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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方面对第一场辩论是做了充份的准备，在辩论的一开始，就紧紧抓住“施行古制”这一点中的“古制”两个字，到是那一段时间才算“古代”，是不是只要以前的朝代都算古代，还是以传说中的“上三代”才算古代。
而请愿代表只能回答是上三代的制度才算古制，但内阁一方马上就抓住了这个口实，质问请愿代表，上三代到是推行的什么制度，中央机构是怎么设制，地方行政又是怎样安排，权力怎样分配，怎样监督，怎样制定的税赋制度，结果问得请愿代表哑口无言，根本就答不上来。
言必称上三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文章的一个特点，因为按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上三代就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大同社会，反正就是上三代什么都好。
但只要不是书呆子，其实谁都知道，所谓“上三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一是时代久远，二是史料缺乏，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因此就全部推到“上三代”上面去，“上三代”就是这样做的，就连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也是假借托上三代，说白了就是把上三代当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根据自己的需要，想怎么说都行。
而请愿者将“施行古制”列为第一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帝国是刚刚建立的新朝，百废待新，没法用祖制来压服新朝的制度，只好推到古制上面，但却又被内阁的代表紧紧抓住，结果弄得十分难甚，最后没有办法，只好避开了这个话题，把目标集中在后一句“以仁义礼信治国”上，说上三代的精神就是以仁义礼信治国。
但对这一点，内阁一方同样也作好了准备，立刻列举出种种例子，证明帝国确实是在推行仁义礼信，并没有疲弃上三代的精神，而这时请愿者一方才算是缓过一口气来，于是也引经居典，开始了辩论。
不过在辩论之前，内阁一方就做好了每一场辩论的基调，就是决不和请愿者提出的这十二条要求搞对立，而是尽量证明帝国的政策当中己经包括了这十二条，只不过除了这十二条之外，还有其他的政策，在这方面，内阁显然就有很大的优势，可以找出多的实例证据来，而请愿者一方则是绝对的对立，就是一付有你无我的架式，另外也只能照读经典，举不出多少实例来，面对面的辩论，也没法使用大扣帽子，强词夺理之类的手段，这样一来内阁一方自然就在辩论中大占上风。
结果双方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才结束，尽管最终并没有宣布谁胜谁负，但在辩论时过程中，请愿的一方多次被内阁问得答不上来，而内阁一方一直都振振有辞，有理有论，因此结果也自然分晓，请愿方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辩论会场，但关于这次辩论话题的议论，却一直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成为南京学术届议论的焦点话题。
随后在四月份里，南京师范大学又继续举行了两场辩论，由于有第一场打底，而且各家报纸也都大加宣传，因此傍听的人员也大大增加，在第三场辩论的时候，傍听的人数达到了二千三百余人，有一半都在会场以外傍听，其他学校，包括在南京周边地区的许多学者也都赶来傍听，而且每一场辩论之后整理出来的文字稿，都会被抢购一空，一时也是万人空巷，洛阳纸贵。
不过由于请愿一方在大道理上确实是占不住脚，而且辩论的经验和技巧也都不如内阁一方，结果这三场辩论中，尽管请愿的一方每一次都更换了参与辩论的人员，但都明显处于下风，因此请愿的一方也有些着急了，于是也向内阁提出要求，停一段时间，好让自己一方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收集足够的资料，而内阁一方也表示了理解，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
而这时有一些倾向于请愿一方的国会议员也来拜访请愿者，教了他们一些辩论的技巧，并且制定了辩论的基调，首先就要尽量放弃那种绝对对立的态度，尽可能模糊自己的观点，寻找对方的弱点，同时也有支持请愿方的学者也纷纷为他们出谋划策。
第四场辩论在五月五日举行，而应各方的要求，这一场辩论设在南京工程大学举行，并且随后的辩论，将轮流在南京、杭州的大学中循环举行，而每一场辩论的谤听人数不能超过八百人，而请愿一方只能出席二百人，但在每次辨论之后，将在第一时间将辩论内容张贴出来。
因为做足了充份的准备，因此请愿一方的表现就好多了，至少己经可以和内阁一方有来有往，争上几个回合，不致于全无还手之力，但在无形中，请愿一方的所持的观点已经缓和了许多，至少不和朝廷针锋相对，同时在辩论的话题上，也更多的偏向于学术思想方面，而减少了许多政治方面的味道。
而这次辩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由南京一直影响到周边地区，由其是那些请愿者来自的地方，对这次辩论犹为关注，因为这关系到这一次请愿行动的成败，另外不仅仅是在南京，在许多地方，也针对这一次辩论的内容，展开了讨论，并也进行了不少的辩论，尽管在规模和影响力方面，不能与南京辫论相比，但对于扩大这次新旧思想的影响力，起到了不少的推动作用，而且还有众多的学者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着书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一场新旧思想的大争论，也在中国展开。
在南京的辩论一直到十一月十日才结束，其中一共进行了二十三场辩论，有七场在杭州的大学里举行，并且还有两场应商毅的邀请，在皇宫里举行。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以请愿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毕竟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己经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还没有达到质变的地步，但己对中国的传统社会经济造成了相当的冲击，而经济的发展，也就需要新的思想基础，传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己经发生了动摇，因此新思想的发展也是不可阻挡，而且商毅需要没有利用政治权力强行推进新思想，但却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引导，更为重要的是，新思想并不是要彻底放弃旧思想，只是抛弃旧思想中一些保守、落后、迂腐的东西，加入一些开放、积极、先进的观念，因此这场辩论的成败，其实是早就注定下来的。
而在辩论的同时，《中华时报》也不忘利用这次辩论，为商毅造势，称赞商毅的胸襟开阔，能广开言路，察纳善言，并不独断专行等等，因为有事实为证，因此对商毅的声望，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对于安抚地方的反对情绪，也起了不少作用。
最终请愿者虽然还有所不甘心，但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各自返回地方，毕竟辩不过内阁，留在南京也没多大的意思，而内阁也好说好散，还给每人返回的路费，一切也都做到仁至义尽，也让这些请愿者没话说。
但等请愿者各自回到地方之后，才发现今年的省试早己经结束了，但这一次，民间的情绪也明显平稳了许多，毕竟谁都知道了这个大势己经不可改变，因此也有不少学子终于开始认真的学习自然科学，以便在下一轮科举中有所表现，毕竟十年寒窗苦溪，不就为了一朝蟒袍玉带，出人头地吗，既然科举要考自然科学，那么就好好的学习吧。
而请愿者虽然离开了南京，但这次新旧思想的辩论却并没有结来，而是从南京一直发展到了各地方，新旧思想的碰撞，也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有时激化、有时缓和，其中也几经起伏反复，前前后后一共进行了七十余年，一直到中华帝国的第四任皇帝继位期间，新旧思想的争论才基本结束，新的思想体系才基本形成，从而中国也正式进入到近代国家时期。
在后世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将这一段时期确定为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而这一次南京的辩论，也被认为是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
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二二章 殖民法案
就在南京正式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时候，同时也是将这次进京请原者的视线完全转移开，而且就第一场辩论开始之后，南京内阁、国会也恢复了正常的行政事务。
就在四月十二日，内阁也审议通过了新任吕宋省长张庚秋提交的吕宋省行政管理人员的名单，并向张庚秋颁发了委任状和省长大印，而对于张庚秋提交的吕宋官员的名单，内阁基本都没有异议，完全按照张庚秋的意见，不过也从国内抽调了一部份中下级官员，到吕宋出任一些基层的行政管理官员，这样一来吕宋省的行政纟统也初步建立了起来，当然各府州县的基层官员，只能由各级官员上任以后，再逐步的完善。
另外现在南洋战事己经结束，荷兰势力已经撤底退出了亚州，中国在南洋地区建立了绝对的权力，因此对南洋地区的管理和控制，也要拿出一个详细的规则，内阁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之后，也终于拿出了一个俱体的方案。
首先是在南洋建立一个以中国为首主导的新秩序，将各国划定强域，使各国都有自己明确的强土海域边境线，从此以后，各国就将自守各自的土地，不得越界。
当然划定疆域并不是南洋各地都均分给南洋各国，而是以各国目前的实际控制地区为准，并不是由各国自己说多少是多少，而其他不属于南洋各国的疆土，则全算是中国的土地，比如巴达维亚虽然在名议上是马打兰苏丹国的领地，但其实马打兰苏丹国并没有实际控制巴达维亚，因此巴达维亚从此以后就算是中国的地盘了。
虽然这时南洋有十余个土著国家，但实际统治的地区还不到南洋四大岛屿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其中在加里曼丹岛几乎有近九成以上的土地都是无主的，而苏门达腊岛和苏纳威西岛也都有近七成土地无主，只有爪哇岛上的无主土地较少，只有西北部的巴达维亚地区，和东南部爪哇群岛地区，尽管这些地区现在都是无人区，但其实都蕴含着相当丰富的资源和战略地位，而现在首先把这些地区先划归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