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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叹了一口气，说：“教吧。规定十八岁人才可以参加工作，才得工资，这些孩子就是不学，也没有事干，在这里学一学，总是好的。”我轻松起来，便伏在桌上一课一课地先看一遍。
课于是好教起来，虽然不免常常犯疑。但我认定识字为本，依了王福的本子为根据，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实。语文课自然有作文项目，初时学生的作文如同天书，常常要猜字到半夜。作文又常常仅有几十字，中间多是时尚的语句，读来令人瞌睡，想想又不是看小说，倒也心平气和。只是渐渐怀疑学生们写这些东西于将来有什么用。
这样教了几天，白天很热闹，晚上又极冷清，便有些想队里，终于趁了一个星期天，回队里去耍。老黑见我回来，很是高兴，拍拍床铺叫我坐下，又出去喊来往日要好的，自然免不了议论一下吃什么，立刻有人去准备。来娣听说了，也聚来屋里，上上下下看一看我，就在铺的另一边靠我坐下。床往下一沉，老黑跳起来说：“我这个床睡不得三个人！”来娣倒反整个坐上去，说：“那你就不要来睡，碍着我和老师叙话。”大家笑起来，老黑便蹲到地下。来娣撩撩头发，很亲热地说：“呀，到底是在屋里教书，看白了呢！”我打开来娣伸过来的胖手，说：“不要乱动。”来娣一下叫起来：“咦？真是尊贵了，我们劳动人民碰不得了。告诉你，你就是教一百年书，我还不是知道你身上长着什么？哼，才几天，就夹起来装斯文！”我笑着说：“我斯文什么？学生比我斯文呢。王七桶，就是三队的王稀屎，知道吧？他有个儿子叫王福，就在我的班上，识得三千八百八十八个字。第一节课我就出了洋相，还是他教我怎么教书的呢。”
大家都不相信，我便把那天的课讲了一遍。大家听了，都说：“真的，咱们识得几个字呢？谁数过？”我说：“我倒有一个法子。我上学时，语文老师见班上有同学学习不耐烦，就说： ‘别的本事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大，就单说识字吧。一本新华字典，你们随便翻开一页。这一页上你们若没有一个不会读、书、解的字，我就服。以后有这本事的人上课闹，我管我不姓我的姓。’大家不信，当场拿来新华字典一翻，真是这样。瞧着挺熟的字，读不出来；以为会读的字，一看拼音，原来自己读错了；不认识，不会解释的字就更多了。大家全服了。后来一打听，我们这位老师每年都拿这个法子治学生，没一回不灵的。”大家听了，都将信将疑，纷纷要找本新华字典来试一试，但想来想去没有人有字典，我说我也没有字典，大约还是没有卖的。来娣一直不说话，这时才慢慢地说：“没有字典，当什么孩子王？拉倒吧！老娘倒是有一本。”我急忙说：“拿来给我。”来娣脸上放一下光，将身仰倒，肘撑在床上，把胖腿架起来，说：“那是要有条件的。”大家微笑着问她有什么条件。
来娣慢慢团身坐起来，用脚够上鞋，站到地上，抻一抻衣服，拢一拢头，向门口走去，将腰以下扭起来，说：“哎，支部书记嘛，咱们不要当；党委书记嘛，咱们也不要当，也就是当个音乐老师。怎么样？一本字典还抵不上个老师？真老师还没有字典呢！”大家都看着我，笑着。我挠一挠头，说：“字典有什么稀奇，可以去买，再说了，老陈还不是有？我可以去借。”来娣在门口停下来，很泄气地转回身来，想一想说：“真的，老杆儿，学校的音乐课怎么样？尽教些什么歌？”我笑了，把被歌声吓了一跳的事讲述了一遍。来娣把双手叉在腰上，头一摆，说：“那也叫歌？真见了鬼了。我告诉你，那种歌疆叫‘说’歌，根本不是唱歌。老杆儿，你回去跟学校说，就说咱们队有个来娣，歌子多得来没处放，可以请她去随便教几支。”我说：“我又不是领导，怎么能批准你去？”来娣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写个词，我来作个曲。你把我作的歌教给你们班上的学生唱，肯定和别的班的歌子不一样，领导问起来，你就说是来娣作的。领导信了我的本事，笃定会叫我去教音乐课。”大家都笑来娣异想天开。我望望来娣。来娣问：“怎么样？”我说：“可以，可以。”老黑站起来说：“什么可以？作曲你以为是闹着玩儿的？那要大学毕业，专门学。那叫艺术，懂吗？艺术！看还狂得没边儿了！”来娣涨红了脸，望着我。我说：“我才念了几年书，现在竞去教初三。世界上的事儿难说，什么人能干什么事真说不准。”来娣哼了一声说：“作曲有什么难？我自己就常哼哼，其实写下来，就是曲子，我看比现在的那些歌都好听。”说完又过来一屁股坐在床上，一拍我的肩膀：“怎么样，老杆儿？就这么着。”
出去搜寻东西的人都回来了，有于笋，有茄子、南瓜，还有野猪肉干巴，酒自然也有。老黑劈些柴来，来娣支起锅灶，乒乒乓乓地整治，半个钟头后竟做出十样荤素。大家围在地下一圈，讲些各种传闻及队里的事，笑一回，骂一回，慢慢吃酒吃菜。我说：“还是队里快活。学校里学生一散，冷清得很，好寂寞。”来娣说：“我看学校里不是很有几个女老师吗？”我说：“不知哪里来的些斯文人，晚上活着都没有声响。”大家笑了起来，问：“要什么声响？”
我也笑了，说：“总归是斯文，教起书来有板有眼，我其实哪里会教？”老黑喝了一小口酒，说：“照你一说，我看确是识字为本。识了字，就好办。”有人说：“上到初三的学生，字比咱们识得多。可我看咱们用不上，他们将来也未必有用。”来娣说：“这种地方，识了字，能写信，能读报，写得批判稿就行，何必按部就班念好多年？”老黑说：“怕是写不明白，看不懂呢。我前几天听半导体，里面讲什么是文盲。我告诉你们，识了字，还是文盲，非得读懂了文章，明白那里面的许多意思，才不是文盲。”大家都愣了，疑惑起来，说：“这才怪了！扫盲班就是识字班嘛。识了字，就不是文盲了嘛。我们还不都是知识青年？”我想一想，说：“不识字，大约是文字盲，读不懂，大约是文化盲。老黑听的这个，有道理，但好像大家都不这么分着讲。”老黑说：“当然了，那广播是英国的中文台，讲得好清楚。”大家笑起来，来娣把手指逼到老黑的眼前，叫：“老黑，你听敌台，我去领导那里揭发你！”老黑也叫起来：“哈，你告嘛！支书还不是听？国家的事，百姓还不知道，人家马上就说了。林秃子死在温都尔汗，支书当天就在耳机子里听到了，瘟头瘟脑地好几天，不肯相信。中央宣布了，他还很得意，说什么早就知道了。其实大家也早知道了，只是不敢说，来娣，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歌哪里来的？还不是你每天从敌台学来的！什么甲壳虫，什么埃巴，什么雷侬，乱七八糟，你多得很！”来娣夹了一口菜，嚼着说：“中央台不清楚嘛，谁叫咱们在天边地角呢。告诉你，老黑，中央台就是有杂音，我也每天还是听。”老黑说：“中央台说了上句，我就能对出下句，那都是套路，我摸得很熟，不消听。”我笑起来，说：“大约全国人民都很熟。我那个班上的学生，写作文，社论上的话来得个熟，不用教。你出个庆祝国庆的作文题，他能把去年的十一社论抄来，你还觉得一点儿不过时。”大家都点头说不错，老黑说：“大概我也能教书。”我说：“肯定。”
饭菜吃完，都微微有些冒汗。来娣用脸盆将碗筷收拾了拿去洗，桌上的残余扫了丢出门外，鸡、猪、狗聚来挤吃。大家都站到门外，望望四面大山，舌头在嘴里搅来搅去，将余渣咽净。我看看忙碌的猪狗，嘴脸都还是原来的样子，不觉笑了，说：“山中方七日，学校已千年。我还以为过了多少日子呢。”正说着，支书远远过来，望见我，将手背在屁股上，笑着问：“回来了？书教得还好？”我说：“挺好。”支书近到眼前，接了老黑递的烟，点着，蹲下，将烟吐给一只狗。那狗打了一个喷嚏，摇摇尾巴走开。支书说：“老话说：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学生们可闹？”我说：“闹不到哪里去。”支书说：“听说你教的是初三，不得了！那小学毕业，在以前就是秀才；初中，就是举人；高中，大约就是状元了。举人不得了，在老辈子，就是不做官，也是地方上的声望，巴结得很。你教举人，不得了。”我笑了，说：“你的儿子将来也要念到举人。”支书脸上放出光来，说：“唉，哪里有举人的水平。老辈子的举人要考呢。现在的学生也不考，随便就念，到了岁数，回到队上干活，识字就得。我那儿子，写封信给内地老家，三天就回信了，我叫儿子念给我，结结巴巴地他也不懂，我也不懂。”来娣正端了碗筷回来，听见了，说：“又在说你那封信，也不怕臊人。”支书笑眯眯地不说话，只抽烟。来娣对了我们说：“支书请到我，说叫我看看写的是什么。我看来看去不对头，就问支书：”你是谁的爷公？‘支书说：“我还做不到爷公。’我说：”这是写给爷公的。‘弄来弄去，原来是他儿子写的那封信退回来了，还假模假式地当收信念。收信地址嘛，写在了下面，寄信的地址嘛，写在了上面。狗爬一样的字，认都认不清；读来读去，把舌头都咬了。“大家都哄笑起来，支书也笑起来，很快活的样子，说：”唉，说不得，说不得。“我在队里转来转去，耍了一天，将晚饭吃了，便要回去。老黑说：”今夜在我这儿睡，明天一早去。“我说：”还是回去吧。回去准备准备，一早上课，从从容容的好。“老黑说也好，便送我上路。我反留住他，说常回来耍，自己一个人慢慢回去。老黑便只送到队外，摇摇手回去了。
天色正是将晚，却有红红的一条云在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