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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从乞丐到元首-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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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政治需要交给其它机关,法律和监察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
  对集中营越来越多一事,希特勒居然也有个答案:“如我与莫斯科一样,有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那我就不需要什么集中营……世界上有谁在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世界上的犹太报刊之所以追逐我,是因为我反犹。斯大林先生是他们的心肝宝贝。”弗兰克把辞呈撕成了碎片。
  巴本却没有如此容易说服。他坚持要他的新闻官的残骸——骨灰盒——并在施安贝格公墓举行适当的葬礼。希姆莱警告说,这可能会招来公众的游行示威,但巴本置之不理。他不但在葬礼上发表了一起动人的讲话,而且还不断写信猛轰元首,对继续监禁其4名下级人员提出抗议,并要求对其新闻官之死进行公开调查。希特勒变换手法,装出一副耐心的典型的样子,劝巴本勿操之过急。他说,在48小时内国会将举行特别会议。听取关于清洗的全面解释。到那时,他将以元首的身份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包括“过份热情”时所发生的不幸事件。
  7月13日是星期五,克罗尔剧院周围戒备森严。一位老外交家评论说:“在其它国家,政府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情形我见过不少,但是即使在沙皇政府处于最危险的时期,我也未见过这种情形。”从总理府到讲台的路上,两边都有警察和党卫军重兵警戒,剧院的各个休息厅都被反复搜查。大小进口处都由头戴钢盔手执大刀的军队把守,礼堂内则安插了众多的便衣暗探。“美国、法国和俄国大使均拒绝出席——没有人看不出,在缔造政权的人们中,一个狂暴的、既敌对又恐惧的时期开始了。”
  上午8时,脸孔严峻的希特勒走上讲台。他扶住讲台,好像要保持平衡似的。他伸出一臂,生硬地行了个抬臂礼,接着便以较往常更严厉的声音开讲,似乎在向听众保证,他希特勒已再次控制了事态。关于清洗,他作了一个冗长而动人的解释。他解释说,清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各个集团采取了叛国的行动。他将这些集团称为“破坏分子”和“国家的病态敌人。”这可谓是在描述早期的他——以及他现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天生的讲故事者的技巧,描述了事态发展的全过程,一直讲到他如何戏剧性地作出决定,亲手参与平叛。他的表演,把剧院内的每个人都弄得有如吃了符咒——外国观察家除外。在全国,人们围在收音机前倾听他的讲话——同样被弄得神魂颠倒。在美国大使馆,曾发誓不再听德国总理讲话,除公事外不再与他会晤的多德大使(“一看见此人,我就有恐怖的感觉。”)也在听希特勒的讲话,但不相信他所宣称的只有74名策划者——包括数名文官和党员——在这场丑闻中丧生。他也不相信处决了3名曾“不知羞耻地虐待过”在押犯人的党卫军之说。最后一说,显然是要说服巴本,曾屠杀像他的新闻官那样的无辜者的凶手已受到惩罚。这种言归于好的精神也以菩提议特赦而延伸至那些曾参与反叛、尚未受到惩罚的人们身上。“德国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宝是内部的秩序和国内外的和平。让我们大家都为此承担责任吧。在这一历史关头,本人准备对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在这24小时中,本人作出了生气最痛苦的决定;在焦急地考虑如何牢牢地掌握这个世界所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国——的关键时刻,命运再次教育了我!”
  仔细挑选过的听众唰地站了起来,热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时刻,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也立时完成了:国会一致通过提案,把屠杀以“保卫国家安全的紧急措施”的名义合法化了。这样,希特勒便在事后获得了屠杀许可证。连片言只字的反对都没有。立法者将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为法律的唯一来源。
  批准希特勒对冲锋队进行残酷的清洗和杀害冯·施莱彻尔及冯·勃莱多夫两将军的军方人士并不只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一人。军官团对两同志之死竟泰然处之,对希特勒之所为视而不见,理由是,镇压迫义是对国内和平的保证。“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结论”,卡尔·邓尼茨回忆说,“完全受内阁决议的影响。这个决议援引了国家紧急状态条文,从法律上批准了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军官们的感情感染了普通的士兵。几天后,部队进行了游行。当希特勒的敞篷车打一队士兵跟前驶过时,士兵们高声向他欢呼。“这种自发的游行”,法国武官报告说,“在德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敢于开口抗议的军官只有那么一小撮,而他们的领头人又几乎与兴登堡一样年迈。杰出的军官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玛肯森曾数次打电话给总统,希望他能阻止这场血洗运动。但他所得到的回答总是说,老头子有病,不能说话。由于屡次受挫,玛肯森便亲身前往希特勒处,请求他重新建立公众生活的正常秩序。他的话打动了元首,使他好一阵才说出话来:“可能是像您说的,元帅先生,但我也没法子。我不能走回头路。”
  玛肯森决心将真情告诉兴登堡。他协助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将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两将军被害的经过作了详细的阐述,并要求惩罚肇事凶手。它也敦促总统将勃洛姆堡、戈培尔、雷伊、牛赖特和另外两名纳粹分子逐出内阁,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一看守小组。提名中没有希特勒,大概是在军事专政下仍继任总理。
  这份备忘录的结尾是极富感情的:“您阁下曾三次挽救德国于水火;在达能堡,在战后,以及在您当选为帝国总统的时刻。阁下,请第四次挽救德国吧!在本备忘录上签字的将军和高级军官立誓忠于您和祖国,直到最后一息。”玛肯森在总参谋部斡旋,获得了24名将军和高级军官的签字,其中不少人与兴登堡和施莱彻尔同属一兵团。备忘录的押脚日期是7月18日,但于20日才抵达诺伊德克。然而,这个勇敢的行动却无济于事。这份备忘录很可能被他周围的人扣押;倘使他读到了这份备忘录,那他也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看来,德国社会各有影响力的阶层,若不是被吓破了胆,就是被争取了过去;原本是希特勒个人的灾难,最终却变成了他的某种胜利。清洗一举结束了长起来在折磨他的党的分裂主义。只此一举,冲锋队便一厥不振。
  冲锋队之失便是希姆莱之得。在玛肯森的备忘录抵达诺伊德克的同一天,希特勒将党卫军晋升为一独立组织,允许它组织武装队伍。这对军方是个沉重打击。军队曾以其荣誉批准血洗冲锋队,结果却又碰上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党所付出的代价是小的:他丧失了许多最炽烈的党员即冲锋队里的理想主义者。“你必须明白,我们丧失了一切”,海因·卢克说(海因·卢克后来成了最受希特勒宠爱的奥托·斯柯茨尼突击队的中尉,颇受信任),“我们睡在厨房里席子上,次日我们三人便以只值十文钱的方牛肉块作早餐。”在争夺权力过程中,卢克被捕20次,而他的经历并不是异乎寻常的。“到头来,说明白点儿,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要的是个新社会,但是呢,我们却突然发现,反动派原来在我们这边。万岁!爱国主义!不再搞什么革命了。6月30日是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运动现在正受到希特勒的破坏。”像卢克那样的人们,他们坚信,罗姆不过是想把希特勒拉回到革命的老路即社会主义上去罢了。“就是那个希特勒,在自己的营垒内造出了真正的敌人。就我和我的朋友们而言,作为人的希特勒已经完蛋了。”
  另一个年轻的冲锋队领导人,维尔纳·诺曼,也丢掉了幻想,且大为恼怒。他后来虽然当上了戈培尔的私人秘书,但这一切他是不会忘记的。“罗姆事件”,不久前他说,“对第三帝国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首次目无法纪的非法行为,是获国防军批准,获全国的国家机构和法人的批准的。这完全是目无法纪的非法行径,但谁也未站起来说,‘适可而止,勿再发展’。连教会也不吱声。而这些人都不能说对此事一无所知。谁都知道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这是结束的开端,此后便无可挽回了。”
  于是,在希特勒看来是处于受欢迎的顶峰时,在他自己的营垒内却存在着一条痛苦的深痕。数以万计的最活跃的纳粹分子将永远忘不了那个耻辱的周末。那些觉得受到希特勒出卖的冲锋队领导人,宣布了一种地下战争状态。几星期后,他们对党卫军所怀的敌意公开化了。那是在施特汀的普鲁士霍夫的餐厅里。当时,维克多·卢泽和约20个冲锋队员及3名党卫军司令在那里喝啤酒。“总有一天”,冲锋队的新司令酒后吐了真言,“6月29日的非正义的武断行动之仇是要报的。”卢泽公开威胁说,怂恿罗姆的是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
  “究竟是谁在埋头干所谓罗姆干过的事情?是冲锋队吗?这些兽行不是冲锋队的杰作,至少,不是冲锋队单独干的。另一方要坏得多。要我给你姓名吗?我可立刻把姓名拿出来!”有个党卫军的人想让酒醉的卢泽安静下来,但他却还在说,“我要说,就是明天被开除或送进集中营,我也要说!”
  (6)
  一月前,早在他之失败的意大利之行期间,元首曾向墨索里尼保证尊重奥地利的独立。这是个相当大的让步。因为将他自己的家乡“联合”进德国以建立大德国是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他作这这个许诺,他自己的党卫军并未停止向奥地利的纳粹提供金钱和道义援助。奥地利纳粹分子搞的是恐怖活动,用德国炸药炸毁铁路和电站,用德国的武器谋杀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总理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子矮小的陶尔斐斯却是个民族主义者,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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