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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不知道，维尔福，你满口都是革命党那种可怕的强辩，这一点我倒可以原谅，一个吉伦党徒［１８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党，１７９２年后转向反对革命。］的儿子，难道会对恐怖保留一点兴趣。”
维尔福的脸涨的通红，“不错，夫人，”他回答道，“我的父亲是一个吉伦特党党员，但他并没有去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在恐怖时期，他也和您一样是一个受难者，也几乎和您的父亲一样在同一个断头台上被杀。”
“不错，”侯爵夫人回答，这个被唤醒的悲惨的记忆丝毫没使她动容，“但我要请您记住，我们两家的父亲虽然同时被害，但他们各自的原因却是大相径庭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来把旧事重新提一遍：亲王［指路易十八］被流放的时候，我的家庭成员依旧是他忠诚的臣仆，而你的父亲却迫不及待的去投奔了新政府，公民瓦蒂成为吉伦特党以后，就摇身一变成了瓦蒂埃伯爵，并以上议员和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了。”
“亲爱的妈妈，”蕾妮插进来说：“您是知道的，大家早已讲好了的，别再提这些讨厌的往事了。”
“夫人，”维尔福说道，“我同意圣·梅明小姐的话，垦求您把过去忘了吧，这些陈年老账还翻它做什么？我本人不仅放弃了我父亲的政治主张，而且还抛弃了他的姓。他以前是——不，或许现在还是——一个拿破仑党人，他叫他的诺瓦蒂埃。我呢，相反，是一个忠诚的保皇党人，我姓我的维尔福。在一棵老树上还残余着点革命的液汁，就让它随着枯萎的老树干一起去干枯吧，至于那些新生的丫枝，它生长的地方离主干已隔开了一段距离，它很想和主干完全脱离关系，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好，维尔福！”侯爵叫道，“说得妙极了！这几年来，我总在劝侯爵夫人，忘掉过去的事情，但从未成功过，但愿你能替我说服她。”
“好了，”侯爵夫人说道；“让我们永远忘记过去的事吧！这样再好不过了。至少，维尔福将来一定不会再动摇了。记住，维尔福，我们已用我们的身家性命向皇上为你作了担保，正因为如此，皇上才答应不追究过去（说到这里，她把她的手伸给他吻了一下），象我现在答应你的请求一样。你也要牢牢记祝要是有谁犯了颠覆政府罪而落到了你的手里，你可一定得严惩罪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出身于一个可疑的家庭。”
“嗨，夫人！”维尔福回答说，“我的职业，正象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一样，要求我不得不严厉的，我已经很顺利的处理了几次公诉，都使罪犯受了应得的惩罚。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到万事大吉的时候。”
“你真这样认为吗？”侯爵夫人问。
“恐怕是这样的。那在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离法国仍然太近了，由于他近在咫尺，他的信徒们就会仍然抱有希望。马赛到处是些领了半饷休养的军官，他们每天尽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借口和保皇党人吵架，所以上流社会中常常闹决斗，而下层社会中则时常闹暗杀。”
“你或许也听说过吧？”萨尔维欧伯爵说。萨尔维欧伯爵是圣·梅朗侯爵老朋友之一，又是亚托士伯爵的侍从官。“听说神圣同盟想要移居他地呢。”
“是的，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他们正在研究这件事，”圣·梅朗侯爵说，“他们要把他移居到什么地方云呢？”
“到圣赫勒拿岛。”
“到圣·爱仑？那是个什么地方？”侯爵夫人问。
“是赤道那边的一个岛，离这儿有六千哩。”伯爵回答。
“那好极了！正如维尔福所说的，把这样一个人留在现在那个地方真是太蠢了，那儿一边靠近科西嘉——他出生的地方，一边靠近那勒斯——他妹夫在那儿做国王的地方，而对面就是意大利，他曾垂涎过那儿的主权，还想使他儿子做那儿的国王呢。”
“不幸的是，”维尔福说，“我们被一八一四年的条约束缚着，除非破坏那些条约，否则我们是无法动一动拿破仑的。”
“哼，那些条约迟早要被破坏，”萨尔维欧伯爵说，“不幸是德·昂甘公爵就是被他枪毙的，难道我们还要为他这样严守条约吗？”
“嗯，”侯爵夫人说，“有神圣同盟的帮助，我们有可能除掉拿破仑，至于他在马赛的那些信徒，我们必须让维尔福先生来予以肃清。要做国王就得象一个国王，那样来统治不然就干脆不做国王，如果我们承认他是法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必须为他这个王国保持和平与安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任命一批忠贞不渝的大臣来平定每一次可能的暴乱，——这是防止出乱子的最好方法。”
“夫人，”维尔福回答说，“不幸的是法律之手段虽强硬却无法做到防患于未然。”
“那么，法律的工作只是来弥补祸患了。”
“不，夫人，这一步法律也常常无力办到，它所能做的，只是惩戒既成的祸患而已。”
“噢，维尔福先生！”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喊道，她是萨尔维欧伯爵的女儿，圣·梅朗小姐的密友，“您想想办法，我们还在马赛的时候办几件轰动的案子吧，我从来没到过法庭看审讯案子，我听说那儿非常有趣！”
“有趣，当然罗，”青年答道，“比起在剧院里看杜撰的悲剧当然要有趣得多，在法院里，您所看到的案子是活生生的悲剧，——真正人生悲剧。您在那儿所看到的犯人，脸色苍白，焦急，惊恐，而当那场悲剧降下幕以后，他却无法回家平静地和他的家人共进晚餐，然后休息，准备明天再来重演一遍那悲哀的样子，他离开了您的视线以后，就被押回到了牢房里，被交给了刽子手。您自己来决定吧，看看您的神经能否受得了这样的场面。对这种事，请您放心，一旦有什么好机会，我一定不会忘了通知您，至于到场不到场，自然由您自己来决定。”
蕾妮脸色苍白地说：“您难道没看见您把我们都吓成什么样了吗？您还笑呢。”
“那你们想看到些什么？这是一种生死决斗。算起来，我已经判处过五六个政治犯和其他罪犯的死刑了，而谁能断定此刻又有多少正磨刀霍霍？伺机来对付我呢？”
“我的天！维尔福先生，”蕾妮说，她已愈来愈害怕了，“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说的是真话，”年轻的法官面带微笑地回答说，“碰到有趣的审问，年轻的姑娘希望满足她的好奇心，而我是希望满足我的进取心，所以这种案件只会越审越严重。举个例子来说，在拿破仑手下的那些士兵——您能相信吗，他们习惯于听到命令就盲目地前冲去杀他从没见过的俄国人，奥地利人或匈牙利人，但当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私人仇敌以后，竟会畏畏缩缩地不敢用小刀刺进他的心脏？而且，这种事主要的是敌意在起作用，假如不是因为敌意，我们的职业就毫无意义了。
对我来说，当我看到被告眼中冒着怒火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勇气倍增，精神亢奋。这已不再是一场诉讼，而是一场战斗。我攻击他，他反击我，我加倍地进攻，于是战斗就结束了，象所有的战斗一样，其结果不是胜就是败。整个诉讼过程就是这么一回事，其间的在于言辞争辩是否有利，如果被告嘲笑我说的话，我便想到，我一定是哪儿说的不好，我说的话一定苍白无力而不得当的。那么，您想，当一个检察官证实被告是有罪的，并看到被告在他的雄辩之下脸色苍白，低头认罪的时候，他会感到多么得意啊！那个低下的头不久就要被砍掉了——”蕾妮轻轻地叫了一声。
“好！”有一个来宾喊道，“这正是我所谓有意义的谈话。”
“他正是目前我们所需要的人材。”第二个说。
“上次那件案子您办得漂亮极了，我亲爱的维尔福！”第三个说，“我是指那个谋杀生父的案子。说真的，他还没被交给刽子手之前，就已被您置于死地了。”
“噢！说到那个东式父的逆子，对这种罪犯，什么惩罚都不过分的，”蕾妮插进来说道，“但对那些不幸的政治犯，他们惟一的罪名不就是参与政治阴谋——”
“什么，那可是最大逆不道的罪名。难道您不明白吗，蕾妮，君为民父，凡是任何阴谋或计划想推翻或谋杀三千二百万人民之父的生命和安全的人，不就是一个更坏的弑父逆子吗？”
“那种事我一点都不懂，”蕾妮回答，“可是，不管怎样维尔福先生，您已经答应过我——不是吗？——对那些我为他们求情的人，一定要从宽处理的。”
“这一点您放心好了，”维尔福带着他甜蜜的微笑回答。
“对于最终的判决，我们一定来商量着办好了。”
“宝贝，”侯爵夫人说，“你不要去照顾一下鸽子，你的小狗和刺绣吧，别来干预那些你根本不懂的事。这种年头，真是武事不修，文官得道，关于这一点，有一句拉丁话说得非常深刻。”
“‘Ｃｅｄａｎｔａｒｍａｔｏｇ，’［拉丁文：不要武器，要长袍（即：偃武修文）］”维尔福微微欠身道。
“我不敢说拉丁语。”侯爵夫人说。
“嗯，”蕾妮说，“我真觉的有点儿遗憾，您为什么不选择另外一种职业——譬如说，做一个医生，杀人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