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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到：在人们的记忆里，卓娅生动地活着哪。她不只对我一个人是至亲骨肉，她在人民的记忆里是活的、勇敢的、不屈服的。这也帮助了我，使我愿意活着。
书信
我的侄子斯拉瓦常由前方寄信给我，他是从战争刚一开始就参加了战斗的。
彼得·里多夫和我在卓娅墓前认识了之后也开始给我写信。信的内容，最通常的只不过是几句致敬的话，但是这几句话对我却是很宝贵的。打开报纸的时候，我一向是寻索里多夫署名的前方通讯，他会简洁、镇静、勇敢地叙述一切事情，这是他的特殊天才。在这简洁镇静里涵蓄着巨大的力量。
倘若在《真理报》上很久不见这熟悉的署名，我就感觉不安：
我就开始像替至亲的人担忧一样，替他担忧。
每隔几天都有舒拉的信寄来：
“……情绪很好，特别是在最后一次攻击之后。在这一战役里我两昼夜多没出坦克。没死真是奇迹，周围都燃烧着，由于爆炸而轰动着，坦克像火柴匣一样，被震得往各方面摇晃着。总而言之，妈妈，你不要替我担心。”
“现在我正接收新组员和新的‘卡威’战车，这已经是第３辆，第１辆被打坏了，第２辆被烧坏了，我自己差一点儿就来不及由里边跳出来……我的旧组员里边智基里斯牺牲了，其余的人们全受伤了……我给外祖父写信去了，你也写吧。他害着病哪，并且是孤零一人。”
“……我受了一次伤，但是没退出战场。包扎了伤口之后，我又参加战斗了。现在我的伤已经治愈，长好了。在一次战斗中，我的上级指挥员因伤退出战斗，我担任了指挥，并和同志们一起闯进了敌人阵地。早晨沃尔沙城就被我们攻陷了。
现在我和我的组员全都健康地活着哪……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很痛苦，他总是想念着卓娅和外祖母。我写了一封回信，尽可能地安慰了他。”
“当地居民很亲热地迎接了我们，他们看着什么都新鲜，都不平常。在一家农舍里我给他们看了那本讲卓娅的小册子，他们向我询问很久，并且再三地要求把小册子给他们留下。我没法照办，因为我只有一本。所以我请求你，如果可能，寄给他们。地址是：沃尔沙市，比列斯阔波街６９号。”
“渴望着的解放的时刻临到白俄罗斯了。人们用鲜花欢迎了我们，还请我们喝牛奶。老太太们流着泪控诉她们忍受了的凌辱，这一切全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空气似乎是特别新鲜的，太阳是特别灿烂的。妈妈，妈妈，胜利很快了！”
“……请你特别向谢尔杰舅舅转达我的问候，你告诉他，他对我说的话我全牢记着。外祖父给你寄来信了吗？我很久没接到他的信了。”
“你问我的身分和职务。现在我用一位高级首长说我的话回答你：‘不要看他的身分和职务：他生来不是为着身分和职务，而是为着战斗行动。’”
“谢谢你对我道贺，我确实得到了金质的卫国战争一级勋章，现在我手里有关于颁给我红旗勋章的命令。不要以为我变样子了，我的个性仍然和过去一样的，只是现在我更有力量，更坚强了。”
“……妈妈，妈妈，彼得·里多夫牺牲了！妈妈，他在距离胜利不久之前牺牲了，这多么惨哪！牺牲在胜利的前夕，太令人抱憾啦。他牺牲在波尔塔瓦郊外飞机场：他要看看战士们如何抗击来袭的敌机就由掩体下边跑出来了。他打算写一篇关于他们的记事，因而一切事他都想亲眼看看。这真是一位真正的军事记者，也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向西方前进着。我已经连续战斗半个月，所以没写信。你的信使我很高兴，很高兴。这是由故乡寄来的信，亲娘寄来的信。现在，当我正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空中充满了隆隆声音，我的坦克被震动着，地被炸得不住地跳跃着。过几分钟以后，我们的人就开始冲锋，深入德国领土。”（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笔画是很粗的，字迹很潦草，由此可见舒拉也忙着参加战斗）
“……我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激烈的进攻的战斗中已经一个多月了。你知道么，我不仅没有时间写信，并且连收到的信也没有时间读……夜间急行军，坦克战，在敌后紧张地战斗着，许多夜不得睡觉，由‘斐迪南’里放出带哨音的火弹……有时候眼看着同志们牺牲了不能挽救，邻近的坦克带着全体坦克手飞到空中，只好默默地紧咬嘴唇。由于疲劳和不眠，人们由坦克里钻出来的时候全像醉酒的人一样。可是人们的情绪全是最幸福的，最高兴的：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前进啦。我们在为１９４１年复仇，在为痛苦、眼泪和法西斯匪徒们加于人们的一切侮辱复仇啦。
我们快要在莫斯科，在熟悉了的环境里欢聚了。”
“……我没战斗，我在等待进攻的命令，我们在防御中停止着，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在沉寂中和烦人的等待中过着。我们住在德国人的房里，处处都是破坏了的灰色楼房。炸弹炸成了的巨大的漏斗形弹坑，使我们不得不离开暗淡的柏油马路迂回过去。炮弹昼夜不停地爆炸着，我们住的房子震撼着，颤动着。法西斯匪徒们在凶狠地抵抗着，他们紧抓住自己的每一小块土地不放。现在他们正在开始炮轰自己的农村……
在最后一次战争里，我稍微受一点伤，现在已经痊愈了，只是胸膛还疼……”
“……雨，雨。霪雨天气使人觉得似乎是处身在灰色的冰冷的海水里边，这里暗淡凄凉，我愿意回家，我相信这个愿望快成为事实了。愿你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健康和常给我写信，不要替我担心。吻你。你的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
在这封信上注明着：“东普鲁士”“１９４５年４月１日。”
我曾等待下一次的信，但是它没有寄来。我不敢揣想，我只是等待着。我没有推测什么灾祸，我的孩子太活泼、太恋世了，我的记忆里只有他的充满信念的声音：“我一定回来！”
壮烈地牺牲了
４月２０日我在信箱里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舒拉的战地邮政号码，但是地址并不是他的笔迹写的。我怕拆开这封信，拿着它楞了很久，以后终于拆开它读了最前的几行，眼前发黑了。我换了一口气之后重新又读，仍是读不下去。以后用尽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勉强读完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４日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
很痛心地给您写这封信。我求您：集中勇敢和坚毅。
您的儿子近卫军中尉亚历山大·阿那托利维奇在反德国侵略者斗争中壮烈地牺牲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的生命献给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了。
我告诉您：您的儿子是英雄，您可以因他而骄傲，他曾忠实地保卫祖国，他堪称为他的姐姐的好弟弟。
您把您的仅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儿女，都献给祖国了。
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战役中，舒拉的战车在４月６日首先强渡了３０米宽的水渠，猛轰敌人，消灭了敌人的炮兵队，炸毁了军需仓库，并击毙希特勒匪军官兵６０人。
４月８日他的战车首先闯入克尼根·路易金堡垒，俘敌３５０人，完整坦克９辆，汽车２００辆，并获得燃料仓库一处。在战斗中，舒拉由战车指挥员升为中队指挥员。他虽年轻，但是指挥中队很胜任，并且在执行一切战斗任务上都可称为模范。
昨天他在争夺哥尼斯堡西方的非布鲁定克鲁格村落的战斗中牺牲了。那一村落已经落在我们手里，您的儿子在最前头的队伍中间闯入了那个村落，击毙希特勒匪徒４０余人，并轧毁反坦克炮４门。爆炸的炮弹永远地夺去了您的亲爱的、也是我们的亲爱的舒拉的生命。
战争与死亡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死于我们胜利的前夕，就令人特别惋惜。
紧握您的手。希望您勇敢。衷心尊敬您和同情您的近卫军中校列盖札。
……４月３０日我飞到了维尔纽斯，由那里乘汽车到达哥尼斯堡。空虚，周围的一切都被破坏了，片瓦无存，哪里也不见人影。以后来了一串一串的德国人：他们徒步走着，推着独轮或四轮小车，载着家产，他们不敢抬头，不敢正视……
以后涌现了我们的人的洪流，他们是返回故乡的。他们有乘马车的，有乘汽车的，有步行的，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欢喜，幸福的。由这一切都可以看出：胜利并非道远路遥，它很近了。它就挨着我们了。
舒拉问过我若干次：“妈妈，你怎么想象胜利那一天呀？
你以为那是在什么时候？真是在春天吧？一定在春天！倘若在冬天，那么，雪是一样要融化的，花一样要开的！”
现在胜利临近了。这已经是胜利的前夕，幸福的前夕。可是我坐在我的孩子的棺材旁边。他像活人一样躺着：容貌是安静的，明朗的，我没预料到我们会这样见面。这实在是超过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事……
后来，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舒拉的脸，往上看了看，我看见了另一个青年的面孔。我仔细地看他，可是想不起来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他：那时很不容易思索什么，回忆什么了。
“我是沃洛嘉·奇托夫。”青年小声地说了。
马上我就想起了那年４月，当我回到家来遇到舒拉和他的朋友们在高兴地谈话的那一晚上。“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我们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我仿佛又听到儿子的声音了。
“其余的人们呢？”我勉强地问。
沃洛嘉告诉我说，尤拉·布娄多和瓦洛嘉·尤里耶夫牺牲了，他们也像舒拉一样，没等到胜利就牺牲了……多少青年，多少好人都没等到这一天就牺牲了！……
……恐怕我不能有系统地，详细地把在哥尼斯堡的两天的事述说出来了。但是我记得人们曾怀着什么样的敬爱谈论舒拉。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