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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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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印象是一首歌,我想在座的各位或许还能记得,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在播送新闻时,常常出现一段过渡的音乐,这个音乐就是“WeShallOvere”,我想你们一定记得,而且一定会唱这首美国歌。“我们要征服”,征服SARS,这是我第一个强烈印象。
  我的第二个印象,也是一首歌。香港人给为了抢救病人而献身的谢婉雯医生送行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在浩园唱起一首歌。我当时误以为是一首基督教的歌,后来越听觉得越耳熟,终于听出来,它是中国的古典名曲《阳关三叠》。在香港,我听见“WeShallOvere”,也听到《阳关三叠》。香港的中西合璧,令我感慨。
  第三个印象,还是一首歌。大家知道SARS期间我们每天都要用消毒剂洗很多次手。有一个同学跟我讲:钱老师,你知道吗?洗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唱歌的。唱什么歌呢?唱“HappyBirthdaytoYou”。她说:你一定要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你把这首歌唱完,手就已经彻底消毒了。噢,原来香港的同学用这首《生日快乐》,让消毒的过程尽善尽美,在面临生死的严峻时刻,香港人还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想谈谈我个人和《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很多人问我,当时唐山有很多人在现场,有作家,也有记者,为什么写唐山大地震的使命会落到你的身上?确实,我有特别的机会。
  唐山地震发生不久,我就去参加救灾。我去时,口袋里面装满了纸条。很多很多的人,听说我要去,把想要寻找的人写在纸条上叫我去找。你知道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提电话,唐山完全是消息隔绝的。口袋的纸条中包括我妈妈写的。我家在杭州,妈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去找你的蒋叔叔。蒋叔叔是我妈妈的老朋友。大家不知道能否理解,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的人都被抓起来、关起来。蒋叔叔在杭州很倒霉,被斗争,日子很苦,然后他就跟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唐山人,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做了个决定,说,唉呀,杭州这个地方真不是个好过的地方,我们走吧,回唐山去。没想到逃避了杭州的斗争,又遇到唐山的地震。他们是死是活?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比我小,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他们怎么样?
  一些熟人在条子上写了人名,托我帮他们在唐山找人,我就拿着一叠条子到了唐山。除了随身衣服,我带了一些大蒜,还带了黄连素,因为都说唐山特别危险,有传染病,所以要带药。还有一瓶糖──那时候内地的生活非常苦,买糖都要凭票。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瓶椰子糖。因为有人说到唐山后你没有饭吃的,我想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吃一颗糖,也许能坚持。可是哪里能够去找什么蒋叔叔、张叔叔?地震后的唐山已经没有门牌号码、没有路了,只有废墟。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见过唐山废墟,你就知道,什么叫巨大的灾变、人类的噩运。
  说来凑巧,那天我跟防疫队去了几个医疗队以后,正在跟人谈事,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特别耳熟,是苏北口音,那不是我的那个蒋叔叔吗?没有那么凑巧的,到了唐山才一天,我就意外地遇到蒋叔叔,我一下子就叫起来了,蒋叔叔见到我一下子就跑上来,他的表情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又是笑又是哭,然后,他语不成句,就到处指:你看你看,我们唐山都怎么怎么……我们俩一下子就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时候我做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脱下我的军装给蒋叔叔穿上。
  蒋叔叔是唐山市的民政局局长,“民政局”管理社会的救济事务,比如说残障人。因为有蒋叔叔,所以我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参加蒋叔叔的一些工作。他跟我讲:钱钢,你是喜欢文学的,你要多了解唐山的情况,我来帮你。他是一个局长,有一部汽车,什么汽车呢?又破又小的美国吉普,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破汽车。他有一个司机,他就让司机载我到处去走、让我去了解情况,让我去了解那些盲人、聋哑人,他们怎样度过地震以后的日子,特别是让我跟他一起去送唐山孤儿。




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2)



  很多人问,唐山地震是1976年发生的,为什么你的书是1986年才出版呢?问题就在这里。在1976年,我在唐山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要出一本书的计划,也不可能。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间的人民伤亡,是秘密。地震的时候在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那么你就立刻会被警员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当时我写过一些诗,其中一首叫做《烙饼的大娘》。在走过唐山路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那里烙饼,我心里就想,好,我要写一首诗,写什么呢?写这个大娘啊:她烙饼的面粉是从山西省送来的,她的油是从山东省送来的,她的锅子是从江苏省送来的,她的铲子是从浙江省送来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从大娘的这个锅子里面,你看到了全国人民的“阶级友爱”。这个想法固然也不错,但是,当年像我们这样的作者,一考虑问题,就会习惯地想,噢,我要写一个东西,怎样去歌颂我们的国家,怎么去歌颂我们的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除此而外,没有更多。所以说,最初的时候,不要说别人不允许你写,你自己也没有想过去写后来这本《唐山大地震》。
  从唐山地震往后三年、五年、八年,你们知道在中国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年代,我们叫什么呢?今天叫做“改革开放”。它到来对我来说意味什么?对我来说,就是思维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84年,唐山地震快要十年了,一本杂志向我约稿,题目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他们是说,你看从前是一片废墟,今天这个城市又重新建设起来了,盖了许多新房子,在盖新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建筑公司表现得很好,它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发了奖金等等、等等。杂志要我写唐山在十年里边的变化,它的立足点,还是在要歌颂谁谁谁的功劳。但是,这个时候是1984年,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只能用灾难来衬托十年以后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写当时唐山人所受过的苦难呢?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文学是人学”,但是如果不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写人的苦难、人的命运、人的悲欢离合、人的柔弱、人的坚强。我们不会忘记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曾经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没有人的尊严,不知道怎样去尊重人、怎么去爱人,在文学作品里边,你看不到人和人之间的爱。终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明白了,“人”是第一位的,我们要文学去反映“人”。这好像是一把钥匙,到我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我在唐山的日日夜夜,许多难忘的东西,跟泉水一样喷发出来。
  我在那里不光是一个每天背药桶去喷药的防疫队员,也不光是一个四处采访的作者。因为蒋叔叔的孩子已经受伤送到了外地,我就到他们家里,成为他们的“儿子”,跟他们一起经历过所有的生活。先是住芦席的篷子,天气凉了,我们用解放军的帐篷做起了新家;天气更冷了,我们用砖头临时赶建起过冬的简易房。没有水,在街上消防车每天来,一家人发一桶水,要排队的,甚至有时候要抢。没有衣服,有时发救济衣,可能一家人领一件衣服,可能大小还不合适。有的时候,没有米,没有面,就上街去领。这就是灾民的生活。
  唐山的灾难,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到今天,它的后遗症还存在。很多人记得的唐山,远远不止于我所看到的唐山。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个浙江的官员,他说,噢,你是写唐山的,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一件事。他从前是军人,在中越边境的老山打过仗,当时是个连长。他说,在老山的时候,上面分配来一个年轻的军官。老山那地方当时到处是地雷,非常危险。新分来的这个军官,就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他对新军官说,你干什么总跟着我?新军官说,连长啊,我要跟你说句话,我是唐山人,我家就剩了我一个了,地震的时候,他们全死了……我有点怕。一天,这个连长带着他,通过一段非常危险的地方,突然,就听他叫了一声,回头一看,人没有了。出了什么事情?原来路很滑,他一下子滑到了山坡底下去了。就听到山坡底下,“轰,轰,轰”,一连串的地雷爆炸了……原来这也是一个唐山地震的孤儿!




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3)



  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新闻,有责任去把人类的痛苦如实地记录下来。我从事过中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在一些科学家和作家、记者朋友的共同帮助下,我参与主编了一部叫做《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书,我们的口号是:“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近灾难。”我们要把1900年一直到1999年,100年间中国发生的灾害,一个一个搞清楚。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铜锣湾很近,大家知道铜锣湾那片海就是避风塘。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香港发生一次有成千上万人遇难的自然灾害是什么景象。这就是在1906年9月18日的台风。香港早在1882年已经开始挂风球报告台风消息了,但是偏偏1906年的台风毫无迹象,什么迹象都没有,一个外国神父还驾船,在青衣一带传道呢!突然台风到来,造成极大的伤亡,当时铜锣湾的船都打成了碎片,铜锣湾避风塘全漂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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