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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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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曾国藩正在天津处理教案,对洋人卑躬屈膝,杀害中国无辜良民取媚外国,身败名裂,被国人称为“卖国贼”,已经到了千夫所指、众口唾骂的地步。就连一向以出了曾国藩为傲的湖南同乡也将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砸烂焚毁,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以此来表示对其人卖国的鄙夷和唾弃。

  [自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了教堂。这种靠侵略强行进入的外来事物,在很长时间内都为有良知的中国人所抵制。尤其是教堂长期以来不断强占民田,拐骗人口,声名很差,更加引发了民众的怨恨。同治九年(1870)五月,设置在教堂附近的育婴堂突然离奇死了三四十名婴孩,教堂偷偷外运尸体时被民众发现,引发了轩然大波。与此同时,天津不断有用迷药拐骗幼童的事情发生,传说与教堂有关。五月二十一日,拐骗犯武兰珍在用下有迷药的红薯糖诱骗幼童时,被民众当场抓获。武兰珍被扭送到天津知府衙门,知府张光藻本不想问案,但见民众群情激奋,不敢不接,只好当众讯问武兰珍及一干证人。武兰珍供出了迷药来自天主教民王三,所拐骗的幼童均交给了育婴堂,王三付给报酬洋银五元。又有亲眼看见死婴尸体的证人说尸体胸膛尽开,心肝俱无,眼珠也被挖去。张光藻怀疑有人借机煽动民心,造谣闹事,但还是同意去找洋人对证。随后,天津知府张光藻与天津道周家勋联名向法国育婴堂发出照会,让他们交出罪犯王三,但是遭到了拒绝。五月二十三日,张光藻、周家勋带着武兰珍和人证来到育婴堂对质。结果,育婴堂里没有王三这个人,武兰珍在法国传教士及教民的指责下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张光藻和周家勋只好当场向法国人赔礼道歉,讪讪而退。官府退走后,民众依旧愤愤不平,与教士发生了口角,继而演变成互殴。法国领事馆离教堂不远,领事丰大业(Victor Fontanier Henri)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即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不愿意事态扩大,装模作样地派了几名官弁应付了事。丰大业十分不满,带着秘书西蒙(Simon)闯入崇厚的衙门,向崇厚开枪恫吓,幸好没有射中。回去的路上,丰大业刚好遇上闻讯赶来的天津知县刘杰一行。暴怒下的丰大业二话不说,拔枪就射,结果打死了刘杰的随从高升。周围的民众怒不可遏,一拥而上,当场将丰大业及西蒙打死,接着鸣锣聚众,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先后打死二十名外国人。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国联衔向清廷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到天津、烟台一带,进行战争威胁。清廷先是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又改派李鸿章会同办理。曾国藩、李鸿章判处中国民众二十人死刑,缓刑四人,二十五人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也被革职遣戍,向外国赔款白银四十九万两,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赔礼道歉。]

  其实,曾国藩之前主持平定太平天国时,就曾在日记中相继记载了其处理洋务时的主张:“此前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眼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帮助我大清王朝攻打太平军和捻军。二者皆有德于我。中国不宜忘其大德而计较小怨。”在他看来,英法联军打入北京烧杀抢掠,仅仅因为没有推翻清廷,就是大德。而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过是小怨而已。

  在这样的思想原则指导下,曾国藩与外国人打交道时腰杆子就没直过,天津教案只不过是他主张的一个小小体现而已。不幸的是,国人终于在这次教案中看清了他的嘴脸,他本人靠平定太平天国积累起来的声名,最终在这次教案中毁于一旦。

  更令曾国藩忧心的是,天津教案其实是因谣言和起哄产生的暴力冲突,之所以闹得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有直隶提督陈国瑞在其中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因而这件事还不仅仅是中国与法国之间的外交纠纷这么简单。陈国瑞当时正受醇亲王奕(道光皇帝第七子,光绪皇帝生父,福晋为慈禧亲妹)宠信,风头极劲。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湖南常德人,于2007年病逝于美国,享年九十五岁)在其著作《晚清宫廷实纪》中指出:天津教案实为醇亲王奕指使与曾国藩素有积怨的陈国瑞所为。自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为捻军杀死后,八旗子弟自动集中在醇亲王周围,意图恢复昔日八旗劲师雄风,与湘军、淮军抗衡。醇亲王甚至还与僧格林沁的儿子布颜纳谟诂结成了儿女亲家。醇亲王策划天津教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击曾国藩(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须常驻天津办理洋务)。而醇亲王背后的支持者,自然就是他的妻姐慈禧太后。

  [陈国瑞,湖北应城人。少年时曾被太平军掳为童子军,后改投湘军将领黄开榜,被黄收为义子,因骁勇善战、性嗜杀,成为轰动一时的勇将。陈国瑞有一句名言说:“战要战得稳,追要追得狠,退要退得紧。”后加入僧格林沁部,极得信任,与僧王情若父子。僧格林沁被捻军杀死后,身负重伤的陈国瑞本已侥幸逃脱,闻讯后又冒死潜回,找到僧格林沁的尸体背上,昼伏夜行,七天后才回到军营,在当时传为佳话,因而“僧战死,从将多获罪,国瑞以骁勇独留军”(吴相湘:《近代名人小传》)。不过陈国瑞为人桀骜不驯,喜鸦片,好美色,加上自恃功高,自僧格林沁外,罕听节制,且不约束部下,时常与友军争夺军饷枪械,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多有冲突,因而总被这些重臣刻意压制。后来他出钱助修黄鹤楼,拟一对联道:“黄鹤飞来复飞去,白云可杀不可留。”时人均不解“白云”之意。陈国瑞自己解释说:“君未读唐诗乎?‘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浮云比安禄山,非其可杀者乎?”(清王之春:《椒生随笔》)有一种说法,陈国瑞笔下的“白云”即是指曾国藩,以致一度传出他酒后持剑追杀曾国藩的故事。事见清人吴光耀所著《华峰庚戌文钞》。吴光耀为湖北人,与陈国瑞同乡,曾在四川为官。《华峰庚戌文钞》主要是记载同治、光绪年间名将轶事,对曾国藩等湘人多有责言,而为鄂人鸣不平。]

  就在同治八年(1869)的七月,也就是刺马案发生整整一年前,慈禧太后亲信太监安德海奉差出京,到处招摇滋事,被山东巡抚丁宝桢逮捕后就地正法。这件事,毫无疑问是朝中另一主事者恭亲王奕?针对慈禧太后所为。安德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昭显了慈禧太后在朝中的孤立。自那以后,这位秀女出身的太后开始全力扶持自己的妹夫醇亲王奕,意在与恭亲王和汉人重臣抗衡。有了慈禧太后的庇护,醇亲王为所欲为;有了醇亲王的支持,陈国瑞也敢在直隶境内兴风作浪。后来法国人查清天津教案跟陈国瑞有关后,要求曾国藩交出陈国瑞,态度坚决而强硬。而曾国藩明明痛恨陈国瑞这种人,却因为深知其背后有人,不敢得罪不说,反过来还要在洋人面前全力斡旋维护,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正因为天津教案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从一开始,曾国藩就知道这案子不但是针对他,还要他本人来背这个黑锅。内外交困下,如同多年前战败于太平天国、几欲投水自杀时一样,曾国藩再一次有了强烈的挫败感,沮丧地说:“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据说正好到了“耳顺之年”的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甚至催促儿子赶紧为自己准备棺材。而在天津教案后不久就发生了刺马案,这显然不是巧合,二案即使没有直接联系,也必然有连带关系。

  马新贻被刺的消息就在曾国藩最焦头烂额的时候传到了天津,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平心而论,曾国藩确实不喜欢马新贻,但毕竟大清总督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身亡是前所未有的事。以他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十几年,以他经历的种种官场黑幕,他深知此案绝非一般凶杀案件。其中的玄机是什么?背后又有什么阴谋?为什么朝廷偏要他处理这等棘手之案?

  马新贻的死亡带给曾国藩的苦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连续几天,他夜不能寐,成天阴沉着脸,许多时间都是一言不发地呆坐。思前想后,曾国藩决定不趟这摊浑水。于是提笔上书,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回任两江总督。清廷的答复很快回来了——曾国藩必须赴两江之任,直隶总督由李鸿章接任。很简单,很干脆,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李鸿章也在这个时候写信来安慰曾国藩,其中尤其提到了刺马一案,说:“谷山(马新贻的字)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毫不迟疑地表达了对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的震惊。但紧接着又立即说:“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一方面是劝曾国藩赶紧回任两江总督,另一方面也是交底,表明自己对两江绝无染指之心。这两句话紧连在一起,实在耐人寻味。

  不过安慰归安慰,精明的李鸿章并不想真正去帮助恩师曾国藩解决烦恼,他甚至在这个时候玩起了“痞子腔”(安徽话,意为耍流氓手段)。曾国藩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正备受天下人唾骂,李鸿章担心自己卷入其中后也会受到时论的谴责,因此在到达直隶边境后便借口肝病复发停了下来,一面写信给曾国藩,表示支持曾“拿犯”,另一方面又公开表示要等恩师将天津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到天津接任,以免“初政即犯众恶”,意欲等曾国藩收拾好天津教案的乱摊子后再说。昔日曾国藩曾对李瀚章(李鸿章亲兄长,曾国藩亲信)评价李鸿章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显然,此时的李鸿章在玩弄手段方面确实已经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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