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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良连夜赶到县里。他几乎同时看到了他原来的秘书江柄文和专区派来的领导刘芳。江柄文还是农业局的小干部，而刘芳此时已成了专署主管宣传的副书记了。可她没有见外，看见李子良就主动上来打招呼说：“李子良啊，老同志啦，很久没见了。听说你在下面生产队搞得不错啊。你和吴秀明好多年都没有聚在一起，现在能在一起多好啊。”
李子良看到刘芳如此给他打招呼，也只是苦笑了一下而已。
县委书记一脸诚恳地说：“我们听到了来自下面的意见，你们都了解下面真的实情况，能反映意见很好嘛。同志们哪，这些意见能帮助县里更好地关心人民的疾苦，改进我们的工作。
在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充分发扬民主，使整个人民团结得更紧密。”
话虽然只有这么几句，竟让与会的几个人都感动得哭了起来。这些身心俱伤的人们竟然听到了如此亲切的话，能不伤心动情吗？被邀请的十二个人虽然个个面黄肌瘦，可反映起下面的饥饿和自身被伤害的情况，说起话来却激奋不已。
会议开了两天，李子良本来记住了吴秀明的一再吩咐：千万不要多说话，说话一定要把握分寸；不能说领导的工作，更不能说以前那些问题。然而，李子良又实在忍耐不住了，在这种冲击他感情末梢的会议上，也实在没法控制自己。从当天晚上起他就开始激动，他说：“听了不少同志的遭遇和基层的情况，我心里实在不能平静。我不说个人的事，我是为了弄清楚导致发生这些事的根源来说几句……”
李子良竟然敢去说根源，那是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内心深处的，骨子里的，不由自主的，嘁哩哗啦一泻千里。李子良毕竟以前当过领导，用词得当，条理清晰，抑扬顿挫，句句都举实例。他不仅说出了浮夸冒进带来的危害还为过去的县委书记何大羽鸣不平。秘书们的记录在沙沙作响；县委书记表情严肃；刘芳的嘴角虽依然抿着，有时候好像还在点
头示意。李子良越说越激动，就想把每一句话都说得铿锵有力。还没说完，自己却经筋疲力尽了。县委书记说：“这是承前启后的发言，这实在是我们工作的清新剂。李子良啊，你是老同志了，你的发言深刻啊。能不能把这个发言写个报告，让整个专区都能从里面汲取教训。”
李子良深受鼓舞，在喝了一碗加餐的稀饭过后，他马上找了他原来的秘书江柄文，连夜把这个报告写了出来。第二天上午的会议李子良没有参加，他实在困倦了，困倦得精疲力竭。然而当他睡到下午醒来在床上迷糊的时候，突然感觉事情不好。他翻身起来立即就去找江柄文
，然而江柄文已经把报告交上去了。他长长叹了口气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下没办法了！”他想：“这是老圈套啊！我已经无可挽救地又一次牵连了何大羽！”李子良从来没自己瘫倒过，这下却不由自主地瘫倒了。实际上，李子良和何大羽的倒霉，还并不在于刘芳这些人的圈套和意志，而这倒霉已经融入在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上一场更加奇怪而荒唐的政治斗争里。何大羽又一次被调到专署接受批判，不是因为他在另外的地方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他被李子良翻案的“千言书”给套上了。专署决定，一定要押解他们到西北去劳动改造才行。
何大羽在最后一次回到家里收拾了行李和心梅告别的时候，二秀简直不敢出来。县委的看门人残腿老梁把地委、县委批判和处理大羽的情况都告诉了她，她已经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当何大羽推开房门进到二秀房里道别的时候，她才禁不住哭出声来。
心梅忍着眼泪说：“妈，大羽是下放劳动，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
小儿子何今也跟了出来，他完全搞不懂到处都有人称赞的爸爸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只知道大人的痛哭让他害怕。何大羽亲了亲何今，没有说话就走了。心梅送他上了车，他们都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惟有那一道道对视的目光相互关怀鼓励着，这目光在无数次穿梭中织成了一面坚韧的网，把所有的委曲、不幸和灾难全都紧紧地包容了进去。
李子良是个不安分的人物，几个领导早就对他不顺眼了。按照张专员的说法：“他从来就只会埋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地下党的好多人都划右了，他竟然还不知好歹！”这次批判何大羽的时候，他竟然坚持说，何大羽从来没有翻过案，所有的问题都是受了他的牵连，天大的罪过当由他来承当。“好，你就来承担吧。”张专员漫不经心地在李子良的名字上画了三
个圆圈。由此，李子良比何大羽还多了一个圆圈。两个和三个虽然都是“极右”，可三个肯定比两个押解的地方更远。
而江柄文是刚毕业不到四年的大学生，他曾经是李子良的部下，作为原来的秘书，他的确帮助抄写过那份为民请命的报告。李子良虽然一再声辩和他没有关系，可是那白纸黑字的笔迹怎么也是赖不掉的。再说，两个人的“小集团”也说不过去，要凑成三个，三个人才能说成是“小集团”。于是，回龙县的“反党小集团”就有了上、中、下三个级别的干部了。
吴秀明特地从山里赶来送李子良，只见她心平气和，竟然没有一点颓丧的表情。她和心梅拉了拉手，和所有愿意和她招呼的人点头微笑，她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李子良感受到坚强生活下去的勇气。应该说，她和李子良在意识上是共同的，然而，他们的展示方式却完全不同。看起来吴秀明显得柔弱，而实际上她比李子良还要刚强。李子良的刚强是外向的，吴秀明的刚强却包含着极大容忍的力量。在快要开车的时候，吴秀明还拍着江柄文的肩轻轻地说：“是我们连累了你，我们对不起你。你是一个有为的青年，要经得起生活的挫折，你的未来还很长。”这是她代替李子良对这个年轻人揪心的歉意，也表达了在无奈中最真诚的期望。一辆破吉普车把何大羽、李子良和江柄文带上了路。这吉普车已经在他们县里用了很多年，它是在进军大西南的时候从国民党手中缴来的。是当年在何大羽威风凛凛回到县里的时候，这吉普车就跟在后面。这么多年了，何大羽都一直舍不得丢弃它，它曾经驮着自己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然而，现在这车又送他们上路了。在百感交集中，何大羽看了看这辆老破车，平静地坐了上去。
此时此刻，李子良心里也实在不能平静，他涨红了脸，咬了咬牙，却也只有苦笑着，无可奈何地坐了上去。
江柄文才二十多岁，他脸色苍白，推了一下眼镜也跟着上了车。他还不明白“右派”“右倾分子”和“反党小集团”究竟有什么区别？他更不知道命运会将会把他带去哪里？
这辆吉普车也太破旧了，嘎、嘎、嘎地发动了几次还没有动静。江柄文说：“我知道这破车的性能，要下去推它一下才行。”果然，江柄文下去把车子推了几下，这车才车突、突、突地冒出了一阵黑烟，慢腾腾地载着他们向那满是泥泞的路上爬去。
年纪轻轻的查探梅嫁给了五十过头的老贫农苟二，仿佛就成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非得捐个千人骑万人跨的门槛，才能偿还糊里糊涂欠下的孽债。然而，经过世事沧桑文章挞伐之后，认定那“捐门槛”不仅愚昧，还是极其腐朽而残酷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时的探梅连“捐门槛”的机会也没有了，看来就只能用自己年轻的身体。
没想到，探梅在任凭那老实巴交的苟二合法地睡了十年之后，这老头竟被活活地饿死了。也就是说，在探梅三十四岁那年，她和她的两个儿女不仅改变了成分，还成了响当当的贫农阶级。
说来也怪，从此以后，查探梅真像是霉气散尽时来运转，接着就来了一连串的好运。随着这些好运，探梅不仅从乡里去了县城，还从县城搬到了省城里。也就是说，探梅的“孽债”不但还清了，而且好像还有不少富余。
要说探梅这些好运，都是因为遇上了渠府县的文化局长，一个叫陶仲的男人。
陶仲是在公元1960年开春的时候邂逅探梅的。那时候，到处都在挨饿，探梅家里的苟二已经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两个小孩虽也饿得发慌，可还有点力气往山上跑，因为那山上即使寻不到野菜还有满山可以充饥的树皮。可树皮吃了拉不出屎，每天傍晚，两个小孩和苟二窝在家里盼着，盼着探梅能带点油星子的东西来救命。
在那个时候，探梅在小镇上只是个挂名的公社协理员，虽然那挂名的职务没有工资也分不到粮食，可也算是能穿干部服的。探梅摔打惯了，在干部里面自然是最能放下架子的。家里的几个人实在挺不下去了，探梅也只能去公社的食堂和街上饭馆里去舔盘子。不论怎么说，也
多少能弄到一点儿油星之类的残羹剩饭。
第七章 虎 皮
探梅在乡里的人缘也不错，食堂和饭馆也都能让她进去守候。公社食堂已没什么可剩的了，即使偶有一点篜红薯剩下的甜水，那也没有探梅这等人的份。而饭馆就不同了，那饭馆在街
上，只要能进去，那倒是人人都有机会的。那时候，探梅每天从山里下来，花三个小时才能走到乡里的街上。和探梅一起在饭馆里经常守候的倒还有几个人，他们不是把自己打扮成干部的模样，就是弄得肮脏不堪可怜巴巴的。而探梅却不偏不倚，每天虽穿了一件破得出奇的棉袄，腰上捆了一根套扁担的麻绳，可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
每到上午十点，她就去饭馆耐心地守候，凡是有人到饭馆里来了，她就带着微笑逛到那人的旁边去。她虽然也常常以羡慕的眼光看着别人掏粮票，领小菜，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