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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还十分注意抓舆论宣传阵地，以加强对革命斗争的指导。
1928年11月20日，即李立三接任中央宣传部长当天，就创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他在创刊号的首篇发表了“酝酿战争革命暴动的反动统治”
李立三指出：“现在群众主观的力量，尤其是政治的力量，的确还很薄弱，还没有胜利的保障。现在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去揭破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假面具。要帮助并扩大一切经常的经济的斗争，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加紧这些工作，才能促进革命高潮，在将来新的革命高潮中，有胜利的保障。”
在从1928年秋到1930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内，李立三仅在《红旗》、《党的生活》、《布尔塞维克》等三个党刊上就发表了署名文章60多篇，还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通告、决议和指示，为贯彻六大决议精神，对全党工作的进步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尤其在主抓党中央宣传工作时不遗余力地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是做出了显著成绩的，他的这一时期的工作指导思想也是正确的。 比如他根据六大精神，指出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退兵的一战”，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还指出：“如果认为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走向革命高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同样地有害于我们的正确路线。”他认为对于“开始复兴的形势决不能过分的估量，认为革命高潮必然很快地到来。”“我们的主观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
李立三根据这样的形势，还正确地指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不是鼓动武装暴动，而是争取群众。李立三指出：“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和暴动的胜利”才能最后避免和解除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和压迫，但是“现在群众的主观力量，尤其是组织的力量，的确还很薄弱，还没有胜利的保障，现在的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
李立三还论述说，为了在革命低潮中争取群众，我们党需要转变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批评了在党的宣传中还时常看见的“没收一切土地”和“打倒某某工会”的口号。他指出，我们只应提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农民的土地；我们只应提打倒某某工会的工贼领袖，而不可把某某工会中的工人群众说在一起。只有如此，才不会使群众对我们党发生误解和反感。他还批评党内同志不懂得宣传口号和直接行动口号的区别，总是高喊“罢工”、“暴动”、“推翻国民党”。他说，宣传口号是宣传我们的政纲及策略，而直接行动的口号则要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把两者混同起来，就会把长远的根本目标当成现实的行动，势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4）
李立三在大力批评和纠正“左”的情绪的同时，还深刻批评和纠正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悲观消极情绪。有的人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散布悲观论调，说“革命没有办法”。李立三说，“现在革命，果然是没有办法吗？不，完全不是的。很明显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在更厉害地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地痛苦，这样的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就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洪秀全、杨秀清之流也要起来造反……单纯的白色恐怖之上，绝不能建设长期的统治，所以客观上证明革命是一定要来的，只怕我们不努力，坐待世界大战及世界革命的爆发。若只要坐待，那就恐怕到了爆发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
还有人习惯于“喊开会”、“散传单”、“贴标语”，无条件地号召“暴动”、“罢工”等一套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脱离群众，反而只怪“群众脱离了党”，说“工作没办法”。李立三在文章中指出，现在决不是工作没有办法，而是没有方法。他号召全党要“了解群众日常的痛苦”，“抛弃命令主义精神，深入群众中很实际地去学习工作方法”。他说，这就是我们目前工作上的主要口号……
1929年6、7月间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总结了近一年来的工作，在其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六大以后，中国革命由遭受挫折到走向复兴。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并且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众中渐能起领导作用。”
四、李立三为毛泽东复职
六大以后，党中央和李立三开始十分注意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李立三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报道和评述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军战争。如他于1929年7月1日在《布尔塞维克》刊物第7期上发表文章，写到：“现在散处各地的红军……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两年间经过国民党之无数次的围剿，国民党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宣布其围剿的‘胜利’，但事实终是事实，朱毛的红军直到现在还是日趋发展……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他所走到的地方……无疑义地要提高群众之革命情绪，扩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这是李立三的由衷之言，也代表了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的一种态度。
同时，在代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也广为推崇朱、毛经验。如在《中央给云卿（贺龙）并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示：“据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争经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些经验很可以做你们参考。”
也就在那年，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红四军党内，在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毛泽东与朱德是争论的双方，在6月8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主持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在报告中宣布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改选了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委员，毛泽东离开了前委的主要领导岗位。
中共中央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通知红四军派人来中央汇报情况。因此，8月下旬，陈毅奉命抵达上海，并很快同中央接上头。身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的李立三首先代表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当即表示：立即向政治局汇报，同时代表中央要求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中央的书面材料。陈毅根据李立三的意见，好几天深居简出，躲在旅馆内赶写书面汇报材料。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出席了会议。李立三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通过。这样，周恩来、李立三便一次次地到陈毅住的旅馆来聚会和陈毅一起讨论修改。李立三还与陈毅“边下棋”边讨论问题，以下棋作掩护。
经过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这就是后来所谓《九月来信》。这份指示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信中还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1日，受中央委托，陈毅离开上海，回到红四军后，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他这次上海之行，并转达了周恩来、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在11月28日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和李立三、周恩来对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由此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得知李立三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后，心中十分高兴。因此，会议结束当天，毛泽东立即给李立三写了一封充满极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