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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晚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他的官邸，并向他披露了一个秘密：希特勒正在为波兰搞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包括用公民投票的办法一举正确地解决“走廊”的问题。
此建议将于次日上午递交给波兰人。戈林再次撕下一页地图，用绿铅笔匆匆勾划出将由公民投票解决的地段，用红铅笔标出希特勒认为完全应属波兰的地域。
戈林叫达勒鲁斯立刻飞赴伦敦，再次向英国人强调德国进行谈判的决心，并“偷偷地暗示”，希特勒将向波兰人提出一项建议，因为建议非常慷慨大方，波兰一定接受无疑。
次日上午，系张伯伦需再次下决心的一个上午。日程上最紧迫的一件事是希特勒对波兰人发出邀请之举。首相的外相认为，“以为我们今天就能在柏林拿出个波兰代表来，这种想法是不讲道理的”，德国人也休想我们会这样做。首相驻华沙的大使来电话说，叫波兰人立刻派贝克或其他代表到柏林去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宁愿早打并灭亡，而不愿蒙受这种耻辱，特别是有了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奥地利的前车之鉴之后。”
现在，张伯伦本人已下定决心与希特勒抗衡，连问也不问一声波兰人他们是否愿意屈服，待达勒鲁斯来到唐宁街十号时，谈判似乎已不可能了。对这位瑞典人的讲话，张伯伦、威尔逊和贾德干都洗耳恭听，但他们对希特勒的“宽宏大量的建议”的反应是，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是为了取得时间而玩弄的把戏罢了。“为何不给戈林挂个电话，问问这份建议是否已打印出来了？”达勒鲁斯建议。不到几分钟他便与帝国元帅通上了话；对方向他保证说，给波兰的照会不但已经打印好了，其条款比他预言的还要慷慨。
达勒鲁斯大受鼓舞，借戈林勾划过的地图之助，将建议条款讲了一讲，极力要打消英国人的怀疑。这些条款听来虽然合理，但英国人却仍对希特勒坚持让一名波兰代表于３０日即当日抵达柏林一事表示不安。除时间界限外，张伯伦及其同僚也反对所定的地方——柏林。看看提索神甫和哈查发生了什么事吧！
达勒鲁斯再次打电话给戈林。这一次，他建议将谈判地点改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最好是在一中立国内。“胡说八道！”戈林恼怒地回答说，“希特勒的总部在柏林，谈判必须在柏林举行。把使者派到柏林去，我看不出波兰人会有什么难处。”尽管受到挫折，以及他们自身不断在加深的不信任感，英国人还是将和平的大门敞开。他们催促达勒鲁斯立刻飞返柏林，并告诉希特勒，英国依然愿意谈判。再者，为了证明他们有良好的信用，哈利法克斯还电告华沙，告诫波兰人勿向日耳曼少数民族中的捣乱分子开枪，并立即停止电台的煽动性宣传。
波兰的回答是下令实行总动员。希特勒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外交部一整天都在草似一份给波兰的建议——条款之慷慨大方连客观的翻译施密特也觉得惊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建议在一国际委员会监督下在“走廊”内举行公民投票外，还给波兰人一条将通过德国未来领土内的国际公路和铁路。“这才真是国联的建议”，施密特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日内瓦。”尽管波兰的总动员使希特勒非常愤怒，他仍指示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将开始入侵波兰的时间延长２４小时。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除非华沙接受他的要求，否则，９月１日凌晨４时３０分进攻将开始。天快黑了，华沙还是没有消息前来，而来自伦敦的消息又是如此含糊：英国正在“紧急地”考虑希特勒的最新建议，并将于当日晚些时候作出答复。与此同时，他们又通知贝克上校与德国谈判，“勿再拖延”。在他们自己长期拖延后，这个要求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英国之犹豫不决，可能是由下面这一情况激起（而不是引起）的：一个与陆军关系甚密的文官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英国人披露了许多密况。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津。他向英国武官泄露了许多德国的军事秘密，还说希特勒新近精神崩溃，陆军总参谋部企图趁机进行军事政变。
汉德逊最终获准将答复交给德国人时，已是晚上１０时了。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建议深夜会晤。这刚好是波兰代表抵达柏林的限期。里宾特洛甫觉得，英国人是故意这样的。会见是非常率直的——因为需要时间去破译伦敦的密电——但气氛却不健康，充满了怀疑。汉德逊建议德方通过正常途径，将他们的建议通过波兰大使馆发回本国。里宾特洛甫跳了起来。“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喊着，自我控制的最后一件伪装都剥光了。“我们要求波兰政府派特命权代表到柏林来！”
汉德逊气得满脸通红。但此次会晤前，伦敦曾告诫他要保持镇静。在宣读英国对希特勒的备忘录的正式答复时，他双手颤抖。里宾特洛甫怒气冲冲，好像是在胁迫下听他宣读似的。毫无疑问，答复的内容他是一清二楚的，因为英国使馆的电话，特别是通伦敦的电话，都被一名叫“研究所”的德国情报机关窃听。照会的调子虽是和解的，内容却与日前电话里所说的相差无几。
“这种建议没听说过！”当汉德逊读到，英国建议在谈判期间不采取军事行动时，里宾特洛甫插话说。他怀着敌意，双手交叉在前胸，双眼瞪着汉德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或许他是在为昨天汉德逊敢与元首顶嘴而进行报复。汉德逊对此无礼态度作出了反应，说，英王陛下的政府得到情报，知道德国人在波兰搞破坏活动。
这一次，里宾特洛甫可真正是火了。“这是波兰政府散布的他妈的无耻谎言！”他喊道：“我只能告诉你，汉德逊先生，局势他妈的异常严重！”
汉德逊半立半坐，以牙还牙。“你刚在开口闭口‘他妈的’”，他像发怒的中学教员那样，手指点着里宾特洛甫说，“这可不是一个政治家在如此严重的局势下该用的字眼！”
里宾特洛甫觉得，自己的脸上好像被浇了一杯冷水。霎时间，他成了震惊和愤怒的塑像。挨一个傲慢的英国人的斥责！他一跃而起，“你说什么？”汉德逊也站了起来。两人面面相视，活像两只斗鸡。“根据外交的常规”，施密特回忆说，“我也该站起来，但坦率地说，我当时并不清楚，双方由动嘴到动手时，一个翻译该怎么办——那时，我怕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他仍坐在位子上，假装在往笔记本里写着什么。当他听到头上的沉重的呼吸声时，他生怕德国的外交部长会把英王陛下政府的大使连头带脑整个儿扔出门外。作为一个翻译，多年来，他经历过许多奇里古怪的场合，且觉得津津有味，但这样的一个场合却是异常痛苦的。他听到左右两方还有急促的呼吸声；但，最终两人，先是里宾特洛甫后是汉德逊，都坐下来了。施密特小心谨慎地抬起头来。天已大晴，风暴已经过去了。
谈话在相对平静中又进行了几分钟。里宾特洛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希特勒向波兰作的建议——就是令施密特惊奇的那份建议。里宾特洛甫用德语宣读了１６个要点。汉德逊听不太懂——他后来抱怨说——原因是，里宾特洛甫快速地将此文件“不清不楚地一读而过”。他要这份文本，以便将它发回英国。这完全是正常的外交程序，施密特认为汉德逊根本无需开口。但他接着听到的话简直不能叫他相信。“不行”，里宾特洛特甫心平气和地说，脸上出现了不自然的笑容。
他无从解释，因为元首曾明确禁止他将此份文件从他手中泄露出来。
汉德逊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将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次。里宾特洛甫再次拒绝——此次他动了感情，将文件往桌子上摔打。“反正，它已过期了”，他说。“波兰使者到现在还没有来。”
施密特心情紧张地观察着，猛然醒悟到这是希特勒玩弄的一个把戏：他怕的是，如果英国人将此建议转给波兰人，他们可能会接受。作为一个翻译，若发表什么评论得到的将是杀头大罪。他只好双眼望着汉德逊，默默地希望他提出将之译成英语的要求。这种要求，里宾特洛甫是无法拒绝的，而施密特也下决心慢条斯理地翻译，好让汉德逊逐字逐句记录下来，但是，汉德逊并没有会意，施密特只好在笔记本里划下一条粗大的红线——这是他私人的记号，意思是战争是打定了。
这样，这次激烈的会见便到此告终。据里宾特洛甫说，在此次会晤中汉德逊“相当无礼”，他自己则是“相当冷静”。虽然时候已晚，外长仍立即在总理府向元首作了汇报，建议给汉德逊一份书面的建议。元首拒绝了。
（３）
次日一大早，汉德逊便打电话告诉波兰使馆的秘书，他“从准确得毫无疑问的消息来源处”获悉，“在尔后２至３小时内，波兰若不承担些什么，战争便可能发生。”
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把每个字记录了下来。１５分钟后，汉德逊给伦敦去了个电话，除将上述情报重述了一遍外，还加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这虽然可能是个恫吓，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次通话也被完全记录下来。德国人虽不完全熟悉英国的密码，汉德逊行为不慎，竟使用电话，这样一来却把他们的任务变得容易些了（顺便提一下，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更加松懈。珀恩勋爵的保险柜每星期均定期被意大利情报机关雇用的一名职业小偷打开。除了将有关英国外交密件密码等抄走外，这个小偷有一晚上竟将珀恩夫人的头饰偷去。即使如此，英国大使馆的安全措施仍未有所改进。英国有幸的是，那时的墨索里尼尚未开始将外国的密件密码等材料交给其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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