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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院的判决，红旗厂须为“华昌公司”代偿1400余万元。黄玉龙则对记者说，他一共为“华昌公司”提供了4 次担保，总金额为125 万元。那么，125 万元怎么变成了1400万元呢？这是叶国华等人在担保合同上大做手脚做出来的，黄玉龙说，“华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国华以各种手段，诱骗和拉拢金融人员，其中对农行华电分理处主任金瑞春行贿就达100 万余元。
红旗厂在写给本报的“情况反映”中说，当今有人“用钱买官，用钱买走私”，叶国华是在用“钱”买“贷款”！并引用叶国华自己的话说：“用麻袋装钱，没有贷不到款！”后经记者在执法机关证实，叶国华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一份令人费解的“谅解协商书”记者在红旗仪表厂看到这样一份“谅解协商书”，协议内容中说，“华昌公司”、“华昌人造革公司”拖欠温州农行鹿城支行华电分理处贷款，自1996年3 月26日至7 月18日共7 次贷款逾期共计365 万元。红旗仪表厂作为担保人深受牵连，而“华昌公司”与“华昌人造革公司”原为其夫妇共谋的一个企业，现已外逃，华电分理处主任金瑞春也于3 月31日外离温州不知去向，一时无法追回全部贷款。为此，温州农行鹿城支行与红旗仪表厂谈成调解如下，华昌二公司在农行鹿城办的贷款债务由红旗仪表厂偿还，着经查明叶国华、王丽华夫妇确系贷款诈骗，应依法惩处，但不影响本协议的执行。
面对这份令人费解的“谅解协商书”，记者问黄玉龙，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贷款诈骗成立，那么，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将无效，可是，红旗仪表厂为什么会在“若经查明叶国华、王丽华夫妇确系贷款诈骗，但不影响本协议的执行”的协议书上签字呢？黄玉龙说，签完这份“谅解协商书”，红旗仪表厂就可以得到农行鹿城支行600 万元的贷款支持，当初他是为了得到这个贷款才签字的，现在看来“谅解协商书”就是“陷井”。记者又问黄玉龙，你原来说你一共为“华昌公司”提供了4 次担保，总金额为125 万元。那么，红旗仪表厂怎么会承认这365 万元的贷款担保呢？黄玉龙说，担保书上有红旗仪表厂的公章，但他现在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黄玉龙也承认不排除这是红旗仪表厂其他负责人所为。
针对红旗仪表厂目前的困境，参与审查起诉叶国华、王丽华夫妇的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接待记者采访时说，红旗仪表厂的负责人参与这样的担保已构成严重失职，如果红旗仪表厂是国有企业，该厂主要负责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红旗仪表厂是集体企业，检察机关对该厂主要负责人失职行为也无可奈何。这位办案人还分析说，红旗仪表厂对贷款单位根本不了解，给人家担保了一千多万，对人家是否能够偿还贷款也从来不管不问，这不是严重的失职吗？红旗仪表厂这一问题的出现，也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那就是应该怎样对集体企业的法人实施有效的监督。譬如，红旗仪表厂如果党组织或者工会能够很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如果该厂能够及早实施“厂务公开”，让工人都来参与管理，那么，该厂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
红旗仪表厂的工人是怎样看待这一担保事件的呢？黄玉龙说，一个好端端的企业让担保搞成这个样子，全厂工人都在骂他，不过当面还没有人骂，还只是在背地里骂。关于红旗仪表厂的发展，黄玉龙说，该厂的注册资金是70万元，现在拥有的固定资产约有一千万元左右，这是他率领全厂职工拼搏多年干起来的。谈到这个集体厂的级别，黄玉龙说，他的级别相当于街道办事处主任。记者问黄玉龙，“华昌公司”是否也给红旗仪表厂提供过担保呢？黄玉龙说，担保过，但是不多，只有几十万元。
注册资金80万元的'华昌公司“，为何能贷款3600万？
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正赶上温州市召开人大会，与会代表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注册资金80万元的”华昌公司“，为何能贷款3000多万元？并要求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
红旗仪表厂在”情况反映“中称，叶国华、王丽华夫妇以'哗昌公司”、“华昌人造革公司”两个公司的名义，自1995年10月至1996年7 月，在前后9 个月的时间里，与温州多个金融部门串通以“购原材料”之名获得贷款累计达3600万元。
3600万元这一确切数字是谁统计出来的呢？黄玉龙说，这是红旗厂根据银行部门的起诉情况统计出来的，这个数字是绝对准确的。这个数字真的可靠吗？记者翻阅叶国华、王丽华夫妇的侦查终结材料，发现有关执法部门认定的数字是2243万元。
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是以“企业累计负债3000多万无法归还”来表达的。看来，红旗厂统计出来的数字还是有根据的。
那么，“华昌公司”与“华昌人造革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
“华昌公才'注册资金80万元，”华昌人造革公司“注册资金108 万元。红旗仪表厂认为：“华昌人造革公司”没有申请税务注册登记，没有财务账册，说明该公司未在营业或者说未开业，不具备合法的法人资格，是不具有申请贷款条件的单位，只是“华昌公司”为串通金融部门当事人诈骗贷款的工具。
据了解，叶国华、王丽华夫妇已被执法机关抓获并执行逮捕，现已经检察机关审查后起诉到审判机关。关于“华昌人造革公司”的由来，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叶国华、王丽华采用虚假证明证件和其它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涉嫌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据悉，检察机关起诉叶国华、王丽华夫妇涉嫌构成的犯罪，除虚报注册资金罪外，还有一个罪名就是合同诈骗罪。涉嫌合同诈骗的犯罪金额是500 万元，这一金额与红旗仪表厂无关。这说明，红旗仪表厂无法直接从司法机关认定的叶国华、王丽华夫妇的贷款诈骗中摆脱因担保而背上的债务。
于是，红旗仪表厂开始了一刻也不停止的“上访”活动。其反映的中心内容是“华昌公司”与银行工作人员串通搞贷款诈骗。
其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其一，银行内部重复使用担保合同。红旗厂称，有了担保单位，叶国华、金瑞春等人便在各种贷款凭证上大作文章，他们多次在担保合同上假冒红旗仪表厂负责人鉴名，伪造合同达4 份，另将该厂一张担保金额为10万元的合同改为500 万元。知情者向记者透露，此案确实存在着担保合同被涂改的情况。
其二，银行工作人员违犯违法发放贷款。红旗厂称，在同一分理处一天之内可贷款3 次，一天可贷款7 次，这是非常的事故。知情者对记者说，红旗厂反映的问题是存在的，但由于银行部门的机关负责人外逃，进一步侦查比较困难。
其三，“华昌公司”为获得贷款，存在着重复抵押现象。有关办案人员说，这种情况比较突出。叶国华就利用一条造价为56万元的生产线抵押给两家银行，以一物两抵得到各200 万元共400 万元的所谓贷款。
其四，贷新还旧。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在叶国华的贷款中，“贷新还旧”现象是存在的，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贷新还旧”。“华昌公司”与“华昌人造革公司”好比是两个口袋，叶国华从一只口袋里掏出钱再放进另一只口袋。在同一天同一银行的同一户头，叶国华就转了好几百万。
据悉，红旗仪表厂反映的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是，法律是最讲证据的，只要红旗厂反映的问题属实，只要红旗厂理智地依照法律程序处理此事，相信法律终将作出公正的裁决。
连环担保，为温州带来了什么温州，国有经济不占优势。在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及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成长过程中，资金问题卡住了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咽喉。那么，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一问题呢？有关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许多企业是利用相互担保贷来的款。据记者了解，1996年之前，地方政府部门对相互担保这一产生就不符合市场经济制度规范的“怪胎”是支持或者是纵容的。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相互担保这一“怪胎”，既为一批企业当初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之后，又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有人说，担保犹如“瘟疫”，一家“遇难”，十家受害，教训沉重。还有人这样形容这种“怪胎”酿成的“恶果”：1997年突然而来的逃债之风瞬间成了满城“瘟疫”，金融部门成了法院常客，律师门庭若市烧红了温州半边天。“瘟疫”像闪电般射向所谓的“担保企业”，真可谓一家有“瘟”，连带一片，一些厂家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
黄玉龙说，像红旗仪表厂这样遭受担保拖累的企业就有很多家。黄玉龙还说，像叶国华、金瑞春等人贷了款就跑掉就有几十人，至少为国家造成20亿元人民币无法收回。据执法人员估计，造成的损失没有多么大，大约有10亿元左右。据了解，温州市委已组织有关部门召开专门会议，并将就此类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但究竟将出台哪些措施，知情者对记者说，现在还没有到公开的时候。
据记者了解，“华昌公司”是极具典型的例子，类似这样被查封的企业还有“大荣公司”、“东方鞋业”、“鸿锋线厂”等等多家企业。遭受“担保”拖累的企业，呼吁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已出现的不良后果及时防范和化解，防止蔓延扩大，并呼吁在市场尚未达到高度“规范”之时，破产害多利少。
有关执法人员也承认，这些问题的出现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第二十八章 对携款潜逃职务犯罪案件的思考哪些人在携款外逃近年来，经济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不断上升，其中犯罪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