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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我的儿子，走吧，我亲爱的杰拉尔，假如你能听从我的话或者如果你高兴，把它算作友好的忠告也行，我们还可以保留你的原职的。这个，”诺瓦蒂埃微笑了一下又说，“就算是一种交易吧，假如有一天，在政治的天平上你高我低的时候，还希望你再救我一命。再见了，我亲爱的杰拉尔，下次再来时，请在我的门口下车。”诺瓦蒂埃在讲这番话后，他便以同样安祥的态度离开了房间。维尔福脸色苍白，急忙奔到窗前，撩开窗帘，看着他泰然自若地走过街口两三个鬼头鬼脑的人的身边，这两三个人，也许就是等候在那儿来抓一个长黑胡子的，穿蓝色披风，戴阔边呢帽的人的。
维尔福屏息静气地站在那儿呆望着，直望到他的父亲拐入了蒲赛街。然后他转过身来急忙去处理他留下来的那堆东西，把那黑领结和蓝披风塞进旅行包的箱底里，把帽子仍进了黑洞洞的壁厨里，把手杖折成几段，一下子投进了壁炉，然后戴上他的旅行便帽，叫仆人来，用眼色示意让他不要提任何问题，付了饭店的账，跳上那辆早已等候着的马车里，他在里昂得知波拿巴已进入格勒诺布尔，沿途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他终于到达马赛，这个野心勃勃的人初尝成功的喜悦，但同时，他心中又充满了种种希望和忧虑。
（第十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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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百日
诺瓦蒂埃先生真是一个预言家，事态的发展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谁都知道从爱尔巴岛卷土重来的这次著名的历史事件，——那次奇妙的复归，不仅是史无前例，而且大概也会后无来者。
路易十八对这一猛烈的打击只是软弱无力地抵抗了一下。他这个还没有坐稳的王朝，本来基础就不稳固，一向是摇摇欲坠，只要拿破仑一挥手，这座由旧偏见和新观念不好调和而构成的上层建筑便坍了下来。所以维尔福从国王那里只得了一些感激（这在目前反而可说是对他有害的）和荣誉十字勋章，但对这个勋章，他倒多了个心眼，并没有佩挂它，尽管勃拉卡斯公爵按时把荣誉勋位证书送了来。
诺瓦蒂埃当时成了显赫一时的人物，要不是为了他，拿破仑无疑早就把维尔福免职了。这个一七九三年的吉伦特党人和一八○六年的上议员保护了这个不久前保护过他的人。
帝国正在复活期间，但已不难预见它的二次倾覆了。维尔福的全部力量都用在封住那几乎被唐太斯所泄漏的秘密上了。只有检察官被免了职，因为他有效忠于王室的嫌疑。
帝国的权力刚刚建立，也就是说，皇帝刚刚住进杜伊勒里宫，从我们已经向读者们介绍过的那间小书房里发出了无数命令，在桌子上路易十八留下的那半空的鼻烟盒还敞开在那里。在马赛，不管官员们的态度如何，老百姓已知道：南北始终未被扑灭的内战的余烬又重新燃起来了；保党人如果敢冒险外出，必定会遭到斥骂和侮辱，这时如果要想挑起人民来报复他们，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由于时势的变化，那位可敬的船主在当时虽还说不上势倾全市，因为他毕竟是个谨慎而胆小的人，以致许多最狂热的拿破仑党分子竟斥他为“温和派”，但却已有足够的势力可使他所提出的要求闻达于当局，而他的那个要求，我们不难猜到，是与唐太斯有关的。
维尔福的上司虽已倒台，他本人却依旧保留了原职，只是他的婚事已暂时搁在了一边，以期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假如皇帝能保住王位，那么杰拉尔就需要一个不同的联姻来帮助他的事业，他的父亲已负责再给他另找一个了。假如路易十八重登王位，则圣·梅朗侯爵以及他本人的势力就会大增，那桩婚事也就比以前更实惠了。
代理检察官暂时当上了马赛的首席法官，一天早晨，仆人推门进来，说莫雷尔先生来访。换了别人很可能就会赶忙去接见船主了。但维尔福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知道这样做等于是在显其软弱。所以尽管他并没有别的客人，但仍让莫雷尔在外客厅里等候，理由只是代理检察官总是要叫每个人都等候一下的，读了一刻钟的报纸以后，他才吩咐请莫雷尔先生进来。
莫雷尔原以为维尔福会显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没想到见到他的时候，发觉他仍象六个星期以前见到他的时候一样，镇定，稳重，冷漠而彬彬有礼，这是教养有素的上等人和平民之间最难逾越的鸿沟。他走进维尔福的书房。满以为那法官见他就会发抖，但正相反，他看到的是维尔福坐在那儿，手肘支在办公桌上，用手托着头，于是他自己感到浑身打了个寒颤。他在门口停了下来。维尔福凝视了他一会儿，象是有点不认识他了似的。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那诚实的船主只是困惑地把他的帽子在两手中转动着，然后——“我想您是莫雷尔先生吧？”维尔福说。
“是的，先生。”
“请进来先生，”法官象赐恩似地摆一摆手说，“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我能有幸看到你的来访。”
“您猜不到吗，先生？”莫雷尔问。
“猜不到，但假如我可以做出什么为您效劳的话，我是很高兴的。”
“先生，”莫雷尔说，他渐渐恢复了自信心，“您还记得吧，在皇帝陛下登陆的前几天，我曾来为一个青年人求过情，他是我船上的大副，被控与厄尔巴岛有联系。那样的联系，在当时是一种罪名，尽管在今天却已是一种荣耀了。您当时是为路易十八效劳，不能庇护他，那是您的职责。但今天您定是为拿破仑效劳，您就应该保护他了，——这同样也是您的职责。所以我就是来问问那个青年人现在怎么样了。”
维尔福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叫什么名字？”他问道。“把他的姓名告诉我。”
“爱德蒙·唐太斯。”
虽然，维尔福宁愿面对一支二十五步外的枪口也不愿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但他依旧面不改色。
“唐太斯？”他重复了一遍，“爱德蒙·唐太斯？”
“是的，先生。”
维尔福翻开一大卷档案，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那儿走去翻另外那些档案，然后转向莫雷尔：“您肯定没弄错吗，先生？”他以世界上最自然的口吻说道。
假若莫雷尔再心细一点，或对这种事较有经验的话，那他说应该觉得奇怪，为什么对代理检察官不打发他去问监狱长，去问档案官，而是这样亲自答复他。但此时莫雷尔在维尔福身上没发现半点恐惧，只觉得对方很谦恭。维尔福的作法果然不错。
“没有，”莫雷尔说，“我没弄错。我认识他已经十年了，在他被捕的那一小时里，他还在为我服务呢。您也许还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我曾来请求您对他从宽办理。正象我今天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一些一样。您当时接待我的态度非常冷淡，啊，在那个年头里，保皇党人对拿破仑党当时是非常严厉的。”
“先生，”维尔福答道，“我当时是一个保皇党人，因为当时我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伯的嫡系继承者，而且是国人所拥戴的君主。但皇帝这次奇迹般地复位证明我是错了，只有万民所爱戴的人才是合法的君主。”
“这就对了。”莫雷尔大声说道。“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相信可以从您这番话上得到爱德蒙的喜讯。”
“等一等，”维尔福一边说，一边翻阅一宗档案，“有了，他是一个水手，而且快要娶一个年轻的迦太兰姑娘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案子。”
“怎么回事？”
“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就被关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那么后来呢？”
“我向巴黎打了个报告，把从他身上找到的文件附送去了。你该明白，这是我的职责。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莫雷尔说。“他们把那个可怜的孩子怎样了呢？”
“哦，他大概被送到费尼斯德里，壁尼罗尔，或圣·玛加里岛去了。你一定会在某一天看到他回来再给您当船长的。”
“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个位置都给他保留着。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依我看，依拿破仑党法院最关切的事，就该是释放那些被保皇党法院关进监狱里去的人。”
“别太心急，莫雷尔先生，”维尔福说道，“凡事我们都得按法律手续进行。禁闭令是上面签发的，他的释放令也得在老地方办理。拿破仑复位还不到两个星期，那些信还没送出去呢。”
“但是，”莫雷尔说，“现在我们已经赢了，除了等待办理这些正式手续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有几个朋友，他们有点势力，我可以弄到一张撤消逮捕的命令的。”
“根本就没什么逮捕令。”
“那么，在入狱登记簿上勾消他的名字。”
“政治犯是不登记的。有时，政府就是用这种办法来使一个人失踪而不留任何痕迹的。入了册就有据可查了。”
“波旁王执政时，或许是那样，但现在——”
“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我亲爱的莫雷尔，从路易十四那个时代就开始这样了。皇帝对于狱规的管理比路易更加严格，监狱里不登记姓名的犯人多得不计其数。”
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