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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在家里
在索罗维延卡我做了一个冬季的教员。从新学年开始就把我调到杨树林来了。
我很舍不得离开索罗维延卡的那些孩子们。我们已经习惯在一起了，但是这个调动也使我很高兴，因为又能重新在家里，在亲人之间，多么好！
回到杨树林后，我又遇到了童年时的朋友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他和我同岁，但是看来似乎比我大得多：论老成，论经验，我全比不上他。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红军中服了一年兵役，现在他在杨树林管理阅览室的图书馆。演剧小组就在这阅览室里集合排剧。杨树林和周围农村的青年们，小学生和教员们准备演出《贫非罪》。我扮演留葆夫·果尔杰夫娜，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扮演了留比木·托尔佐夫。他是我们的领导人兼导演。
他给我们的指导是愉快的，饶有趣味的。如果有人说错了台词，颠倒了奥斯特罗夫斯基①的话，或者大声怪叫，莫名其妙地瞪眼，挥手，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那样滑稽地、无恶意地模仿那个人，使得他就不好意思出风头了。他笑时，声音很大，不易遏止。我再也没听见过任何人这样天真地欢喜地笑过。
不久以后，我就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结了婚，我搬到他家里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同他的母亲里吉亚·菲多罗夫娜，弟弟菲嘉在一起生活。另外一个弟弟（阿列克谢）在红军中服务。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相处得很好，很和睦。他是一个有涵养、不随便甜言蜜语的人，但是我在他的每一顾盼、每一举动中全感觉着他对我的关怀，我们彼此是不需说明就能互相了解的。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有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一定是儿子！”我们这样的断定，并且共同给孩子起了名字，还预测了他的未来。
“你只要想想吧，”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着幻想的话，“这多么有趣呀：头一次给孩子看看火，看看星星，看看鸟儿，再带他到树林里去，到河边去，到海滨去，到山上去……你知道吗？他是头一次看见啊！”
孩子生下来了。
“恭喜，柳鲍娃·彼得罗夫娜，得了一位千金，”接生的老太太对我说：“您听，她哭出声音来了。”这时在屋里听见了婴儿的啼哭。我伸出了手，他们就抱给我看：一个白脸、黑发、蓝眼、身体很小的女孩子。在这一瞬间里，我觉着我一向也没有盼望过儿子，并且一向所盼望的就是这个女孩子。
“我们给女儿起名叫卓娅。”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
我同意了。
这是１９２３年９月１３日。
①奥斯特罗夫斯基是革命前俄国有名的剧作家，《贫非罪》是他的名剧之一
女儿
向来没有过小孩的人们可能以为一切婴儿都是一样的：
在一定的时期以前，他们什么也不理解，只会啼哭，号叫，妨碍大人。当然，这话是不对的。我曾深信我能在一千个新生的婴儿中，认出自己的小女儿来，我相信她的脸和眼睛的表情是特殊的，她的声音也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似乎能够——连几个钟头看着她怎样睡觉，怎样在梦中把被我紧紧地包裹了的小手由被子里伸出来，又怎样睁开眼睛由长密的睫毛下凝视着前方。
此外，还有令人惊讶的事，那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我明白了，婴儿不只是每一天，而是每一点钟，都在生长和变化着。看这孩子，她甚至在大声啼哭的时候听到人声就不哭了。她开始会寻找细微的声音了，听见钟表的嘀嗒声就把头转过去。她开始会把视线由父亲身上，转移到我身上，又由我身上转移到奶奶身上或“菲嘉叔叔”身上了（我们在卓娅出生以后就这样开玩笑地称呼阿那托利的１２岁的小弟弟）。有一天，女儿认识我了。这是最好的，最愉快的一天，我永远都记得这一天。我在摇篮上俯下头去，卓娅注意地看了我之后，想了想，就忽然笑了。人家全对我说这是无意识的微笑，说这么大的孩子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地笑，可是我却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
卓娅生得很小。我时常给她洗澡。农村里的人们说，洗澡能让婴儿长得更快。
她在新鲜空气中的时间很多，虽然冬季已经近了，可是她仍旧露着脸在院子里睡觉。我们并不无故地把她抱在怀里。
我的母亲和婆婆里吉亚·菲多罗夫娜全劝我这样做，免得把孩子宠坏了。我老实地遵从了这个劝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卓娅才在夜里睡得很甜，不要人摇她或抱她。她长大了也很安静。有时候“菲嘉叔叔”走近摇篮对她说：“卓娅，你说叔——叔！说呀！你再说：妈——妈！奶——奶！”
他的小女学生张着嘴对他笑着，并且喃喃地说出完全别的声音。但是过了些时候她的确开始会重复“叔叔”、“妈妈”了，最初不准确，以后就渐渐清楚了。我还记得，在“妈妈”、“爸爸”之后是一句奇怪的话：“阿波”。她站在地板上，很小很小的，忽然足尖着地挺起来说：“阿波！”以后我们猜中了这句话的意思，原来是：“抱起我来！”
噩耗
一个严寒的冬天，连老年人也不记得冬天曾像这样冷过。
在我的记忆里，这年的正月是冰冷的、暗淡的：当我们听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的消息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变样了和暗淡了。他对于我们不只是领袖和伟大的、出众的人。
不，他简直就是每一个人的密友和导师；在我们村子里和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事，全是和他联系着的，全是由他那里发动起来的。人人都是这样想的和这样感觉的。
从前，在我们那里只有２所小学，现在超过１０所了，这是列宁建立的。从前人民过着贫困饥饿的日子，现在人民站起来了，强壮了，过着完全另样的富裕生活。我们为这个不感谢列宁感谢谁呀？电影院也出现了；教员，医生，农业技师都和农民们恳谈，给他们讲解各种问题；阅览室和俱乐部的人总是满满的。农村迅速地发展了，生活也更光明愉快了。
以前不识字的人，现在学会识字了；已经识字的人就计划着继续学习。这一切全是由哪里来的呀。谁给了我们这个新生活呢？对这一个问题，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回答，只能用一个亲爱的和光辉的名字来回答：那就是列宁。
可是，突然他不在了……这是意识中容忍不了的事，这是使人不能甘心的事。
农民们每天晚上都来找阿那托利，对他倾诉共同的深切悲哀。
“多么好的人死了！……伊里奇应该活着，活着，活到一百岁，可是他死了……”斯捷潘·阔列次老头儿这样说。
登载着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的《真理报》在２月间寄到了杨树林村。阿那托利在阅览室高声读报给大家听。屋子里面，人挤得水泄不通。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了人心。
阿那托利读完之后，报纸就在人们的手里传递着：每人都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这张印着勇敢的、真诚的宣誓词的报纸。
过了几天，工人斯捷潘·扎巴布林回到杨树林来了。他过去是我们村中的牧童。他给我们述说了全国各处的人们怎样接连不断地从远方奔来吊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容。
他说：“真冷啊，呼吸都被冻结了，时间已经是半夜了，可是人们还不断地来，来，看不见尽头。有的连孩子们也带来了，为的是叫他们也趁最后一次机会来瞻仰瞻仰。”
“可是我们不能看见他了，卓娅也不能看见他了。”阿那托利凄怆地说。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后来要靠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修建列宁墓，并且在很多年以后都可以来瞻仰伊里奇。
我把刊登着斯大林同志的誓言的报纸收存起来了。
当时我想：“女儿长大了，让她看看吧。”
儿子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喜欢在桌子旁边坐着的时候把卓娅放在自己的膝上。他一向是在吃午饭时候阅读什么，女孩儿头倚着他的肩安安静静地坐着，向来没妨碍过他。
她依然和过去一样，长得很小，很瘦弱。由１１个月的时候开始会迈步。周围的人都喜欢她，因为她对人是亲热和信任的。她有时走到门外，对每一个过路人都微笑着，如果有人逗她说：“到我那里玩去吧？”她就高兴地伸出小手随着新朋友走去。
到２周岁的时候，卓娅就会清楚地说话了，她时常在“作客”回家以后说：
“我到彼得罗夫娜家去啦。你知道彼得罗夫娜吗？她家有格里亚，克山尼亚，米莎，萨尼亚和老爷爷。有牛，还有羊羔。它们跳哇！”
卓娅还没满２周岁，她的小弟弟舒拉就出生了。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就大声哭叫，他喊叫的声音很粗，哭泣来就不停。
他比卓娅肥大和健壮得多，但是眼睛却同她的一样亮，头发也是黑的。
在舒拉出生以后，我们就时常对卓娅说“你是姐姐”，“你是大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她和成人坐在一起，但是坐在高椅子上。她很照顾舒拉：如果橡皮乳头由他的嘴里落出来，她就给他放入嘴里；如果他醒了，而屋里恰巧又没有别人，她就摇摇他的摇篮。这时候我也常常要卓娅帮助我做些事情。
“卓娅，把尿布拿来。
”我说，“请你把碗给我。”
或者：
“卓娅，帮助我整理整理：把书收起来，把椅子放在原来的地方。”
她做这些事总是非常高兴，做完之后总是问：
“还做什么呀？”
在她３周岁，舒拉１周岁多的时候，她就会拉着舒拉的手，拿着瓶子到祖母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