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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先生，您明白我是从哪儿来的吧？”
“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我的出纳员是这样告诉我的。”
“他说的不错。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本月份得在法国付出三四十万法郎的款子，知道您严守信用，所以把凡是有您签字的期票都收买了过来，叫我负责来按期收款，以便动用。”莫雷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抹了一下他那满挂着汗珠的前额。
“哦，那么，先生，”莫雷尔说，“您手上有我的期票了？”
“是的，而且数目相当大。”
“多大的数目？”莫雷尔用一种竭力镇定的声音问道。
“在这儿，”英国人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叠纸，说道，“监狱长波维里先生开给我们银行的一张二十万法郎的转让证明，那本来是他的钱。您当然清楚您是欠他这笔款子的吧？”
“是的，他那笔钱是以四厘半的利息放在我的手里的，差不多有五年了。”
“您该在什么时候偿还呢？”
“一半在本月十五号，一半在下个月十五号。”
“不错，这儿还有三万二千五百法郎是最近付款的。这上面都有您的签字，都是持票人转让给我们银行的。”
“我认得的，”莫雷尔先生说着，他的脸涨得通红，象是想到他将在一生中第一次保不住他自己签字的尊严似的。“都在这儿了吗？”
“不，本月底还有这些期票，是巴斯卡商行和马赛威都商行转让给我们银行的，一共大约是五万五千法郎，这样，总数是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
在这些钱累计的时候，莫雷尔所感到的痛苦简直难以用言词来形容。“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
“是的，先生，”英国人答道。“我不必向您隐瞒，”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到目前为止，您的信实守约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据马赛最近的传闻来看，恐怕您无法偿还您的债务了。”
听到这段几乎近于残酷的话，莫雷尔的脸顿时变成了死灰色。“先生，”他说，“我从先父手里接过这家公司的经理权到现在已有二十四年多了，先父曾亲自经营了三十五年。凡是有莫雷尔父子公司签名的任何票据，还从来不曾失过信用。”
“那我知道，”英国人回答道，“但以一个诚实人答复一个诚实人应有的态度来说，请坦白地告诉我，这些期票您到底能不能按时付清？”
莫雷尔打了一个寒颤，望了一眼这个到刚才为止讲话尚未这样斩钉截铁的人。“问题既然提得这样直截了当，”他说，“答复也就应该直爽。是的，我可以付清的，假如，能如我希望的，我的船能安全到达的话。因为它一到，我因过去许多次意外事件而丧失的信用就又可以恢复了，但假如法老号损失了，这最后一个来源也就没有了。”那可怜的人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嗯，”对方说，“假如这最后一个来源也靠不住了呢？”
“唉，”莫雷尔答道，“强迫我说这句话实在是太残酷了，但我是已经惯遭不幸的了，我必须把自己练成厚脸皮。那样的话，我恐怕不得不延期付款了。”
“难道您没有朋友可以帮助您吗？”
莫雷尔凄然地苦笑了一下。“在商界，先生，”他说，“是没有朋友，只有交易的。”
“这倒是真的，”英国人喃喃地说，“那么您只有一个希望了？”
“只有一个了。”
“最后的了？”
“那么要是这一个也耽误——”
“我就毁了，整个地毁了！”
“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有一艘船正在进港。”
“我知道，先生，有一个在我日暮途穷的时候依旧跟随着我的年轻人，每天花一部分时间守在这间屋子的阁楼上，希望能最先向我来报告好消息。这艘船的进港，他已经通知过我了。”
“那不是您的船吗？”
“不是，那是一条波尔多的船，是吉隆丹号。它也是从印度来的，但却不是我的。”
“或许它曾和法老号通过话，给您带来了消息呢？”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一件事，先生，我怕得到我那条船的任何消息，简直就同我怕陷在疑雾中一样多。不确定倒还使人抱有希望。”于是，莫雷尔又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这次的逾期不归是说不通的。法老号在二月五日就离开了加尔各答，它应该在一个月以前就到这儿的。”
“那是什么？”英国人问道，“这一片闹声是什么意思？”
“噢，噢！”莫雷尔喊道，脸色立刻苍白，“这是什么？”楼梯上传来一片响声，是人们匆忙的奔走声和半窒息的呜咽声。莫雷尔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他的气力支持不住，他倒在了一张椅子里。两个人面对面地互相望着，莫雷尔四肢在不停地发抖，那陌生人则带着一种极其怜悯的神色凝视着他。闹声止了，莫雷尔似乎已预料到了是什么事，那件事引起了闹声，而那件事是一定会到来的。那陌生人觉得他好象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那是几个人的脚步声，而那脚步声在门口停下了，一把钥匙插进了第一道门的锁眼，可以听到门上的铰链声。
“只有两个人有那扇门的钥匙，”莫雷尔喃喃地说道，“——柯克莱斯和尤莉。”这时，第二道门开了，门口出现了那泪痕满面的年轻姑娘。莫雷尔用手撑着椅背，颤巍巍地站起来。他本来想说话，但却说不出来。“噢，父亲！”她绞着双手说，“原谅你的孩子给你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莫雷尔的脸色又一次变白了。尤莉扑入他的怀里。
“噢，噢，父亲！”她说，“您可要挺住啊！”
“这么说，法老号沉没了？”莫雷尔问她，声音嘶哑。那年轻姑娘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依旧靠在她父亲的胸前。
“船员呢？”莫雷尔问。
“救起来了，”姑娘说道，“是刚才进港的那条船的船员救起来的。”
莫雷尔带着一种听天由命和崇高的感激的表情举手向天。“谢谢，我的上帝，”他说，“至少您只打击了我一个人！”
那英国人虽然平时极不易动感情，这时却也两眼湿润了。
“进来，进来吧！”莫雷尔说，“我料到你们都在门口。”
不等他的话说完，莫雷尔夫人就进来了，她哭得非常伤心。艾曼纽跟在她后面。在客厅里，还有七八个衣不蔽体的水手。一看到这些人，那英国人吃了一惊，向前跨出了一步，但随后他又抑制住了自己，退到了房间最不惹人注意和最远的一个角落里了。莫雷尔夫人在她丈夫的身旁坐了下来，握住他的一只手；尤莉依旧把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艾曼纽站在屋子中央，象是担当着莫雷尔一家人和门口的水手们之间的联系人的角色。
“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莫雷尔问题。
“过来一点，佩尼隆，”那年轻人说道，“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一个被热带的太阳晒成棕褐色的老水手向前走了几步，两手不住地卷着一顶残破的帽子。“您好，莫雷尔先生，”他说道，好象他是昨天晚上离开马赛，刚从埃克斯或土伦回来似的。
“您好，佩尼隆！”莫雷尔回答，他虽然微笑着，却禁不住满眶热泪，“船长在哪儿？”
“船长，莫雷尔先生，他生病留在帕乐马了，感谢上帝，他病得并不厉害，几天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他康复回来的。”
“很好，现在你把事情讲讲吧，佩尼拢”佩尼隆把他嘴里嚼着的烟草从右面顶到了左面，用手遮住嘴，转过头去，吐了一大口烟汁，然后叉开一只脚，开始讲了起来。“你瞧，莫雷尔先生，”他说，“我们风平浪静的航行了一星期，然后在布兰克海岬和波加达海岬之间的一段海面上乘着一阵和缓的南——西南风航行，忽然茄马特船长走到了我面前，我得告诉你，我那时正在掌舵，他说，‘佩尼隆，你看那边升起的那些云是什么意思？’我那时自己也正在看那些云。‘我看它们升得太快了，不象是没有原因的，我看那不是好兆头，否则不会那样黑。’‘我也是这么看，’船长说，‘我先来防一手。
我们张的帆太多啦。喂！全体来松帆！拉落三角头帆！’真是千钧一发啊，命令刚下，狂风就赶上了我们，船开始倾斜起来。
‘嗨，’船长说，‘我们的帆还是扯得太多了，全体来落大帆！’五分钟以后，大帆落下来了，我们只得扯着尾帆和上桅帆航行。
‘喂，佩尼隆，’船长说，‘你干嘛摇头？’‘咦，’我说，‘我想它不见得就此肯罢休呢。’‘你说得不错，’他回答说，‘我们要遇到大风了’‘大风！不止大风，我们要遇到的是一场暴风，不然就算我看走眼了。’你可以看到那风就象蒙德里顿的灰沙一样的刮过来了，幸亏船长熟悉这种事，‘全体注意！顶帆收两隔！’船长喊道，‘帆脚索放松，绑紧，落上桅帆，扯起帆桁上的滑车！’”
“在那种纬度的地方这样做是不够的，”那英国人说道。“如果是我，我就把顶帆放四隔，把尾帆扯落。”
他这坚决，响亮和出人意外的声音使人人都吃了一惊。佩尼隆把手遮在眼睛上，仔细端祥了一下这个批评他船长的技术的人。“我们干得更好，先生，”老水手不无敬意地说道，“我们把船尾对准风头，顺风奔走。十分钟以后，我们扯落顶帆，光着桅杆飞驶。”
“那艘船太旧了，经不起那样的风险。”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