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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做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一报还一报》
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他一味对镜自赏，自吹自擂，遇事只顾浮夸失实，到头来只是事事落空而已。
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也必须在他们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再由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会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的存在。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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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278
Title ：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记
Author ：王思治
Issue ： 总第 17期
Provenance ：《文史知识》
Date ：1982。3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承德避暑山庄东北的普陀宗乘之庙，建成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走进该庙山门，迎面有碑亭一座，亭中有《御制普陀宗乘之庙碑记》、《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3块巨型石碑。乾隆撰写的两篇有关土尔扈特蒙古的碑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在碑身4面，今犹清晰可读。碑文记述了我国土尔扈特蒙古在远离祖国、流落异乡140多年之后，于乾隆三十六年自伏尔加河下游重返祖国的过程。
西 迁
土尔扈特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厄鲁特蒙古是明代瓦刺之后，分为四大部，即：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他们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土尔扈特部游牧于雅尔之额什尔努拉（今新疆塔城西北及苏联境内的乌尔扎）地区，16世纪末17世纪初，其西部牧地已达额尔齐斯河上游、伊施姆河一带。
当时，厄鲁特蒙古四部已有壮尔本·卫拉特的联盟组织，但各部却是“部自为长”，“各统所部，不相属”。在这种情况下，松散的联盟不可能有效地解决诸如因牧场等等而引起的纠纷，也不可能控制各部因力量发展的不平衡而出现的矛盾。17世纪初，准噶尔势力日益强大，其部长巴图尔浑台吉意图兼并土尔扈特。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不满于蒙古王公之间的纷争，与巴图尔浑台吉交恶，两部关系紧张，于是率一部分牧民向西游牧到额尔齐斯河上游。在这里，他们又受到沙皇俄国扩张主义者的威胁。沙俄塔拉将军加加林要他们“宣誓效忠沙皇”，签订相应的条约，加入俄国国籍。厄鲁特蒙古各部断然拒绝了俄国的无理要求。俄国塔拉当局也拒绝了土尔扈特希望与俄国和睦相处，允许他们在该地游牧的要求。而这时厄鲁特蒙古四部之间的纷争也日益加剧，和鄂尔勒克迫于形势，大约在1628年（明崇祯元年），率土尔扈特部西走，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来到了当时还是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各支流沿岸。
反 抗
当时，俄国政府的实际控制力量虽然尚未达到辽阔的伏尔加河草原，可是当土尔扈特在这里建立起新的游牧生活之后，沙俄政府立即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早就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的和鄂尔勒克，“在认识俄国人的初期，就对俄国人的道德品质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根本就“没有宣誓隶属俄国之意”。于是俄国政府决心用武力征服土尔扈特。我国土尔扈特部众奋起反抗。不幸的是其部长和鄂尔勒克战死于阿斯特拉罕城下，他为土尔扈特部的独立自主献出了生命。18世纪20年代以后，在俄国政府强大压力之下，土尔扈特逐渐为其控制，尽管如此，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仍然“独立行动，甚至进攻沿伏尔加河诸俄罗斯城市”。土尔扈特人的不断反抗，使俄国政府无法实现对他们的彻底征服。于是俄国当局又采用了另一手。他们强迫土尔扈特放弃自己信仰的佛教，改宗东正教，企图由此驯服悍善战的土尔扈特。“俄国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然而，与俄国政府的愿望相反，“所有这些努力的最后结果都是同样的——激起了信奉佛教的游牧民族起来反对改宗正教的活动”。他们思念厄鲁特各部和亲人，怀念祖国。
怀 念
由于俄国政府的压迫，土尔扈特还在迁到伏尔加河下游不久，就曾几次想重返祖国，都未能实现。但他们却竭力与厄鲁特蒙古各部加强联系，并不断派使者向清中央政府“奉表入贡”。 1640年（崇祯十三年），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儿子不远万里来到台尔巴哈台，参加了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的台尔巴哈台会议，会上制订了有名的《蒙古厄鲁特法典》。为了改善与准噶尔部的关系，两部部长子女相互通婚。清王朝建立后，1646年（顺治三年），书库尔岱青等（均和鄂尔勒克之子）随着海和硕特蒙古的顾实汗所进表贡“附名以达”。此后就不断遣使进贡，与清政府建立直接关系。清政府对于他们请求在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以马匹互市，以及“入藏礼佛”“谒达赖喇嘛”等要求，均予允许。到了康熙的时候，更是“表贡不绝”。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土尔扈特汗阿玉奇遣使萨穆坦假道西伯利亚，到北京“贡方物”。这是在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分裂叛乱、土尔扈特经由新疆到北京的通路阻断后，被迫寻求的与祖国联系的道路。萨穆坦一行历尽旅途的艰辛，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才到达北京。土尔扈特对祖国的向往，甚至连康熙也十分感动，所谓“上嘉其诚”。于是，清政府决定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为使臣，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探望我国土尔扈特蒙古，并了解“所部疆域”。
康熙51年4月，图理琛等假道西伯利亚出使伏尔加河。清政府由理藩院行文俄国当局，要求允许使团过境。但由于俄方的阻挠，图理琛等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于康熙53年（1714年）6月，才到达土尔扈特汗阿玉奇的驻地，受到盛大的欢迎。图理琛等交付了康熙的“谕旨”，转达了康熙的问候。阿玉奇对祖国极为关心，一一询问，并着重向清使说明：“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明确表示自己是祖国的成员。他又说：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十分清楚的表明了他们的文化习俗与中国息息相关，而与俄国则格格不入。图理琛等住了14天，每日盛宴，观看射箭、摔khuq等表演，彼此都“喜之不尽”。临行，阿玉奇的小儿子策楞敦多布送给康熙鸟枪一杆，并请代为转达他对康熙的祷祝。这些欢快、融洽和祝福，表达了土尔扈特对祖国的深厚情意。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这时俄国对土尔扈特的控制已经加强，但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仍遣使吹札布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向乾隆呈献了方物、贡品、弓箭袋（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乾隆多次面见吹札布，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处境及与俄国的关系。吹札布说明了早年西迁的原因，申诉了土尔扈特部众遭受俄国压迫的痛苦。他说：“俄罗斯尝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科（土耳其）战，土尔扈特以兵助之，厥后稍弱，俄罗斯因谓其属；然附之也，非降之也。”“非大皇帝（乾隆）有命，安肯自为人臣仆！”
重 返
然而，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蒙古，他们的处境是极为艰难的。沙俄的控制和压力与日俱增。俄国政府策划改变土尔扈特汗位的继承方式，以加强其统治，准备以杜尔伯特贵族敦杜克夫代替渥巴锡，“重建土尔扈特部政权”，成为俄国“一个新的行政区”。土尔扈特部面临着完全丧失独立的危险。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1768—1769年，沙俄与土耳其再次开战，俄国政府大量征调土尔扈特人当兵，“死者亦七八万”，而且还进一步“令十六岁以上尽赴敌，是欲歼灭土尔扈特之人”。可怕的灭族之灾使土尔扈特各部落“众皆汹惧”。渥巴锡忧心如焚，决计武装起义，携全族返回祖国。
1770年10月11日，“渥巴锡乃集大小宰桑谕以逃往伊犁之利，众皆喜，为远行之计”。他们原计划等到伏尔加河结冰之后，携同北岸的1万多户土尔扈特人同返祖国。非常不幸的是，“是岁（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年）冬温，河冰不冻”。同时，土尔扈特将要东归的风声也已走漏，俄国政府有所觉察。形势的发展迫使“渥巴锡不能久待河北人口，遂杀俄罗斯匠役千人及贸易人等”，以示与俄罗斯彻底决裂。伏尔加河下游反抗的战旗高举，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写道：“整个部落异口同声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可是，留在伏尔加河北岸的1万余户却始终未能回到祖国。
1771年1月5日，土尔扈特人启程回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历程。俄国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因为她的大臣们竟漫不经心到让整个部落在她信任的奴仆的鼻尖下举行暴动，逃出了神圣的俄罗斯国境，从而使罗曼诺夫家族和头戴彼得大帝王冠的守护神鹰蒙受了永不磨灭的耻辱”，因而大发雷霆。俄国政府立即派出军队追袭，在回国东进的道路上又有哥萨克等的阻击。土尔扈特经过了多次激烈的战斗，忍受了饥饿疾病的折磨，终于在6月底7月初进入中国境内，追袭的俄国军队“乃引兵还”。渥巴锡在给伊犁将军伊勒图的信中写道：他们“向居俄罗斯地，久愿为大皇帝臣仆，而无机可乘，乃于去冬谋弃故地，挈属内附，因自彼逸出，行程万千有余里”，希望“准令入觐，以伸积诚”。这封信的文词虽然简括，却十分诚挚地表达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向往祖国的心情，他们“积诚”于心，历100余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