在莎利玛尔花园中大叫的副领事，女乞丐表反佛言论，退而著《神灭论》，并以不能“卖论取官”拒绝，麻风病的那种气味，M．D，《洛尔·瓦·斯泰因》，《情人》，《痛苦》，《痛苦》，《痛苦》，还有《情人》，海伦·拉格拉奈尔，学生宿舍，大河上的光芒。《大堤》已经变得不可触及了，某些与人有关的因素由另一些因素取代，这些因素不致引动读者的好奇心，我极想让他读到，所以让故事保持一个距离，以减少危险，一切都应该归结到那个原初的故事，那个故事已经失落不见了。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情人》。所以在我一生中包括有两个少女和一个我。《大堤》的故事就是这样。在1986年那个可怕的夏季，在写这最后一本书的时候②，事情的发生，我并没有看到。在这个故事里，地点改变，当然，那是亲身生活过的，书在什么地点，在什么层次上，在怎样一个副词上说了谎，说谎的情况是很难发现的，可能仅仅在一个字上说过谎。我决不认为在欲望方面说谎。只有男人遭到你的肉体严厉拒斥，那样的情况才会发生。无论怎么说，那本书讲的的确是生活过的故事。我按特殊事例处理它，不是作为类型事例处理。写作的时间也许已经过去，经受过的痛苦我必然时时都会回想到。痛苦总是要留下来的，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感情也是一样。在《情人》或是《痛苦》中，感情依然是灼热的，还在拍击跳动。这种感情在这些书里还在发出回响，一有风吹草动，那些声音在我耳中都能听到。在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我是被那些人接混到一起了。而我所做的就是讲一个不可能的故事，就像我在一个女人与一个同性恋者之间讲一个可能的故事一样，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讲一个爱情故事，爱情故事永远是可能的，即使它在那些人眼中显现为不可能，那些人与写作是相距很远的——因为写作并不是与可能的样式相关，或者说，与故事不相干。可能，我是有意说到这个问题，甚至就在这里说，但是不成功，做不到，我的意思是说：在他们中间，只有爱情，而没有爱情故事。也就是说，我想说的是指有一次在他们相互关系的交会点上，在某一天夜里，爱情像一面光的网在黑暗中显现。可能有一次，在某一个确定的时刻，故事直接指向爱情。
①《80年夏》是作者一本记叙体作品，1980年出版；电影《大西洋人》，1981年出版，小说《大西洋人》，1982年出版；“莎利玛尔花园大叫的副领事……”指小说《副领事》，1965年出版；《洛尔·瓦·斯泰因》即小说《洛尔·斯泰因的迷狂》，1864年出版；小说《情人》1984年出版；小说《痛苦》，1985年出版；《大堤》即小说《太平洋大堤》，1950年出版。
②此处可能是暗示与作者的小说《埃米莉·L》（1987）相关之事。
如果写虚假的东西，即使是略带虚假，让我取得很大的成效，这在我也是极其少见的。为弄清这一点，我现在无疑正竭尽全力写这本书。我必须进入最佳的感情状态，以求好好对待这本书，我不应该像对待伤害人、仇视人的对象、一种奇向自身的凶器那样去对待它。有什么情况发生就让它发生吧。好像听到有人说过，写作无法再向上提升，说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总是已经走到门前大门紧闭就止步不前了，可是我认为正好相反，写作仍然通行无阻，什么都可以穿行而进，大门紧闭不管根据什么都可以长驱直入。这样，书一定有什么同罗兰·巴特式的潜在文论相近似，我有许多思想，我要把它炫示于外，小说有时就是证明，例如那些获奖小说。换句话说，我还没有从中走出来。我处在历史环境下，就像我沉到海里，投入一条长河，但是，把爱情、把人野蛮化，仍然不充分，对我来说，我是太重要了。距此还相差很远。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每天经历的事并不就是每天发生的事。发生的事就是那没有经历过的当天出现的最为重大的事。无事发生，那恰恰是最值得加以思考的事件。也许应该带着我的行装、我饱经风霜的容颜、我的年龄、我的职业、我的狂暴、我的疯狂进入写作，也带上你，你也应该留在书里，带着你的行囊、你的光泽的面容、你的年龄、你的优闲放任、你的可怕的狂暴、你的疯狂、你的惊人的超凡人圣。但是这仍然还不够。
什么妥协，什么在样式上需按惯例做出“合理布局”，对它嗤之以鼻，丢掉它，这种爱情的不可能性我要面对面去抗争，我们没有后退，我们也没有救援，这是一种来自远古的爱情，简直不可想象，又是这么奇诡，我们并不在意，对它我们不需去勘察体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经受它就像它原本现身于其中一样，不可能，确实，但不要去干预，也不要去做什么，以求免遭残害免受痛苦，不要逃避，不要摧残，也不要走离。但这还是远远不够。
在交付书稿之前，一直到最后一天，在这期间，我认为可能我还是不要把书槁拿出去出版，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思虑这件事，可是太晚了，最后还是他们占了上风，拿去出版了。
基依伯夫
我对你说过，基依伯夫①会激起写作的欲望。可是事实又恰恰相反。是因为我有写作的欲望。基依伯夫那个故事才那样牵住我不放。不过我现在和你说的是有关一本还没有写出的书的外部情况，你听我说：这本书，出自头脑中那片土地上的基依伯夫，本来应该放在我刚写成的第三本书的前面。如果那部稿子没有遗失，我现在就应该动笔写下去。我必须到特鲁维尔旅行一趟，为的是查找我把那部稿子究竟给放到哪里去了。
①基依伯夫，法国北部濒临英吉利海峡厄尔省一县城，在塞纳河出海处。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遗失的十页稿纸在一本已出版的书的草稿中找到。
这本新书在1987年3月写完，在《蓝眼睛》之后六个月交到出版者的手中。我很久不曾喜爱一本书像喜爱这本书这样①。
①上文所述《蓝眼睛》指《蓝眼睛黑头发》（1986）；此处说的这一本书应指《埃米莉·L》（1987）。
说谎的男人
最近我在试着写一本书，题目不妨叫做《说谎的男人》。写一个说谎的男人，他时时都在说谎，谈到他生活上的事，不论对谁，都是谎话连篇。谎话在话还没有说出之前，就已经拥到他的嘴上。谎话出口，他连感觉也感觉不到。关于波德莱尔或者关于乔伊斯，他不说谎，吹嘘自己或是要人相信他的冒险事迹，他是不说假话的。不，对这些事他决无谎言。至于一件套衫售价几何，乘地铁一段行程，一部影片上演时间，与同伴一次会晤，一次不相干的谈话，一份菜单，一次全程旅行，一些已知的城市的名称，关于他的家庭，他的母亲，他的甥男子侄，他都不说真话，说谎。他这样做完全不带任何利害因由。起初，那真会叫人发狂。几个月下来，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此人是一位天赋非凡的作家。人非常精敏细腻，非常风趣，非常非常有魅力。也是一个善于言词的人，赋有不可多得的资质。他是资产阶级出身，像王子那样谦和可爱。尽管是由母亲亲手抚养成人为自然界也就是神，并具有“宇宙灵魂”或“普遍的理智”。，就像一位国君应有的那样，但在天性上，魅力上，对他极少有什么影响。
我这样说他，几乎用不容置辩的方式说他，是因为他是一位情人，好几个女人的情人。他有这样的天资，能发现她们客观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哲学基本形式之一。把某种“客，只要看一眼，就能从她们欲念的实质上认出她们。我从没有见过有谁像他那样神魂颠倒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一方面，通过那种天赋他把她们“抓”上手，甚至在认清她们的美质、她们的声音之前就爱上她们了。
女人就是这个人生命的首要人物，许多女人只要她一走近，看到他的眼光，就对他领会于心。他这个人只要把女人看一看，他就已经是她的情人了。
在爱情中，他属于既野又克制、既可怕又圆柔那样一种狂暴粗野。
我多次试着去写这个男人，当我有意写他，这个人的说谎却又把他完全掩盖起来看不清了，包括他的面容，他注视的目光。现在，不意有可能下笔去写，这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