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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姜同志被输送到厂级领导班子，是顺理成章的事，进了厂级领导班子之后，姜同志更表现出了出色的领导能力，无论是抓革命、还是促生产，在姜同志的领导下，都一次一次地胜利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每次姜同志坐着工厂的小汽车外出开会回来，总是满面的得意神色，有人预言，姜同志高升的日子，已经就在眼前了。
正在这个时候，上级又下来了通知，说是为了加强局领导班子，要工厂输送一位工人出身的人到局里去任职。这一下，李连长有点坐不住了，他是第一个走上领导岗位的，而在他之后走上领导岗位的人，都比他的职位高，如今局里又向工厂要干部，他恨不能把这个连长的职位让出来，自己到局里去补充领导班子。到局里工作有什么好处？那好处可是多着了，第一，可以分房，工厂里工人们的住房，只能靠工厂自己盖房，工厂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地，每年盖几间房，一分就是大半年的时间，一般人是休想分到住房的，就是姜同志，也仍然是住在铁道边上的半间房里；可是局里的干部，就由市里分房了，一般干部过不了几年，就可以分到住房，多少年来工厂干部拚命想往局里调，就是为了分房。第二，局里的干部经常出差，那时候出差就和后来的出国一样，如果有个机会能去上海，就和周游世界一样，实在是太激动人心了。工厂里没有多少出差机会，就是有出差机会，最多也就是去一趟济南罢了，去上海的机会是绝对没有的。在局里工作的第三个好处，局干部可以经常下去检查工作，检查工作有什么好处？检查工作可以吃工作餐，局里干部每次到工厂来，总是向工厂干部述说，他们到什么什么地方检查工作，那个地方请他们吃的是什么饭。有一次我听见人们说，局里干部下去检查工作，被检查的单位请他们吃的是8个大菜，晚上还有酒。
李连长，姜同志没有被输送到局里去做领导，几经周折，一个姓孙的工人被输送到局里去了，这个孙姓工人，三辈红，中共党员，更是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颇为出色。最最重要，这位孙姓工人是学习著作的积极分子，还是市级的积极分子，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照片上这位孙姓工人披着棉衣，坐在灯下，正聚精会神地学习著作，这时候桌上的时钟，正指着深夜3时，而且面部表情激动非常，一副带着感情学习著作的样子。为此，孙姓工人被评为市级学习著作积极分子，还参加了表扬大会。
如今要向局里输送领导干部，几经磋商，最后两家造反派一致同意，就把孙姓工人输送到局里去了。
孙姓工人被输送到局里去之后，被任命为副局长，几次回厂视察，乘的都是上海、伏尔加小汽车，见到他昔日的师兄弟，表情很是严肃，视察结束，他乘车离开工厂的时候，我听见工人说：“真是砖头瓦块都有个翻身的时候。没想到他小子抖起来了。”
这些干部被补充到各级领导工作岗位之后，各级领导机关的作风果然出现了大变化，就拿李连长来说吧，他一上任，就废除了许多繁锁的手续，那些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都被他砸烂了，过去加工一个零件要十几道工序，如今只几道工序就完成了，充分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零件不经过检验，一次合格。生产面貌一片欣欣向荣，总是提前完成各项任务。当时也有人担心这样加工出来的零件一定不合格，可是装到机器上之后，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全都发货出去了。李连长对此很激动，他说这是思想和路线的伟大胜利。
其实，这些成品，发货出去之后，并没有人使用，那时候“生产”出来的成品，都原封不动地扔在院里，一年的时间，风吹日晒，报废了，谁也不知道它本来就是废品，还是在院里放成了废品。
再至于姜同志和孙局长，他们也各在他们的岗位上各有不同的表现，共同创造了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
只是好景不长，没有多少时间，工厂废除连队建制，还恢复车间、班组制，原来的车间主任得到解放，又回到原来的车间当主任，老主任恢复工作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李连长下台，不知道是怎么就达成了一个妥协，李连长回到班级当大班长，老主任官复原职，仍然当车间主任。
李连长下台的那一天，情绪非常悲壮，李连长回到班组，又穿上工作服，师兄弟们看见他，也不好意思和他打招呼，他自己也觉得大失面子，才当了二年连长，又是工人了，革命到头一场空，什么也没有捞上。
孙局长倒没有下台，直到周总理逝世时，他还是局长，正在那时候，工厂向局里请示能不能开追悼会？孙局长回答说，上面没有布置。再到后来四人帮倒台，不让开追悼会的罪名就扣在了孙局长的头上，没过多少时间，孙局长也回来又当他的工人了。不过孙局长思想境界很高，回到工厂之后，仍然积极学习著作，可能他想在著作里找到答案，何以他就乘着直升飞机当上了局长，又一步跌下来，回到他原来的车间，还是做他的工人，革命这许多年了，怎么就是转了一个圈儿？著作里，可没有这样的教导。
姜同志的结局最好，直到四人帮倒台，因为他不是造反队的头头，所以算不得三种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就有干部职称，所以不算是直升飞机乘客，他还是大学毕业生，更是党员干部，几经审查，他正式被任命当上了工厂的党委书记，尽管有人有意见，揭发说给五类分子用细钢丝挂砖头，就是他出的主意，但这也是查无实据的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1980年，我得到彻底平反，被调回原单位，据说姜同志准备为我召开一个欢送会，但我没买他的账，就在准备开欢送会的那一天，我给他来个不辞而别，说句工人的话，把他“晾”在旱地儿上了。
后来过了很长时候，又见到工厂的人，这时我才得知，姜同志竟然精神分裂，失去了工作能力，人们不理解姜同志何以会得了这样的一种怪病，他想得到的已经都得到了，他怎么还会精神分裂呢？
没有办法解释，只能为他感到惋惜，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种病，这辈子受罪了。
…………
第六部分廿一、迟来的春天（1）
收听“敌台”广播历来是一种犯罪行为，一旦被发现就要被派出所“带走”，严重的还可能判刑。50年代初期，很少有人收听“敌台”，“三个月内中共崩溃”的咀咒，就是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人也不会相信。只是后来，中国人面对着无法理解的现实，人们开始热衷于收听“敌台”广播了。
所谓的“敌台”，最早可能就是指台湾广播电台，后来扩大到美国之音，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华语节目，苏联变“修”之后，连以《莫斯科－北京》乐曲为开始曲的老大哥台也沦为敌台了。
收听“敌台”是一桩冒险的事，那时候没有耳塞，收音机即使调到最小音量，一个院子住着几户人家，也可能被人发现。更何况类如我这样的阶级敌人，时时被人监视，派出所更是经常找同院住户了解我的“动向“，为了避嫌，我房里连收音机也不放。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半导体收音机传入中国，一台五管半导体收音机卖到60元，绝对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不知道是怎样积蓄的钱，终于我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半导体收音机有耳塞，夜里将脑袋裹在被子里，由你一个一个地搜索敌台。当然有强大的干扰声，但也有的电台可以收听到。1976年一天夜里，我意外地收听到日本电台的华语广播，广播说中国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日本监测到，中国上空3天没有飞机起飞。同类现象曾经于彭德怀事件时发生过，全中国的上空3天没有飞机起飞，绝对是不正常现象。
日本电台可能不会造谣，无论出事没出事，反正中国上空3天没见飞机，过了几天，也没感觉到什么变化，报纸上更看不到一点端倪，可能又是反华大合唱吧，我也就不再思索日本电台的消息了。
但是，我还是有了一点感觉，我发现，马路上偶尔会看到一个眼睛里含有微笑的人，中国人已经10年没有由衷的笑容了，什么事情使极少的几个人感到可喜可贺呢？中国没有别的事情让人可以为之高兴，中国只有一件事情可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就是一个时代终结了，那个制造了几十年灾难的时代结束了。
北京揪出四人帮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比当年林彪事件传播得还要快，回想那时，一个朋友伏在我耳边告诉我林彪出逃死于温都尔汗的消息时，吓得我一把将他推开，直着一双眼睛瞪了他好半天，怕他得了精神病。但这次，一听说北京出了四人帮，没有丝毫怀疑，历史只能是这样的选择。
在工厂里，我不敢有任何表示，绝对不敢让人看出居然我也敢高兴，我是一个摘帽右派，还是胡风分子，革命群众高兴的日子，就是我受难的日子，四人帮倒台，右派休想翻天，领袖钦定的罪人，永远不可能翻身。
后来，遇到流沙河，我们谈起各自的经历，流沙河对我说，当他得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时，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庆幸从今之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养家活命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四人帮倒台的传言最终被证实，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来，我对家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也许我们能有几年平安日子了。”
庆祝揪出四人帮的游行，我没有权利参加，报上再三强调一切要遵从“凡是”。我是属于“凡是”范畴的人，惟有不“凡是”，才会出现奇迹。有我什么好高兴的呢？
打倒四人帮，再不挨批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