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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使党以后在策略上能够稳定。我们已经知道进攻，但进攻策略知道太少，我们必须切实讨论与学习进攻策略，检查过去工作来学习进攻的策略。”李立三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有改正的决心，受到大家的好评。
1940年李立三在回忆中曾经写道：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4）
在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报告后，我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最近几个月来，政治局犯了一些策略性的错误，首先应该由我负责。我犯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原因是我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形成了错误的看法，过高地估计了革命运动的来势和发展速度，所以产生在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组织起义的错误方针。我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不理解、也不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和巩固红军的重要性……”“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了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犯错误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全会接受共产国际7月23日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案》，肯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指出：“在全国革命新高潮的形势之下，中国党一年来又有了大的发展，中央的工作有了大的进步。”这表现在：“党员增加到12万以上，《红旗》销一万份，赤色工会发展到10万以上，苏区将近300余县，红军10万，农民赤色卫队百万以上。”
《决议》承认过去“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全会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为中央委员；补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改选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10月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以及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工作。
这样，经过周恩来，瞿秋白等的努力，在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地位，武汉、南京的暴动和全国准暴动的计划已经被取消，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已不再执行，中央和地方的革命行动委员会组织已经被撤销，党、团、工会组织已经恢复，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已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总之，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经得到了纠正。这标志着李立三的错误已经得到纠正和克服。
三、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
那么，立三路线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形成这条路线的理论基础及其源头在哪里？从实事求是地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很值得探讨并梳理一番。
“立三路线”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因素。
从主观上说，是由于李立三本人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严格地把握住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从客观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隶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要听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挥。就连中共中央1929年11月1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的决议案，也都是遵照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6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而办的。该指示信说：“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
在1930年6月11日以前，李立三对来自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一般来说，不仅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始终都是步步紧跟，而且在可能情况下还必然会“创造性”地“更积极”地执行。
因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产生，在客观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 的理论和策略直接导致的。
之一、“立三路线”与六大的决议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李立三提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直接来自于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
中共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有一点就是虽然承认广州暴动为“退兵时之一战”，使“革命降低于低潮”，但仍然认为“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的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因此，要求“宣传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以准备新的高潮。”可见，六大并未完全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而继续走着“左”倾的错误路线，不但秋白的盲动主义未被明确清算，而且为尔后的“立三路线”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也指出：“六大错误的方面也不少……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中共六大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亲自领导的，所通过的决议都是经斯大林亲自审定的。不言而喻，中共六大决议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是分不开的。
之二、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李立三“左”倾错误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第三时期”理论，是布哈林根据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精神，于1928年8月28日在共产国际六大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来的。
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18年至1923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时期”，即革命高潮的时期；第二时期是1923年至1928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和局部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复兴’的时期。”各国革命运动失败，是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自己斗争的时期”；第三时期是1928年以后，认为“在第三时期中，生产力发展与市场缩小二者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因此，它必然要导致一个新的时代的产生。”在这个时代中，“一切帝国主义矛盾都越发尖锐起来”，会爆发一系列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总之，“这一时期将通过资本主义的稳定日益动摇，并使资本主义总危机必然走向极端恶化的地步。”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
“所谓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与战争时期。斯大林所担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也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斯大林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
“第三时期”理论成为一个时期内共产国际指挥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它夸大了帝国主义之间和帝国主义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夸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革命力量增长的形势。为使全党接受这种对形势的分析，李立三本人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话，不止一次地复述“第三时期的理论”。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5）
1930年7月19日，在《红旗》第122期发表中央6月11日决议的同一期上，李立三署名发表了《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的社论，文章一开头他就首先引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第三时期”的解释：第三时期，是所谓“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
李立三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应当特别注意两点基本认识：“第一，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在某一国的危机；第二，目前世界的形势要发展成为世界直接革命形势——世界武装暴动的形势，是必然的，并不只是可能的。李立三还引用莫洛托夫的话：“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好像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时期中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的发展，这种复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为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据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不会是中国革命单独胜利。”
1930年8月6日，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说：“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世界为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显然表示要急剧走向崩溃与死亡，是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种“全世界普遍的逼近于直接革命的形势”之下，对于“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的中国革命来说，由于“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因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大爆发。”“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在空前猛烈的斗争，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
基于上述对形势的过高估计，所以制定了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调动红军攻打大城市，在白区普遍号召总同盟罢工，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