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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的举止大方得体，既没有对我发号施令，称王称霸，也没有让我感觉到是屈服于他的淫威才破坏了章程。他说话文雅温和，恰到好处，不能不令人钦佩。他还设法让我产生了这是在帮他的忙的心理，并且提出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求助于他，可以直接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跟他来的小伙子自始至终沉默寡言，只有在我打印他的入伍表格必须由本人回答问题时，他才开腔。
本来对这类滥用权力的不公平现象我没有道义上的反抗，他们要我这么干，我也只能照命令办，仅此而已，别无他法，但是不知何故，我一直感到憋气。
小伙子是个富家子弟，凭什么就不能为国家在现役部队服役两年？何况这个国家对他的家族已经够意思了！于是我在他的材料里加上一个MOS的推荐记号。MOS代表军事职业特殊技能，加上这个记号表示推荐他参加具有特殊军事技能的训练。我推荐他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部队里稀有的电子专家，这样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他就必须首先应征入伍参加现役部队！虽然天晓得猴年马月才出现紧急状态，但推荐了他又有何妨？而且他们永远都无从知道被加上了这么一个记号。
少校过来主持小伙子的入伍仪式，让他跟着复述誓言，宣誓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也不属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然后与在场的人握了握手。小伙子的自控能力还不错，一直到和议员走出我的办公室后才对着议员浅浅一笑。
那是顽童在恶作剧后发出的微笑。看见小孩的脸上挂着这种微笑总会让人浑身不自在，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虽然他脸上发出这种令人恶心的微笑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坏青年，但这一笑足以消除了我心怀叵测地推荐他成为MOS后所引起的不安。
弗兰克·埃尔克从办公室的另一边观看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后，当即跑过来揪着我质问：“你还准备扮演多久这种笨蛋的角色？那个议员刚才从你的口袋里拿走了100美元！天知道他为此还捞到了多少好处？也许好几千美元呢！如果那小子直接找我们帮忙，我至少可以弄他500美元！”看着他那被愤怒扭曲了的嘴脸，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对待什么事情都太随便了，”弗兰克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你本来可以得到一大笔钱的，如果你肯听我的意见，你就可以解决自己的许多问题了！”
“你不仅仅是在为我着想吧？”我笑着逗他。
“好，好，”弗兰克打蛇随棍上，“算是你帮我一个大忙吧，我迫切需要一个名额，你看到坐在我桌旁的那个红头发的小伙子了吗？他愿出500美元，因为他随时都可能收到应征入伍的通知书，一旦接到那张通知，就不能违反兵役法参加我们的部队了，所以今天就必须征他入预备役，可是我的手头上已经没有空额了。你把他征入你负责的部队，这笔钱我们俩平分。就帮这一次，总可以吧？”
听着他那近乎绝望的语气，我情不自禁地说：“好吧，叫那个小子到我这儿来吧，只是钱你留着，我不要。”
弗兰克如释重负地连连点头说：“谢谢，谢谢！我先替你保管着你的那份钱，说不定哪天你会改变主意的。”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吃完饭，和孩子们玩了一会儿。送他们上床以后，房间里只剩下了夫妻俩，维丽说需要100美元来为孩子们买衣服和鞋子过复活节，她只字不提自己也应该买新衣服。我知道100美元仅够买几套童装，而对于天主教徒来说，穿新衣服过复活节简直就是教规。
第二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后对弗兰克说：“我改变主意了，把我的那份钱给我吧！”
弗兰克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孩子！”然后带我到男厕所的僻静处，从钱包中数出五张50美元的钞票递到我的手里，临走又试探了一句：“周末前我还会有另一个顾客……”我没有搭理他。
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做亏心事，心里却不觉得难受，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回家的路上就美滋滋地给维丽和孩子们买了些礼物。当把为孩子们买衣服的100美元交给维丽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绽出舒心的喜悦——不必再向她的父亲乞钱了。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而且好几年都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
打那以后，不用弗兰克牵线，我自己就干起这勾当来。我的整个人格都在蜕变，当骗子原来这么过瘾，它把我的优点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我戒了赌，放弃了写作——事实上我已对自己正在写的那本新小说完全失去了兴趣——而且第一次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我甚至着手研究数本厚厚的军事条文，当然了，目的是寻找法律上的漏洞来帮助那些想逃避兵役的人。我得到的第一个收获就是健康标准可以任意降纸或提高，一个小伙子在一个月前还因为身体问题不合格不能服兵役，可是六个月后却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体检，这都是依照华盛顿确定的兵役指标来决定的，还可能是依据军事预算的拨款而定。还有这样的条文规定：凡是由于精神失常受过休克治疗的人都不能应征入伍，不能入伍的人还包括同性恋者，在私营企业担任重要技术工作的人材等。
随后我还研究了自己的顾客，他们的年龄从18到25岁，热点在22—23岁。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往往大学刚毕业，害怕在军队里浪费两年的时间。他们最迫切要求加入预备役部队来只服六个月的现役。
这些年轻人都很富有，或者是他们的家庭很富有。他们都受过专业训练，总有一天会成为中产阶级之类的上层人物，有的还将成为美国各界的领袖。在战争期间，他们也许会争先恐后地进入军官学校，现在他们宁可当面包师、军服修补工或是军车维修员。他们之中有一个年仅25岁已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个成了债券专家。当时华尔街由于有了新股票而充满了生机，这种股票刚发行就猛增了十个百分点，使这些年轻人一下子都富得令人咋舌。他们乐意花钱逃兵役，我也乐得大开财源，很快，我就把欠阿迪的几千块钱还清了，他十分惊喜和好奇。我胡诌了些诸如手气好，赌赢了钱之类的理由，而无颜把真相告诉他。从小我就极少对他撒谎，这是其中的一次。
弗兰克成了我的顾问，他提醒我说：“小心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真正的江湖骗子，盯住他们，他们就会更尊敬你！”
我耸耸肩，实在不明白他的道德标准以什么为尺度。他解释道：“他们只不过是些乳臭未干的小子，凭什么不愿意去为祖国服两年的兵役？凭什么要来混他妈的六个月预备役？你我都曾为国家作过战，如今却两袖清风。国家已经让他们腰缠万贯，让他们的家庭八面威风，让他们有高尚的职业，无量的前程，而他们这些臭小子竟然不愿意为国家当两年的兵！”
他义愤填膺，令我感到吃惊。平时他是那么随和，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我相信他的爱国主义是真诚的，作为一名预备役部队中的上士，他确实是尽忠尽责的，而他的行骗受贿仅限于当民政公仆之时。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建立了一支客户队伍，还特意制造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官方渠道的等候者名单，另一份是私下挑出的行贿者的名单。我时刻告诫自己要谨小慎微，千万不能贪得无厌，所以每个月我只拿出十个指标给出钱的人，其余那十个以上的是官方名单的人。开初，我订的价格是每名100美元，因为一个月有1000美元的额外收入对于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没想到客户们总是自动加码，过不了多久，我的开价也就涨到了300美元一位。后来，有个穷得叮当响的青年来找我，知道这位要养家糊口的人在应征入伍前怎么都不可能从官方名单上轮得到参加预备役部队，我感到内疚，终日不得安宁，最后决定完全不管什么官方名单，除了十个指标给行贿者以外，其余的统统免费赠与求助于我的幸运儿们。一句话，我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玩弄权术，这种混账事我以前一直都不愿意干，然而干开了以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单位里交了大量的朋友，日后他们为我开脱罪名帮了大忙。我还订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艺术家、作家和初出茅庐的导演免费加入我们的预备役部队。这也算是对我不再写作，甚至没有了写作的冲动而感到内疚所交的一点点杂税吧，更何况我堆积罪恶的速度和我堆积金钱的速度完全成正比，我的确应该用传统的美国方式，即通过做好事来给自己赎罪，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
弗兰克知道后又大喊大叫了一番，一个劲地骂我缺乏做生意的本能，品行太仁慈，应该学会厉害些，否则人人都会利用我的仁慈。其实他错了，我并不像他和其他人所想的那么好。
实际上我是应用了起码的智力朝前看，知道这种赚钱的把戏迟早要露馅，特别是它牵涉的人实在大多了——数以百计的和我工作相同的民政人员都在受贿，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入伍费用”后应征参加预备役部队，这简直形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异化现象：人们在绞尽脑汁找门路并出钱买当兵的机会，目的又是为了不当兵！
一天，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带着儿子走进了办公室，这是一名富商，儿子是个开业不久的律师。他们带来了一捆政客们写的介绍信，和正规军的少校谈了一会儿就离去了，晚上开会时又来拜会预备役部队的上校。军官们对他俩彬彬有礼，交谈后叫他们找我商谈有关预备役指标的问题。这父子俩来到我的办公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