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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笼中鸟的一首诗
醒来，快起来，接近伟大的导师，才察觉道途的艰辛，其中的岔路，宛如剃刀边线。
《羯陀奥义书》第三章
我第一次见到克里希那穆提是在1948年的1月，我当时三十二岁。1937年我和玛摩汉·贾亚卡尔结婚，后来到孟买定居，我唯一的女儿拉迪卡一年以后诞生。
印度已经独立五个月了，我们的未来有着十分美好的远景，我迫不及待地想进入政坛。那时曾经参与独立运动的男女，大多投入了圣雄甘地发起的社会建设。它涵盖了国家建设的每一个层面，尤其重要的是乡村建设工作。从1941年起，凡是有关乡村妇女的福利、产业合作社及家庭工业的组织事务，我都积极地参与。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艰难而又严格的开端。
某个礼拜天的早晨，我去见我的母亲。她住在孟买马拉巴尔山丘一个老旧的木造房子里，屋顶是用乡下的瓷砖铺盖的。她和我的妹妹南迪妮正要外出，她们告诉我，桑吉瓦·罗最近来看过我的母亲。他曾经和我父亲在剑桥国王学院同学过。他发现这么多年以后，我的母亲还在为我父亲的死而伤感，他建议她去找克里希那穆提，也许会有帮助。一个影像马上在我的脑海出现。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瓦拉纳西一所小学日间部的学生时，就见过年轻的克里希那穆提了。他的样子修长而俊美，身穿白衫，双腿盘坐。五十五个小孩中的我，上前为他献花……
那天早上我没什么事，于是跟着母亲一块儿前往。我们到达卡尔米加路的罗汤锡·穆拉尔吉家（克里希那穆提客居之处）时，我看到阿秋·帕瓦尔当正站在大门口。20年代我在瓦拉纳西读书时就认识他了，最近几年他成了一名革命家与自由斗士。我们谈了几分钟的话，便进入客厅等候克里希那穆提。
克里希那穆提非常安静地走进客厅，我的感官突然生起爆发性的觉受，好像眼前出现无量光明，他整个人似乎充满了整间屋子。有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即将支离破碎，除了盯着他之外，我什么也不能做。
南迪妮介绍过我娇小孱弱的母亲，接着介绍我。我们坐定之后，迟疑了一下，我的母亲开始谈起我的父亲，也谈到她对他的爱，和那份强烈的失落感，她似乎无法承受这一切。她问克里希那穆提，她死后有没有可能和我父亲重逢。这时候，他给人的那种强烈的感受逐渐消失，于是我放松地坐定下来，等着他给我母亲适时的安慰。我知道有很多伤心失意的人曾拜访过他，我想他一定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安慰他们。
突然，他开口说话了：“很抱歉，夫人，你找错人了，你要的安慰我并不能给你。”我立刻把身体坐直，有点不知所措。“你希望我告诉你死后能和丈夫重逢，然而你想重逢的到底是哪个丈夫？是那个和你结婚的男人？那个当你年轻时和你在一块儿的男人？那个死去的男人？还是那个假定没死、今日仍健在的男人？”他停下来，安静了几分钟，“你想重逢的到底是哪个丈夫？很显然，那个死去的男人已经不是那个和你结婚的男人了。”
我感觉自己突然专注起来，我听到的是一种极富挑战性的说法。我的母亲似乎非常不安，她并未准备好接受“时间会改变她所爱的男人”这个观念，她说：“我的丈夫不会变的。”克里希那穆提回答：“你为什么要和他重逢？你怀念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而是你对他的回忆。”他再度停顿下来，让这些话沉淀一下。
“夫人，请原谅我！”他合起双掌，我才察觉他的手势有多美。“你为什么仍然充满着回忆？你为什么要让他在你的心中复活？你为什么要活在痛苦中，并且还让这份痛苦持续下去？”我的感官突然活泼了起来，他拒绝以容易被人接受的和善态度来助人，这点令我非常震撼，我的心开始快速地跟随他清晰而精准的话语移动。我感觉我正在和一个浩瀚无际而又崭新的东西接触。虽然那些话听起来很刺耳，他的眼神却是温柔的，而且流露出一份治疗的特质。他在说话的时候，一直握着我母亲的手。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一部分
前言（2）
南迪妮看到母亲已经非常不安了，就把话题转向介绍家里的其他成员。她告诉他，我是一名对政治很感兴趣的社会工作者。他严肃地转向我，问我为什么要做社会工作。我告诉他，因为我的生活已经十分圆满。他突然笑了，那个笑容令我有点不舒服，然后他说：“我们就像一个用破木桶盛水的人。我们放愈多的水进去，流出来的也愈多，而木桶仍然是空的。”他不带一点打探地看着我说，“你到底想逃避什么？社会工作，娱乐，坚持生活在痛苦中，难道这些不都是一种逃避，企图填满心中的空虚？空虚能被填满吗？不幸，填满空虚却是我们存在的整个过程。”
我发现他的话令我非常不安，却又觉得必须深入探索。对我而言，生活就是行动，他的话很难令我理解，我问他是否希望我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他静静听着，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他倾听的方式，和我观察到的、经验过的都不一样。然后，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发出了一丝微笑，整个屋子又被充满了。后来，我们准备离开了，克里希那穆提冲着我说：“我们会再见面的。”
那次的晤面令我一直不安，我无法入睡，他的话不停地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几天过后，我开始去听他的演讲，地点是在丘尼拉尔·梅塔爵士家的花园。我发现要听懂克里希那穆提的话很难，但是他使我有一种快要支离破碎的感觉，所以我还是继续去听演讲。他谈到这个世界的混乱就是个人内在混乱的共同投射。他告诉我们，在我们追求安全感的同时，我们建立了更新的组织，结果它还是背叛了我们。
我感觉自己无法完全理解他演讲的内容，过了几天，我要求和他私下晤面。
我有股冲动想和他相处，引起他的注意，探测那充满他整个人的谜。我很害怕将要发生的事，又似乎无法避免。我们晤面之前的两天里，我一直在考虑要跟他说些什么，该怎么表达。我走进他的房间，他笔挺地盘坐在地板上，身上穿着一件纯白的库尔塔（译注：传统的无领长袖及膝长衫），整个垂到膝盖以下。看到我进来，他快速地跳起来，那双像花瓣一般修长的手，合十向我致意。我坐下来面对他，他看出我很紧张，于是要我安静地坐一下。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说话了。我一向都很自信，虽然起先有点犹豫，不久就很正常地向他倾吐自己原先计划好要说的话。我谈到我的生活与工作都令自己感到充实，也谈到我对那些不幸的人的关怀，我想要进入政坛的渴望，我在合作运动中的任务以及我对艺术的兴趣。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话语和我想给他的印象中。过了一阵子，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他并没有在注意听，我抬头一看，发现他正在注视我，他的眼里有一份质疑，还有很深的探索，我开始犹豫起来，于是逐渐安静了下来。停了一会儿，他说：“我在讨论会上注意到你，你安静的时候，脸上有很深的哀伤。”
我把想说的话全忘了，除了心中的哀伤，什么都忘了。我一直拒绝让这个伤痛浮现，它深深地埋在我心底，很少有机会令我感到冲突。一想到别人可能怜悯我、同情我，便觉得恐怖，于是就以重重的激进行为将这个伤口裹住了。我从未和任何人甚至我自己提起过我的寂寞，然而，在这位沉静的陌生人面前，所有的面具都被打掉了。我看着他的眼睛，从其中我见到自己的脸孔。就像一条被抑制已久的激流，我的话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回忆童年，我是五个孩子中最害羞而文静的一个，大人稍微严厉一点我都会受伤。家里其他的人皮肤都白，只有我是黑皮肤，很少有人注意我，其实我应该生成男孩的。我们住在一个大而破旧的房子里，我经常都是一个人，总是读些很不容易懂的书。我记得自己时常坐在孤零零的长廊上，面对一棵老树，专心聆听着阿里巴巴之类的神话故事。讲故事的人是一名白胡子的伊斯兰教裁缝，名叫伊玛穆丁，他整天都坐在长廊上缝衣服。另外一位为我们摇席扇的瞎眼苦力拉姆基拉梵，则时常为我们吟诵杜勒西达斯的《罗摩功行录》。夏日里席扇散发清香，至今记忆犹新。另外我还记得和我的爱尔兰女家教一块儿散步，她时常告诉我各种植物和花卉的名称。我最喜欢听亚瑟王与王妃以及亨利八世与安·博林的故事。我从不玩洋娃娃，也很少和其他小孩一块儿戏耍。我很怕我的父亲，却又暗自崇拜他。
十一岁的时候，我的身体开始含苞待放，第一次月事之后，我突然像朵花一般奇妙地盛开起来。成长和年轻真是令人陶醉。骑马、游泳、打网球、跳舞，我渴望被人爱慕，活得是那么热切。我狂放不羁地迎接着生命。
后来我到英国念大学，在那儿得到心智上的激励，不久便遇到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回到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