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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这些话，使对阎锡山怀恨在心的蒋介石不得不点头称是。
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取消对阎锡山的通辑令，恢复其自由。阎锡山得到消息，自是高兴，觉得重返山西政坛，执掌大权的时日不远了。此种机会，哪能放松，他特意派亲信赵丕廉常驻南京，极力拉拢讨好汪精卫；同时又派徐永昌到北京，通过各种关系，走宋美龄的门路，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虽然对阎锡山极不放心，但迫于形势的压力，又碍于各方说客的情面，只好表示对阎“捐弃前嫌，团结御侮”。1932年1月，蒋接受汪精卫的提议，决定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锡山由河边村回到太原就任，蒋介石还特派何应钦前往祝贺。势不两立的蒋、阎重新合流，阎锡山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再度登上晋绥统治者的宝座。
阎锡山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整顿军队。一是如何将中原大战后进入和驻扎在山西的10多万“客军”请出去。二是裁减晋绥军，推行他筹划已久的“绥西屯垦”计划。“客军”分布在晋中、晋南和晋东南等地，所需一切，都向所驻地勒索摊派，给百姓带来极大的负担。同时，这些军队普遍军纪不严，欺压百姓，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时时给阎的独立王国形成威胁。但这些“友军”，有过共同反蒋的交情，也是阎自己请来的，难以采取逼迫手段。阎认真动了一番脑筋，决定还是利用他们在山西得不到实权，急于另谋出路的心理，采取分别对待，劝导离境的策略。经过多方活动，游说孔祥熙，“都是山西人，应该关心山西地方。”由孔祥熙出面通融，将西北军宋哲元部调往平津，其余部队也陆续开走。冯玉祥部的手枪团曾留下三百余人不肯离晋，阎锡山就派兵包围缴械，对昔日战场上的盟友，毫不手软。到1933年，驻在山西的“客军”陆续离开，算是恢复了阎的一统天下。
至于裁减晋绥军，他的目的有三：一是山西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军费开支浩大，难以支撑。二是为了向蒋介石表示从此埋头建设、不再打仗。三是想要根除军队中军官吃空饷的弊病。对晋绥军裁撤下来的官兵，阎锡山以“造产救国”、“富兵于农”、“屯垦实边”、“开发西北”等口号为旗帜，组织起来实行了“绥西屯垦”计划。绥西，即黄河河套平原一带。万里黄河，唯富一套，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又有黄河水灌溉之便，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称。最早提出在绥西开垦土地的是傅作义。在他任绥远省主席期间，已经组织了若干支屯垦队开进河套，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阎锡山借鉴他的做法，更大规模地实施屯垦计划。先后建立了四个垦区，所种土地达到1200多顷。应当说，这项计划取得了很大成功。农垦收入对发展山西经济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后来就渐渐起了变化。阎锡山为了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同意和指使负责屯垦的王靖国在垦区大量种植鸦片。这些鸦片，经过“山西禁烟考核处”的加工，制成所谓“官烟药饼”，又称“戒烟药饼”，并通过各县的“禁烟委员”进行推销，获得暴利。公然以官方的名义，打着禁烟的旗号，大肆贩卖毒品，这也算是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大奇观。阎锡山为利益驱使，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经历了中原大战失败的折腾，山西的经济状况落入低谷，省财政陷入困境。如1931年，省财政的总收入不到1100万，而开支总额却达到4100多万，造成3000多万的赤字，加剧了经济的恶化。
面临这样的烂摊子，阎锡山从整顿金融入手，在省银行之外，又成立垦业、铁路、盐业三家银行，增加货币发行。因为省银行在中原大战期间滥发货币，信用丧失殆尽，阎锡山用这样的方法，分散发行减少风险，同时对百姓宣传说，垦业银行有绥西屯垦收益作担保，铁路银行有铁路作担保，盐业银行有盐产作担保，以取得信用。为推行他的物产证券学说，银行发行货币，废除从前的现金准备办法，改为实物准备。四银行之上，又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由实物准备库出面，用四银行发行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使物与券永远处于平衡状态。在理论上，阎锡山将他的物产证券学说吹得天花乱坠，并将其作为治疗社会弊病的良方。在实际操作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所谓的“实物十足准备库”并不是先有物资准备再让银行发行等量等值的券，而是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先发行了纸币，再用以收购物资。这就等于是凭空出券，以券聚物。券出得多少，并不以物的准备为基础，而是以阎锡山的需要为转移。阎锡山曾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口吹大洋”之法。善于谋算的投机商出身的阎锡山，确实在这方面有他独到的才能。他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是：“锄尖子底下有水，算盘珠子底下有钱。”北方多旱，农民在暑天里将田禾多锄几遍，为的是截断土壤中的微细水道，以减少水份的蒸发，减少蒸发就等于增加了水份，即所谓“锄尖子底下有水”。这是几乎人人可做的事。而算盘珠子底下有钱，却并非什么人都可办到。像这样的“妙法”，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其它军阀，能想得出来吗？阎锡山在大连住了十来个月时间，花费达300万之多。但他却并没有赔钱，反而大赚了一笔。去大连时，他从省政府提走一笔现款，一到大连，凭着商人灵敏的感觉，他就以低价买进一批“老头票”（日元）。在他离开大连之时，外币汇率波动，老头票忽然大涨，阎将老头票卖出去，居然连本带利翻了一番。阎锡山对捞钱情有独钟，算计精明而财欲甚旺，有时也闹出笑话。早在他雄踞平津期间，其北平行营主任梁巨川密报：据清室一太监说，北平西四牌楼羊肉胡同七号是满清某王府的宅第，地下埋着大量金银。阎得知后，立即决定不惜代价将此住宅买到手，并派一排卫兵严加守护。不久后，开始动手挖掘。挖了一个多月时间，七号宅的地下全部挖遍，却一无所获。报告给阎锡山后，阎并不死心，又决定将旁边的六号、八号买下，继续挖掘寻宝。结果，挖了半年之久，始终未见一钱金银。此事成为一大笑谈。连负责买房、挖宝的山西省银行经理都感叹说：这事做得太可笑，银子没挖到，反倒花了十来万。
在埋头经营，谋取发展的同时，阎锡山也明白，不注意改善与蒋介石的关系，还等于在行进的路上设置障碍。因此，他处处对蒋表现出俯首听命的姿态，并利用一切机会讨好巴结。1934年11月，蒋介石到北平。此时的阎锡山成为日本人和西南势力争取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对此十分清楚。他认为阎锡山是稳定华北和西南，解除他入川指挥作战后顾之忧的重要人物。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蒋介石才屈尊亲自来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做一些拉拢工作，以改善两人的关系。阎锡山得知消息后，虽然对蒋的用心洞若观火，但也不肯放过这个在蒋面前表现忠诚的机会，立即安排热烈、隆重的迎接。一时间，太原全城大动员，清扫街道，悬挂旗帜，张贴标语，组织夹道欢迎的队伍，洋溢出一派热烈气氛。蒋介石在宋美龄等的陪同下，到达太原，目睹如此隆重热烈的场面，不由得心中高兴。为表示进一步的亲近，还执意要到河边村拜望阎父。阎锡山受宠若惊，推辞不及，只好又在河边村举行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村边的汽车站特意搭建了一座彩棚，棚内放置精致的桌椅、茶具。从彩棚到阎府，卫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村中特意组织起的百姓、学生，人人手执写有欢迎标语的小彩旗，两旁列队，呼喊口号。虽在乡下，其热烈程度并不亚于省城。蒋介石在鼓乐声中向群众频频挥手，此时，他感受到的是一个可靠部属表现出的忠诚和崇敬。蒋介石在阎府向阎书堂深深鞠了三个躬，吓得阎书堂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在来住河边的路上，蒋介石与阎锡山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据阎锡山在日记中记载，俩人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是山西建设经验如何推行到全国。阎锡山的日记中写道：“谈意：后者简单，定方略，索计划，严督促，实考核，当赏罚，事即举矣。前者，内忧外患，时不我许，无未雨绸缪，难常法以善后。余力主以非常法度非常事，抛弃武力，发展民力，减东邻忌，免日俄前后摧残。介公问非常法。余答，废金银制改行物产证券制，废劳资合分制，改行按劳分配制。介公遂约定派专员来详讨。”当然，这是阎锡山自己的说法，不能排除有着力美化的成份。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阎锡山大谈物产证券、按劳分配那一套，除了在蒋的面前炫耀自己之外，也还是不忘用埋头建设的面纱遮挡自己行将崛起的雄心壮志。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态势，他企图采取“减东邻忌”的办法予以回避，也暴露出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坚决抗日的准备。
阎锡山搞了“十年建设计划”，在发展山西经济，不断增强实力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按照阎的想法，实力雄厚了，就有了与蒋介石争天下的资本。对蒋介石的表面忠诚并没有也不可能削弱取而代之的欲望，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扩大地盘，发展势力，攫取全国政权。
然而，历史已经不再给他这样的机会。因为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够左右大势的，除了原先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之外，又增加了两股更强的势力：一是日本侵略者。他们的目标是要灭亡中国，气势汹汹地对任何不肯臣服的力量挥舞屠刀，不可一世，而在得到东北之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华北，日军进攻，山西难逃一劫；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