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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１２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得取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７５％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作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３）
１９２３年初，英法两国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吵，英国代表团退出了该委员会。这便给了法国用武力解决赔款问题以可乘之机。１月１１日，法军与比利时军以德国未履行义务为借口开进了鲁尔区。这一行动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马克的贬值。不到两星期，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便从６７５０∶１跌至５００００∶１（１９１８年“停战协定日”之比值为７．４５∶１）。为一次柏林之行，魏玛政府支付给“保证委员会”的火车票款就“需用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２０马克的纸币，由７个办公室人员抬着，从办公室一直抬到火车站”。现在呢，它需要４９人才能抬动。
鲁尔区被侵占，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增加，不单拓宽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为希特勒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希特勒不屑于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独自组织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１月２７日，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举行７个公众集会。
虽然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早已通知他这些集会将会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惧。他高喊说，如果警方想开枪，那就请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车子，匆匆从这一会场赶赴另一会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革命时期，我都未经历过如此激愤之群情”。曾在罗文布劳酒店参加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当希特勒大步走进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走过时，我离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时的他，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完全不同。他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内心的狂热。他的双眼横扫左右，似乎在寻找要征服的敌人。是不是群众给了他这一奇怪的力量呢？这力量是否从他身上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
次日，他们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顾。６０００名冲锋队员，打着旗帜，来到马斯弗尔德。他们站在雪中，全身冻得发抖。有些人头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着绑腿，其他人则穿商人服。他们打的旗帜各式各样，卍字也有大有小。这群人衣着虽然五花八门，但立正口令一下，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着，好像他们是德皇的精锐师团似的。警察虽然作好了捣乱的准备，却没有出现混乱情形。事实上，这两天的集会并不令人怵目。没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现公开的骚乱，但其反响却是重大的。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使许多持中立的领袖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沿着更加激进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在与当局的首次严重对垒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个非凡人物”，几天后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他的演讲简短而强烈。他不停地攥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简短的时间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双眼，神经质的双手，奇怪地摆动着的头。”他的私生活当然是不正常的。他依旧住在荻埃尔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里，房子虽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间那样冷，但家具却与先前一样少。这间房子最宽不过１０英尺。高出床头，还有室内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户。地板上铺的是价钱便宜的旧油毡。在床对面的墙上有简易的书架。墙上挂满了画幅和插图。书柜的上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描写世界大战的，有德国历史，有一本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一本克劳塞维茨写的，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传略，一本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著的《瓦格纳传》，一本斯文·赫丁的《回忆录》，若干本神话英雄故事，一本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一本名叫《地貌图》之类的书。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书柜下方放的全是小说，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犹太人）所著的半色情书籍，还有一本《色情艺术史》。
希特勒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发现，他的房客阴沉得异乎寻常。“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脸色阴森，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虽然按时或提前交付房租，却“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亚式的人物”。因为他很好，她谅解了他，还让他使用过道——那里有一架大钢琴。他的生活异常简朴，常与一条名叫“乌尔夫”（狼）的巨犬形影不离。自战时与“小狐狸”建立那种亲密关系以来，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的那种忠诚，而他对它们的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则聪明得令人痛苦。”住在这样阴暗的小屋里，他肯定会想到他母亲及其惨死——大概就在那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想想吧！》的诗。若剥去企业余品味，这首诗还是蛮有内容的：
当你母亲已老迈年高，
而你也年岁不小；
当昔日之轻而易举，
今朝成了重挑；
当她忠诚而亲切的双眼，
已不再与昔日一般看待人生；
当她的双脚已软弱无力，
不能再带动她那身躯——
伸出你的双手将她扶住，
兴高采烈地将她陪伴，
那悲痛的时刻终会来临；
当你伴着她走完她的最后旅程，
回答她吧，假如她向你发问；
再回答她吧，假如她再次问你！
再次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问你；
切不可大发雷霆，
而是轻声轻气！
她若听不明白，
高兴地给她解释；
悲痛的时刻终将来临，
当她再不能启口！
希特勒自己承认，年轻时他是个遁世者，不需要与人交往，但在战后，他“再不能忍受孤独”。虽然他的小屋是孤独的避难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馆里，沙龙里，咖啡馆里和平酒馆里过着另一种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馆（与人民戏院相邻），卡尔顿茶馆（在布里安纳大街，是上层人物的会面场所）和赫克餐馆（位于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馆留座，在平静的角落里一坐就是几小时。他就是这样观察他周围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总是在纽迈埃尔餐馆与他的心腹会面——该餐馆是个老式的咖啡馆，位于彼得广场拐角处，与维克图阿利安市场相邻。这是个长形的屋子，墙上镶有木板，凳子是固定的。在这里，在留给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将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诉他的追随者（许多是中年夫妇），听听他们的反应。也是在这里，他们一边吃着经济的晚餐（有些是他们带来的），一边闲聊和说笑。
其他的夜晚，他总是在弗朗兹·约瑟夫大街底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过。“他家的气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样照顾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实叫安纳尔，是他的管家。自与妻子分居以来，他一直与她同居。在这些日子里，最常与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许是他的新助手汉夫施坦格尔。他常将希特勒介绍给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尔逊总统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赫斯特报业欧洲之主要记者）和威廉·冯克（他的沙龙吸引了许多民族主义富商）那样的重要人物。他常与汉夫施坦格尔一起，参加埃尔莎·布鲁克曼太太的晚会。
她出身于匈牙利的一家豪门，嫁给一出版商为妻，对希特勒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极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头晕目眩。
在往访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馆内）后，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穿的那身蓝衣裳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