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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毛泽东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
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印发结束语）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及胡乔木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第二天，毛泽东又在刘少奇、饶漱石等人在会议上的讲话稿作了批语和修改。其中，多是强调集中力量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才是核心问题，现在不是搞党内斗争的时候，而是需要全党团结一致的时候。
毛泽东在刘少奇的发言稿上加写了一段话：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
毛泽东加写的“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话，实际上是通过刘少奇向与会者传达一个信息：注意当前的任务，不要离开这个任务，包括组织工作。
他在这里加的一段话，是以刘少奇的口吻写的，显然是以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口吻写的。就是说，刘少奇的中央领导人的地位是不会有所动摇的。
同样的，毛泽东在饶漱石的讲话稿上也加了一段话：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毛泽东加写这段话同在刘少奇讲话稿上加写的那段话非常类似。这说明，毛泽东不希望会议离开原来的议题：讨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更不希望会议出现斗争。
但是，饶漱石只是一味地攻击安子文，以至于暴露了自己的目的。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后，高岗两次找毛泽东，要求保护饶漱石。高岗问题暴露后，饶漱石也为高岗“申冤”。
对此，毛泽东曾经风趣地说：“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
显然，毛泽东看穿了高岗这种自作聪明式的“保护”饶漱石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二人的“攻守同盟”。
1953年12月24日，中南海，同往日一样的平静，只不过，这一段时间出奇的平静。冬日的阳光也是懒洋洋的，只有北京那种刺骨的寒风飕飕地四处乱钻。
这一天，这里举行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者有20余人，由毛泽东主持召开。
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采取了谦让的态度，周恩来、朱德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但高岗却跳了出来反对，主张搞轮流。这一下子，高岗的险恶居心就暴露了。
毛泽东言辞犀利地警告高岗、饶漱石：“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挖苦高岗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高岗住所）车水马龙。
这一来，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毛泽东一句话，揭了盖子，露出了真实面貌。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刘少奇主持起草了这个决议。这实际上就是七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发端。
杭州，西湖畔，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一处树丛掩映的房舍。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主持起草宪法，一边还要密切关注并指导着北京的那场仍未结束、正在进行的党内斗争。
12月29日，根据毛泽东在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的提议，针对高岗、饶漱石的一系列反党活动，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同日，他致电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邓子恢同志正写社论，待社论写好后即可发表。总路线宣传要点，日内即可发出。”“中央各项其他工作，各同志都在谨慎地照常进行，望勿系念！”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全体成员的。信中提议决议草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并对会议的议程安排作了具体的部署，其中第三个议程是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在信中提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分三段，其中第三段是“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但是，“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还要求在报告写好后“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
毛泽东的另一封信是写给刘少奇个人的。他在信中说：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几天之内，毛泽东审阅了决议草案并作了修改。其中有两处加写的内容表明了毛泽东在党的团结问题上的看法。一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另一处是：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认真修改了在全会上的检讨稿。1月16日，刘少奇将检讨稿报送毛泽东，并在电报中说：
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陈、彭、邓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个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对刘少奇的检讨稿，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毛泽东的严厉警告和他对刘少奇的鲜明的保护态度，以及七届四中全会的即将召开，使高岗、饶漱石惶惶不可终日。终于，他们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想以“自首”的方式企图蒙混过关。可是，承认错误的时机稍纵即逝，他们错过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高岗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拟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在会议前到杭州同毛泽东面谈。
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谈到了此事，并再次强调了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信中说：
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1954年1月15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根据中央政治局1954年1月12日的决议，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审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
1月25日、2月5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教育和挽救，并当面批评了他，同时也希望他迷途知返，悔过自新。但高岗执迷不悟。
2月3日，刘少奇又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二人没有改过自新的愿望，仍然百般抵赖，想侥幸蒙混过关。
可是，接着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却令他们实实在在的“吃不了兜着走”。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既是一次为一届人大作准备的会议，也是一次解决建国以来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的会议。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不在北京，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
会议开幕当天，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概述了中共七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