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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来的数十战，各亡士卒十余万？
岐沟关死去的军民是有十几万，但其中有不少是民夫，而非是军卒，况且君子馆与瀛州两战虽然宋军败了，然而那有十万伤亡，难不成将辽军杀害的平民百姓也算上？
其实最可靠的说法还是王巨那个说法，宋辽两国军队相比较，辽军略占上风，但如果宋军不攻入辽国，只是防御战，那么利用地利人和之势，反过来又可以占据上风。
张方平这个说法，是极度的歪曲史实。
而且李德明这件事，王巨也解释了，宋真宗当时做法是不对的，最少得支持六谷部，虽然李德明没有侵犯宋朝，然而因为宋朝的默许与不作为，让西夏得到了河西走廊，由是势力壮大，最终成了宋朝的危害。
所以这次对话让赵顼十分失望。
偏偏这时王巨的“师兄”吕大忠也犯邪了，他在河东说，国家不能退让，正是因为庆历时退让过一回，现在辽国又来勒索，若是让辽国形成惯例，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朝廷不听从，就将我这个官职罢掉，这种卖国的事俺做不来。
但事情闹到这份上，一步不让，辽国是不会甘休的。
然而众说纷云，赵顼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又想到了王安石。
因此吕惠卿也变了。
前余姚县主薄徐州李逢因为官做得不好，被免掉差职，闲赋在家，于是说了几句牢骚话。正好被沂州百姓朱唐听到，他向朝廷告发朱逢有逆谋之举。
赵顼便让周辅下去审查此案，周辅先是将朱逢抓起来，接着搜查其宅，没有想到得到了宗室子弟赵世居与朱逢来往的书信。
赵世居的父亲是赵从贽，赵从贽的父亲是赵唯能，赵唯能的父亲是赵德芳。
不过自从宋真宗后，几代人君都在“反思”赵匡义的做法，因此对赵德芳这一脉并不薄，如赵世居便封了一个右羽林大将军之职。虽是职官，但每年会拿不少薪酬的。
涉及到宗室子弟，周辅不敢再往下查了，于是上报朝廷。赵顼看到后产生了担心，毕竟变法，也让一部分宗室子弟很反对的。因此将周辅迁为开封府推官，继续主查此案。
周辅继续查下去，其实也无反状，不过无论赵世居，或是朱逢确实说了一些牢骚话。
然后将查案经过，上书给朝廷。就看朝廷怎么处理了。
当然这件案子先经过中书，吕惠卿便翻看此案，无意中看到一个四川的道士，叫李士宁的。
他立即来了精神，劝说赵顼继续严查此案。
可以轻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可以重判，毕竟沾到宗室子弟就说不清了，看看西晋之败，还有宋齐梁陈这几个朝代诸王的争斗，赵顼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于是朝廷又重派御史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与御史里行徐禧杂治此案。
范百禄父亲就是范镇，可想他有多恨王安石了，于是在吕惠卿诱导下，成了吕惠卿的枪杆子。还是那句话，愚人者，只能被智人所驭。
迅速矛头对准了李士宁。
这个李士宁据说“自言学道，多诡数，善为巧发奇中。目不识书，而能口占作诗，颇有才思，而词理迂诞，有类谶语，专以妖妄惑人。周游四方及京师，公卿贵人多重之”。
其实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与王大师一个性质。王大师在九百多年后的现代社会都成功了，甚至让若大的一个国家都没办法对付，在这个时代，如果做得好，那就会更成功。
李士宁更成功了。
不但出入权臣府邸，连宗室子弟都多有人与他交游，正好宋仁宗赐了赵曙生母仙游县君一首诗《挽歌》，有传后之意，李士宁不知从那个渠道得到，看到赵世居母亲身体健康，便将这首诗剽窃过来，择了中间四句，将首尾四句稍做改变，送给了赵世居，密言赵世居当受天命赐之。据传赵世居听后很欢喜，赂遗甚厚。
可能说了一些大逆的话吧，但不会教导赵世居去谋反，有那个能力与实力么？
不过到了范百禄这里，便开始了添油加醋。
在他罗织下，迅速替赵世居立了几条大罪，赵世居“纳匪人，论兵挟谶，访天文变异，伺国家休咎”，并收藏“有《攻守图术》一部，得于内臣张宗礼”。
但对于文字狱，宋朝很宽松的，因此明文规订“谶书之禁，虽坐流三千里，然非因事罥罣，无由发觉，所以法令徒设，人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传说，不以为怪。”
因此只能说李士宁玩得太过火了，顶多坐流三千里之刑。
不过还有，李士宁赠赵世居金钑龙刀，曰：“非公不可当此。”并赠赵世居母康氏诗云“耿、邓忠勋后，门连坤日荣”，世居等人“解释其诗，以为至宝之祥”。
耿邓是说东汉邓禹与耿弇，都是大臣，虽然不对，但也不能算是谋反吧。
不过还有，大理评事王巩“见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言‘世居似太祖’，反劝令焚毁文书”
知瀛州刘瑾“与世居往还书比滕甫更多，有‘不容居内’之语”。
司天监学生秦彪赠“《星辰行度图》与世居”。
好了，惊天大案酿成！
朝廷立即判决，赵世居赐死，李逢、徐革、医官刘育凌迟处死，试将作监主簿张靖、武举进士郝士宣腰斩，秦彪、李士宁杖脊并编管湖南，其他牵涉此案的官员滕甫、王巩、刘瑾等皆贬官落职。
然而徐禧一直不服，因为这些都是些似是非是的“谋反”，不能串，况且宋朝本来言者无罪，有些大臣嘴巴特大，什么话儿都敢说。若是以后继续这样串，不但牵连的这些人，恐怕朝堂一半大臣都要悲催。
但他一个人说话不管用，最后判决下来，赵李等人立即处死，都没有等秋后，徐禧还在家琢磨呢，为什么这案子弄得那么大。
要知道这是在宋朝，不是在明清。
忽然他想到了一个人，也醒悟过来，立即找到赵顼说，皇上对你说一件事，这案子弄得这么大，有点儿不对，是有些人有了心思。为何呢，因为这李士宁有一些才思，因此也让王安石赏识了，并且王安石还让他呆在自己府上半年之久。
一旦李士宁定论为谋反大罪，王安石同样逃不了……
第623章自保
“明公，这是送给你的信。”一个驿卒小心地将一封厚信递给王巨。
这便是邮驿改革带来的便利。
章惇也未贪功，王安石虽未说，不过章惇却说出来了，主意是王巨想的。
确实，它的出现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意义，尽管王安石的敛财，多少使它蒙上了一层阴影。
阴影就是邮寄财物的收费。
也不能说是物，主要就是财，银子、铜钱与绢帛。这个不是真寄走的，单件邮寄在这时候成本肯定无比的高昂，它的性质还是与唐朝的飞钱一样，宋朝在邮驿未改革之前，也有类似的做法，那便是在甲地汇款，乙地取钱，钱非是真从甲地寄过来的，而是乙地从各地周转过来，然后收取一些手续费。
比如现在从泉州寄一百匹绢，十两银子，五十贯铜钱到洪州，铜钱是基本货币，它不会变，但银绢各地都会产生一些差价，特别是绢差价更大，质量好坏，本地产出数量，绢帛的种类，那么做一个估价，然后交到泉州相管州库，由官府根据情况，或从外地调拨，或由转运司调向各处外地。
邮卒再将书信与单据送到洪州收信人手中，收信人再从洪州邮驿里将等价的银绢铜钱取出来，不过在洪州又要根据情况重新估价。
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产生了一些误差。
然而经过王安石的谋划，手续费却高得惊人。
近者是两成收费，最远的收费能达到六成！也就是寄十两银子，官府要收取其中的六两！实际多数官府支出与收入基本都是平衡的，只有少数支出或者收入出现一丝严重逆差，那才需要周转，但非是米草，而是钱帛，实际成本不足一成！
反正王巨是不能急了。
如果不是这么做，它也是对各地官员的一种锤炼，为以后的银行打下了基础。但这么做了，就不要指望锤炼的什么了。
而且这种高昂的手续费，对他下面的计划同样产生了妨害。
当然，好处还是有的。
比如现在普通书信，不管是官员，或者兵卒，或者普通百姓，只要交足了邮费，皆与异地亲人互相书信往来，而非是专门让自家家仆骑马互相联系了。
王巨便打开信。
信是韩韫写来的。
烧酒作坊上交给朝廷了，王巨便让韩韫主持蔗糖作坊销售的一部分事宜，负责向西夏与吐蕃这两块的销售。这是赚“外国人”的钱，朝廷也没有太在意。
以便让韩韫继续主持那个蓄谋已久的计划。
因此韩韫如今多在长安与京城这两地活动。
王巨临离开京城时，让韩韫留心着京城的一些消息。真不行，就去找赵念奴吧，反正赵念奴后面一大串宗室子弟，都是蔗糖作坊的契股，不用避嫌。
信上说了很多事。
赵世居谋反案将赵顼惊醒，吕惠卿不可信任。
于是赵顼迅速又起用了王安石。
当然王安石不可能将此案闹大了，力主宋禧之意，李士宁决杖，配永州；范百禄坐报上不实，贬监宿州税，这案子结束了。
总之，吕惠卿这次做得太急，反而弄巧成拙。
不过现在不是对付吕惠卿的时候，王安石便重派沈括主持与辽国的谈判。
说老实话，沈括这个人人品还不如吕惠卿，首先说苏东坡。几年前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沈括去东南检查两浙路的农田水利。赵顼便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善待之。两人在杭州相遇，把酒言欢，也确实不错。不过这些书信让沈括一直保留下来，后来便成了乌台诗案的证据。永乐城之败后，沈括闲赋润州，又象没事人一般，对苏东坡迎谒甚恭。大苏也无辄了，只能哭笑不得。
还有对王安石的态度，王安石在位时，他就是夸新法得到王安石重用的，包括这次出使，王安石立即推荐了沈括。然而王安石一下台，立即向吴允反映新法的种种弊端。
赵顼很少骂重臣小人的，但就说了吕惠卿与沈括是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