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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日的日记里就这样评论道：“元首为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又制定了十分明确的作战计划。其目标是高加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将分阶段展开毁灭性的攻势”
3 月28 日下午，在大本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商会。出于保密缘故，只有国防军、陆、空军总参谋部首脑及少数副官参加。会上，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详细介绍了夏季作战的企图。他的介绍也许表明，希特勒未受这一阶段挫折的影响，又回到了他1940 年12 月和1941 年夏的基本想法上，即再次想在广阔前线的外翼进行一次决战。所不同的是，为陆军战斗力的下降和不满员所迫，打算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解决，首先在南部即高加索开始。莫斯科暂不作为进攻目标——这与戈培尔的日记有出入。
内部产生的矛盾，双方均未声张。尽管如此，陆军总参谋长的怏怏不快却始终未能消除。他过去就曾多次反对过分散进攻方向，他尤其反对的是纵深和宽度远远超过限度的作战行动。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就在会商会的第二天，国防军副官长来到哈尔德的安格堡军营，再一次激愤地抱怨他对“元首缺乏信任”’。施蒙特还说，陆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必须对希特勒的伟大坚信无疑，并坚定地追随他的思想。对此，哈尔德指出，不打算信任别人的人，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信任他。希特勒对陆军总参谋部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就是他手下的基层人员都已有所感觉。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也未能全部参加希特勒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几个星期后，他对他的“战史撰写官百依百顺的施尔夫总参谋部上校说，“如果俄国人对斯摩棱斯史发动一次猛烈突击”，那么“兰色”作战行动“对兵力薄弱的中央和北方集团军群来说将意味着一次巨大的冒险。然而，问题是俄国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胆量发动此次攻势。元首同意他的观点，即由于德国在南方的作战，俄国也会自动将兵力南调。”
约德尔不再提任何批评意见，满足于要求他的副参谋长和手下其他军官，将陆军3 月28 日报告中谈到的，并经希特勒批准的企图，综合在一项国防军统帅部的指令之中。在目前情况下，指挥参谋部注意在起草指令时，仅提出“任务”，避免一切约束陆军总司令部的内容。然而，这一努力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希特勒没有放过验证陆军总司令作用的机会。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于4 月4 日提出“草案”时，希特勒声明，他要“亲自研究和修改指令”。第三天，他的“编史官”以毫不掩饰的傲慢写道：“元首已对第41 号指令大删大改，增加了由他亲自撰写的重要内容。。涉及主要作战行动的重要部分是由元首重新撰写的”这份注明4 月5 日的文件，重复冗长，
作战方针与众所周知的指挥原则鱼目混杂，在重大问题上含含糊糊，在次要问题上罗罗嗦嗦，语言用词晦涩蹩脚，即使是一个非军人都能从中觉察到，它与德国总参谋部数十年的传统文件风格已相距甚远。
根据这项指令，德国的欧洲盟友都要将“全部兵力。。投入”。为此，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过去的几周里，受希特勒之命前往这几个盟国的首都访问。他一路顺风，马到成功。意大利和匈牙利答应各派出一支强大的集团军；罗马尼亚也允诺补充正在东线作战的部队，甚至还要另派两个集团军。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没有参与凯特尔的这次访问及其准备工作，但它与陆军商定，除行政管理问题外，其他问题均听任陆军总参谋部安排。希特勒未与各盟国国家和政府首脑通函，只是要求各盟国派出的部队由各国自己领导。此外，4 月5 日的指令还以委婉的语言规定了各盟国军队所负责的地段。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是德国的盟友，但它们之间却是敌对的邻国，因此将意大利军队插在两国中间，将其隔开。另外，它们只担负防御任务，而且还由德国后备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给以加强。对于首次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协同，希特勒在当时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宣布了基本准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的盟友跟我们一块儿干下去。对于这一点，要在它们狂热的忠诚面前秘而不宣。”近两个月来，在东线在克里木作战中，取得了显著的战绩，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夺回了哈尔科夫地区，为“兰色—布伦瑞克作战行动”作好了最后准备。在此期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又回到了过去那种状况，除了收集每天报告之外，几乎没有接触过作战中的重大事件。只有约德尔象希特勒一样，不管是国防军的任务还是陆军的任务，都一手包揽。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他越来越疏远了他自己的参谋部，与大本营“第I 号宿营地里的其他军官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工作班子。业务中，用餐时，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在他们中间，除施尔夫外，又增添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手下的陆军部主任”布勒将军，他老于世故，很快就越过凯特尔与希特勒建立了直接关系。
当时，在乌克兰的文尼察又建立了一座新的大本营，从而将大本营分成两部，即“主要参谋部”和“次要参谋部”。希特勒的副官们仅从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里要走了莫姆上校。他的任务是分管大本营衣食住行，从将军到土兵他都能照顾得很好。
“国防军统帅部战场”
在所谓的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重新调整指挥关系，以使战场的各条战线置于统一领导之下。如果说，这样一种体制已经与国防军指挥的自然组织形式相适应，那么到1942 年，战争已扩展到全球范围，德国大本营只能通过提出作战方针加以指挥。由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人力的不足，只得尽可能派出许多全权代表到各前线司令部去，及时处理在权限和指挥系统上出现的混乱状态。在挪威，希特勒已经按照他1940 年的方针进行了调整，认为已处于最佳状态，他已安排了领导层的人选。其中包括委任特波文为帝国全权代表。北芬兰已不是主要的陆上战场；而在北非由于隆美尔的威望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没有必要作进一步调整，接过意大利人的指挥权，反而会增加德方的负担。
但在其他战场和占领区，即从荷兰的北端到比利牛斯山，从东南欧和巴尔干国家的广阔地带到爱琴海，直至克里特岛，当时和后来都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指挥。地中海地区也是如此，尽管希特勒委任了凯塞林为“南线总司令”，但长期以来，他的权限也只不过局限在对第2 航空队的指挥上。象这个以及其他响亮的称呼，比如“冲锋师”，根本没有在战斗中经受考验；所谓的“旅”，也不过是加强营罢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希特勒的事；而全权代表这个称呼希特勒却宁愿留给自己，——这种现象也与日俱增。此外，在西线，象过去在巴尔干任命“东南线国防军总司令”一样，也使用了“西线总司令”这样的职称——3 月初由被解职的龙德施泰持元帅担任，但却不具备过去象驻巴黎的D 集团军群司令部和驻萨洛尼卡的E 集团军群司令部那样能超越其所隶属部队的名符其实的指挥权，希特勒由于对雷德尔海军大将和戈林的畏惧，在他刚刚粉碎了陆军在各战场上的统一指挥后，决不想在某个战场上再出现其他军种的统一领导。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了解这一底细，因此拒绝他的参谋部提出的关于一个严格的指挥体系，在军事上的必要性的意见。从那时起，他还听任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的各种任务落在他及其参谋部的肩上。为此，仅在1942 年5月，他就不得不多次要求希特勒给以帮助。舍尔夫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元首命令，一切对国防军指挥所必要的材料和文献，都要按要求毫无保留地转交给他的军事工作班子——国防军统帅部。”
稍晚些时候，舍尔夫又写道：
“三军总司令部受命，凡在战术上直接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指挥机构的兵力，只有经元首同意，方可作其他安排。”
这一直处于虚弱地位的指挥参谋部带来戏剧性的曙光。然而好景不长。当战争进行到后来阶段，在西线、南线和东南线，敌人向“欧洲堡垒”发动潮水般的攻势时，希特勒的翻新概念和含糊不清的隶属关系，又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落千丈。
象整个指挥体制一样，国防军统帅部于1942 年3 月23 日下达的关于沿海指挥的第40 号指令，是一个令人大失所望的调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拟制这个方针时，认为抵御敌人登陆行动时，必须确保统一指挥；然而仅数天后，海军总司令部却颁发了“附件”，突出了海军的地位，对第40 号指令的方针作了重大改动。海军总司令部我行我素，不顾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和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特别是西线和挪威战场司令的异议，由希特勒批准了它的安排。根据希特勒指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不得不在1942 年12 月5 日签署一份补充命令，按照海军的要求，对沿海附近区域实行分割指挥：水上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准备工作，均听命于“沿海司令官”即海军军官，他们只接受海军有关机构的命令；陆上防御由陆军指挥官负责对于沿海防御的其他薄弱环节，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个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不适宜的分割方针是德国混乱的指挥体制中的一个畸形代表。北非是唯一正在实施较大规模陆上作战的战场，当时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战场范围。然而自1942 年初，德国大本营从未对这一战区的作战行动施加影响。隆美尔突然向东推进，使在东普鲁士的希特勒，以及罗马的墨索里尼感到异常震惊。后来，隆美乐看到，要实施他下一步的进攻计划，就不得不越过不与其合作的意大利指挥机构，求助于国内。当凯塞林完成对马耳他实施数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