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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完了，谭嗣同受命出发去法华寺，找袁世凯，准备实施围颐和园刺杀慈禧和荣禄的计划。
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是一个令袁世凯魂飞魄散的夜晚。满脸肃杀的湖南人谭嗣同万分紧急地闯进了他的住所，关上门，开始了谈话。梁启超撰写的《谭嗣同传》中对谈话的记载译成白话如下：谭嗣同：“你对皇上如何评价？”
袁世凯：“旷代之圣主也。”
谭嗣同：“太后要废黜皇上，你知道吗？”
袁世凯：“听到一些传闻。”
谭嗣同：“今日可以救我圣主的人，只有你了！你如果想救就来救；如果不想救，请现在就把我绑到颐和园去杀了，那样你可以获得荣华富贵。”
袁世凯：“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我们都是共同为皇帝效劳的人，我和你一样，都受到皇帝特殊的宠爱，救护皇帝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你说怎么办吧？”
谭嗣同：“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的时候杀害皇帝，你如果能够一军顶二军，保护皇帝，恢复皇帝的皇权，清除皇帝身边居心叵测的大臣，肃清宫廷里的反对势力，你就完成了一件惊世之举！”
袁世凯：“如果在阅兵的时候有人胆敢谋害皇帝，我一定命令我的官兵杀奸贼，我也会拼一死营救皇帝。”
谭嗣同：“那个荣禄平时待你不错，你把他怎么处置？”
袁世凯：“如果他敢谋害皇帝，我杀他如同杀一条狗！”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对此事也记载详细。根据袁世凯的记述，当时谭嗣同向他出示了一个“武装暴动计划”的草稿，那是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的内容是：荣禄密谋杀害皇帝，大逆不道，如果不除掉这个人，皇帝的皇位不能保，性命也不能保。袁世凯20日面见皇帝的时候，请皇帝下一道手谕，命令袁世凯带兵去天津，见到荣禄，将皇帝的手谕宣读，然后把荣禄就地正法。袁世凯代替荣禄为直隶总督，再以总督的名义把荣禄的罪行公布于众。接着，查封邮电局和铁路局，迅速带兵进入北京，以一半兵力围颐和园，另一半兵力守卫皇宫，这样大事就算成功了。
袁世凯问谭嗣同：“围颐和园干什么？”
谭嗣同回答：“不除那个老朽，国家不能保！这件事我来负责，你就只管把颐和园围住就行，其他的不必问了。”
袁世凯后来回忆道，他当时的感觉是“魂飞天外”。
袁世凯想拖延时间，让脑子冷静下来，然后决定自己把赌注到底押在哪一边。他说：“我的军队的枪弹火药，全部由荣禄掌握，而各营的官兵也多属荣禄的人，等我回天津后选一些可靠的将官，再准备点弹药。”
就在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围迫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在他的房间里一夜忐忑不安。凌晨，内城城门一开，康有为就赶快进城探听虚实，他听到的是“袁不能举兵”的消息。
康有为看见在内城街道上行进的部队官兵的装束很特别，头缠着白布或者头戴白帽——应荣禄的命令，董福祥部的甘军昼夜兼程现在已经到达北京。
绝望的康有为知道现在惟一能够挽救时局的就剩洋人了。他立即去找那个英国人李提摩太。当李提摩太陪他到达英国公使馆的时候，才知道英国公使窦纳乐到北戴河避暑去了。他又去找美国公使，而美国公使正在西山休养。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早晨，满脸恐惧的康有为找到的洋人只有伊藤博文。他请求伊藤博文向慈禧太后说情，希望太后能够回心转意。但是伊藤博文告诉他希望渺茫。
几近绝望的康有为回到住所，总理衙门章京李岳瑞来了，告诉康有为一个消息：英国军舰正在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游弋。英国军舰开到天津海面的理由是“保护中国”——谁都知道，英国人从来没有“保护”过中国，他们要保护的是自己的在华利益。
已经神智混乱的康有为立即向皇帝递上一个奏折，内容是“联络与国，实行合邦”。这是康有为给光绪皇帝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也是最荒唐的一个建议：“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宋伯鲁：《事变日亟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页。）这真是穷极无路的文人才能幻想出来的“政策”。帝国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先于国人了解了一些外部世界，但也仅仅是刚刚接触而已，他们在封闭的国度里对整个世界秩序是无知的。于是，康有为并不担心日本、英国和美国愿不愿意与中国“合邦”，他担心的是自己的皇上嫌“合邦”的名义不好听，会以为或许有点“卖国”的意思，为此他规劝道：“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联合英美日”其实是洋人出的主意。英国人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了一张地图，上面画着西方各国瓜分中国的形势，其中在中国的北方，一只黑熊占据了地图的绝大一片。李提摩太建议中国必须和日、美、英三国实行“联合”，抵抗住俄国人才能使中国不致亡国。这个英国人的建议与康有为给中国皇帝的奏折的区别在于：康有为没有把英国人的心思看明白。按照李提摩太自己的说法，他的真实意图是：争取在一年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构、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要加开几个新口岸，对英通商。”
“合邦”奏折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哀的历史幽默。
洋人们给康有为的最后一个建议倒是实实在在的：赶快逃亡。
15、思想随着人头落地
翰林院恽毓鼎撰《崇陵传信录》：“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嗫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慈禧）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四日酉刻进城，诸务仓卒未备。”
以上两则所记载的慈禧回宫时间有异，前者是黎明，后者是晚上。据光绪二十四年的“起居注”记载，慈禧回宫的时间是“初四日申刻”，既下午3时至5时。
无论是那一种记载准确，总之，9月19日，在谭嗣同和袁世凯商量围迫颐和园的第二天，慈禧突然回到了紫禁城。
慈禧回到紫禁城后的动作是：直接到光绪的殿内，将皇帝的印章和文件全部拿走，然后说皇帝忘恩负义，企图要谋害于她。最后决定她上台掌权，理由是“皇帝病了”。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政变”。
第二天，9月20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光绪还有一项“外事活动”，那就是慈禧十分惧怕的皇帝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会见。为了不引起洋人们的抵触情绪，慈禧恩准这个接见照常进行。但是，伊藤博文在见到中国皇帝的时候绝不会想到，皇帝背后一间挂着珠帘的房间里，慈禧正在监听他们的谈话。
日本《梅尔报》刊登了中国皇帝接见伊藤博文时的情景：当伊藤博文赞扬中国的变法，且对光绪表示钦佩的时候，光绪皇帝转移了话题，问起伊藤博文在中国的起居饮食。伊藤博文随后表示他可以为中国的变法做点事情，光绪皇帝的回答是，可以把意见和建议通过总署上报到他这里。
接见完伊藤博文，光绪召见了袁世凯。被皇帝直接提拔的高级官员在离开京城前都要“进宫请训”。这次召见连对慈禧回宫并不知情的袁世凯都感到了气氛不对：光绪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袁世凯见此情景小心地劝皇帝变法不能“操之过急”，还说张之洞这样的老臣可以重用，而那些“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缜密”，皇上要多多留心——袁世凯的这些话，很大程度上慈禧听着十分顺耳。这不知是袁世凯命运里的福气，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经验所决定——试想，如果袁世凯在这个场合哪怕稍微透露一点谭嗣同与他谈话的内容，局面会是什么样子？那一天皇宫里的召见记录上记道：皇上“无答谕”。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为戊戌变法中的“无耻叛徒”，说是由于他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这是中国人对遥远的历史戏剧化的解释。袁世凯并没有告密。当慈禧回到紫禁城并且控制了光绪以后，袁世凯还在北京接受了光绪的召见。召见完毕后，中午他动身回天津，当晚见到荣禄。在这个时候，他对是否该把秘密告诉荣禄依旧犹豫不决，而刚好有人来拜访荣禄，袁世凯就告辞了。直到第二天，也就是21日，袁世凯才将杀荣禄和围颐和园的事情告诉荣禄，荣禄听了之后“大惊”，但他并没有如后人所说的那样“立即化装进京告密”，而是与袁世凯两个人躲在屋子里商量怎么办。中午的时候，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和袁世凯出示“训政之电”，荣禄和袁世凯这才知道慈禧已经动手了。
22日，御史杨崇伊把袁世凯和盘托出的文人们企图“围颐和园”和“捕杀慈禧”的计划带回北京。23日，“太后已接到北洋袁世凯出首密告之事，追问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谭，否则立受廷杖矣。”——慈禧没有用棍子把光绪打死，只是把他从此囚禁起来，囚禁在那个叫做瀛台的地方。慈禧立即下达的手谕是：步军统领全力捉拿所有的变革党，包括那个罪该千刀万剐的康有为。
步军立即把南海会馆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没有找到康有为。康有为在20日就秘密出京了——他派谭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