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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水吸存使恩平建行筹集资金的成本越来越高，高息吸收来的存款或拆入的资金全部用于账外经营，而发放贷款的对象又多是没有还款能力的企业和个人。企业贷来的款往往被一分为三，三分之一还银行旧债，三分之一作为“高利贷”的利息，只有剩余的三分之一才能用作生产性资金。大量高成本筹集的资金投向非生产领域，使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紧缺，不得不不断地吸收新的高息贷款，经营形成恶性循环，无力归还银行到期贷款。
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侯春幸有恃无恐，恩平建行根本没有自我约束的机制，高息贴水揽存数额越来越大，企图以此饮鸠止渴的方法，来解决资金问题。恶性循环，使得银行的金融窟窿越来越大，闹到后来，到了无力兑付到期存款的地步，以致出现了存款人挤兑和闹事的现象。
恩平建行严重违规经营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门向恩平市派出联合调查组。1995年6 月2 日，侯春幸终因长期违规经营问题被免职，建行恩平支行被批准撤销，200 多名员工被遣散。
然而恩平建行多年来的违法违规经营已经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虽经多方大力清收贷款，截至目前，尚余无法偿还的贷款本金、利息合计逾40亿元。
根据国务院赴恩平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恩平市政府领导人违法干预金融活动，并使用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干部主管金融工作，对出现的严重金融问题负主要责任；恩平市有关金融机构负责人严重违法、违规经营，对此问题负有直接责任。经中央纪委、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联合调查，报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对恩平市委、市政府领导，有关金融机构责任人或参与者进行了严肃的查处。
经开庭审理，2001年4 月，法院公开判决如下：原恩平市银行副行长侯春幸因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
另据新华社1999年11月19日消息，广东省恩平市原市委书记李光辉因玩忽职守酿成严重金融风险，17日被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4 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李光辉于1992年、1993年担任恩平县副县长和1994年担任恩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误导和变相鼓励违法违规高息贷款，助长了高息贴水存贷款之风，是酿成恩平市金融风险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李光辉的错误决策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经查核，1994年8 月至1996年8 月李光辉在担任恩平市市委书记期间，这个市的金融部门高息吸储105028笔共112。1622亿元，违规发放贷款63。5286 亿元。至1996年底，逾期贷款46。9309亿元，应收未收的利息共12。2223 亿元。为了保证兑付，上级银行共调剂资金50。0795亿元，占用汇差5。2279亿元，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据新华社1999年8 月20日消息，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19日对三名处级以上干部违法犯罪案件进行公开宣判。其中，原恩平市市委书记、江门市副市长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 年。
法院经审理认定：在1990至1994年任恩平市委书记期间，主持制定违反国家金融政策的地方性法规，干预金融活动，鼓励高息拆借，使恩平经济发展投资规模过大，企业负担沉重，银行信贷部门大量贷款难以收回，最终酿成金融风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重大政治影响。
连环担保带来的温州难题浙江省温州市红旗仪表厂向检察日报社反映的情况称：注册资金只有80万元的“华昌公司”以行贿等诈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3600万元，红旗仪表厂因遭受担保拖累背上了一千多万元的沉重债务，已陷入濒临倒闭的困境。编辑部经过初步核实后认为，企业是社会的生产力，假如在银行也有责任的情况下，由企业单方面承担责任可能是不妥当的；假如企业面临倒闭，那么，职工也将面临下岗的威胁，无疑这也将成为社会新的负担。笔者当时作为检察日报的记者对这一典型事件作了专门调查。
以下为检察日报刊发的报道全文。
一个月内收到法院17份传票，红旗仪表厂陷入濒临倒闭的困境1999年5 月26日，记者受报社指派冒雨来到温州市红旗仪表厂。记者尚未进入该厂大门，就透过交织的雨帘“闻”到了该厂冒出的“火药味”。该厂的大门及厂房的最耀眼处都挂满了红字黄底的条幅，条幅上写着“华昌公司贿赂串通货款，当事人搞虚假担保”，“趋利避害拯救红旗仪表厂”等字样。
在红旗厂，该厂厂长黄玉龙对记者说，1997年一个月内，红旗厂就收到法院的17份传票。后来，经过法院判决，红旗厂须代偿所有的“担保贷款”。黄玉龙说，一个原本社会声誉、经济效益极佳的集体企业从此背上了一千万元的沉重债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那么，红旗仪表厂是怎样一个企业，又怎么会遭受这样一场近乎灭顶之灾的灾难呢？有关资料显示，具有老字号集体企业的红旗厂，是部属仪表行业的知名企业，其产品连续两年获得部优称号，是鹿城区历年来的先进单位，曾上交国家税收近千万元。好端端的红旗厂为什么要为“华昌公司”提供担保呢？黄玉龙说，是迫于无奈。1996年间，农行温州鹿城支行华电分理处金瑞春（现在逃）多次指名要求红旗厂为叶国华的“华昌公司”作贷款担保，因红旗厂与“华昌公司”没有业务关系，且对“华昌公司”一无所知，故婉言拒绝。不久，金便找藉口收回红旗厂在农行的全部贷款。黄玉龙说着，还拿出了一份“1996年1 至12月份鹿城支行华电分理处恶意全部收回红旗仪表厂生产流动资金210 万元”的情况表。
关于红旗厂为什么要为“华昌公司”担保，有人向记者反映说，黄玉龙与“华昌公司”的负责人叶国华关系非同一般，甚至达到了以兄弟相称的地步。于是，记者向黄玉龙提出了这个问题，黄玉龙说，他与叶国华是金瑞春介绍认识的，他与金瑞春是20年的老关系了，红旗厂之所以要给叶国华作担保，主要是看金瑞春的面子。
黄玉龙还说，至于他与叶国华以兄弟相称的说法是不对的，不过，根据温州的习惯，黄玉龙年龄大几岁被称为老大，但并不能说明两个人交情深厚。
根据法院的判决，红旗厂须为“华昌公司”代偿1400余万元。黄玉龙则对记者说，他一共为“华昌公司”提供了4 次担保，总金额为125 万元。那么，125 万元怎么变成了1400万元呢？这是叶国华等人在担保合同上大做手脚做出来的，黄玉龙说，“华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国华以各种手段，诱骗和拉拢金融人员，其中对农行华电分理处主任金瑞春行贿就达100 万余元。
红旗厂在写给本报的“情况反映”中说，当今有人“用钱买官，用钱买走私”，叶国华是在用“钱”买“贷款”！并引用叶国华自己的话说：“用麻袋装钱，没有贷不到款！”后经记者在执法机关证实，叶国华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一份令人费解的“谅解协商书”记者在红旗仪表厂看到这样一份“谅解协商书”，协议内容中说，“华昌公司”、“华昌人造革公司”拖欠温州农行鹿城支行华电分理处贷款，自1996年3 月26日至7 月18日共7 次贷款逾期共计365 万元。红旗仪表厂作为担保人深受牵连，而“华昌公司”与“华昌人造革公司”原为其夫妇共谋的一个企业，现已外逃，华电分理处主任金瑞春也于3 月31日外离温州不知去向，一时无法追回全部贷款。为此，温州农行鹿城支行与红旗仪表厂谈成调解如下，华昌二公司在农行鹿城办的贷款债务由红旗仪表厂偿还，着经查明叶国华、王丽华夫妇确系贷款诈骗，应依法惩处，但不影响本协议的执行。
面对这份令人费解的“谅解协商书”，记者问黄玉龙，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贷款诈骗成立，那么，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将无效，可是，红旗仪表厂为什么会在“若经查明叶国华、王丽华夫妇确系贷款诈骗，但不影响本协议的执行”的协议书上签字呢？黄玉龙说，签完这份“谅解协商书”，红旗仪表厂就可以得到农行鹿城支行600 万元的贷款支持，当初他是为了得到这个贷款才签字的，现在看来“谅解协商书”就是“陷井”。记者又问黄玉龙，你原来说你一共为“华昌公司”提供了4 次担保，总金额为125 万元。那么，红旗仪表厂怎么会承认这365 万元的贷款担保呢？黄玉龙说，担保书上有红旗仪表厂的公章，但他现在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黄玉龙也承认不排除这是红旗仪表厂其他负责人所为。
针对红旗仪表厂目前的困境，参与审查起诉叶国华、王丽华夫妇的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接待记者采访时说，红旗仪表厂的负责人参与这样的担保已构成严重失职，如果红旗仪表厂是国有企业，该厂主要负责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红旗仪表厂是集体企业，检察机关对该厂主要负责人失职行为也无可奈何。这位办案人还分析说，红旗仪表厂对贷款单位根本不了解，给人家担保了一千多万，对人家是否能够偿还贷款也从来不管不问，这不是严重的失职吗？红旗仪表厂这一问题的出现，也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那就是应该怎样对集体企业的法人实施有效的监督。譬如，红旗仪表厂如果党组织或者工会能够很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如果该厂能够及早实施“厂务公开”，让工人都来参与管理，那么，该厂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
红旗仪表厂的工人是怎样看待这一担保事件的呢？黄玉龙说，一个好端端的企业让担保搞成这个样子，全厂工人都在骂他，不过当面还没有人骂，还只是在背地里骂。关于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