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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川滇黔桂地区。这是我国西南地区，靠近鸦片生产地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鸦片输入主要从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输入，小部分则来自广东。但是，这一地区鸦片种植的历史较早，自己生产、加工相当多的鸦片，除了当地消费外，还能输出一部分。
从上述鸦片内地走私贩运途径来看，鸦片的源头来自海外，即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输入，广东、福建是主要入口处和主要销售中心。正是有鉴于此，清廷禁烟，首先自广东始。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仅烟犯即捕获了二千余人，其烟毒之严重于此可见一般了。
当然，走私贩运鸦片在当时属于非法行为，在海上有水师缉私船，在关津口岸也有司关官员的查缉，因此走私贩运也是步步荆棘，险象环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走私贩运鸦片的奸商，除了利用清廷吏治腐败，以巨款贿赂有关人员，买通路途以外，还想方设法，夹带隐藏，使查缉人员搜查不出。关于走私的诸多机巧，有时颇能凑效，且持续流传下去，一直与官方的查缉相周旋，下节我们再评述。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烟土行的经营（1）（图）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鸦片贸易逐渐合法化了。中国早期的烟土商贩们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走私贩运了，他们从阴暗的角落里爬了出来，堂而皇之地来到通商口岸，繁华的大都市，开设烟土行、烟土店，公开销售烟土了。
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得风气之先，亦最早接触到西方的鸦片，接触洋商、学会了英语，具备了作买办的资格。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入口港，为了牟取鸦片贸易 的高额利润，一批潮州籍鸦片贩子北上上海，开办土行。据资料记载，上海开埠后，潮州人郭某，因擅长说英语，受到洋人信任，专门代洋商出卖鸦片。不久，他开设了土行——鸿泰土栈（今宁波路），生意兴隆，财力滚滚而来。他的亲戚也紧随而至，也开土行。怡和洋行到上海推销鸦片时，擅长英语的潮州籍人士郑四太爷便抛家离室，来到上海，在上海后马路（今宁波路）开设郑洽记土行，推销怡和洋行的烟土。
郑四太爷经营有方，很快在烟土业中站住了脚，取得了巨大利益。不仅如此，郑氏为人豪爽，善于纳交三教九流人士，逐渐成为粤籍人士的领袖。他的家族成员，见其大发烟财，纷纷前来上海开烟土行，先后创立了郑永康、郑宝成、郑宝康等土行。其他潮州籍人士也在上海经营土行，如陈源大、陈有利、郭鸿泰、蔡益源等。这样，在烟都上海，形成了潮州帮土行。在潮州帮土行中，以郑姓、郭姓、陈姓为主，他们都是家族式经营，具有亲戚关系，互相帮助；在经营上，他们控制了上海的烟土贸易，垄断经营；为了避免自我竞争，他们也搞分工，如鸦片从上海外销，李裕康专走安徽，郑永康专走镇江。在与外地烟商的竞争中，潮州商帮以乡情关系，互相协助。因此，他们在上海稳稳地控制着烟土行。到了民国年间，潮州帮又与地方军阀、黑社会势力合作，继续经营烟土生意。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垄断烟土业长达60余年。
在上海的烟土行业中，行帮众多。其中仅潮州帮和大埔帮最有势力，次为温州帮、台州帮，再次才是苏州帮。
从烟土行业的上述情况看，烟土行业之经营带有明显的封建落后性：家族化、地域化的色彩过于浓厚。烟土行的内部经营状况则与普通商店相似，有经理、司账、会计、学徒等职员，大的土行职员多达三四十人。土行内的柜台上有栅栏，顾客通过栅栏上的门洞和伙计交易。栅栏后的门板上，贴上了价格布告。在土行大门踏进的地方，常常设有一个小长方桌子，上面摆着烟灯一盏，烟枪一枝，买烟土的人可以事先品尝，按质购买。在土行的玻璃窗上，贴着各式广告，如“专收干黄烟灰”一类的广告语；在厅堂上，无论是新开张还是老开张的土行，都挂着“新张志喜”、“大展鸿图”之类的大红绸幛。
烟土行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虽然屡遭禁止，但它变换着名目继续存在。如1927年以后，上海法租界开始禁烟，烟土行在上海九亩地（即今上海南市大境路及露香园一带）一带营业，但几乎没有叫什么土行的，全改为某某汇票庄、金号、米号、公司了。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店铺多达八十余家，其经营资本多者达二三万元至五六万元之间，少者三四千元。土膏行出售的烟土，无论生土还是熟土，都贴上了官方发给的“验讫”字样的花戳印花，表示经过官方许可，否则则是私烟，被逮着要受处罚。
地域性、同乡性的贩卖烟土的商帮，不仅在上海存在着，在其他商业繁荣的大都会中，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烟土行帮存在；不仅晚清时期存在着，即使在民国的后期也广泛地存在着，下面再举几例：
在四川重庆，贩卖烟土的以“黄帮”最为著名。湖北黄州，在四川做生意的人特多，四川人称他们为黄帮。他们先是由湖北贩运棉花来四川重庆卖，又把四川的鸦片运到湖北，一来一往，都很赚钱。后来觉得烟的利润特别大，就着重贩烟。在清朝末叶及民国初年，在重庆千厮门、水巷子、姚家巷一带，他们有120多家商店，专门贩烟。他们组织了一个同乡会，名叫“齐安堂”（“齐安”二字，是黄州的古称）。他们运来棉花，从售价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同乡会金。运下去的烟，也抽取一部分作为同乡会金。特别是烟的利润很大，运的数量很多，抽收的同乡会金也就不少。于是逐年以齐安堂名义，在重庆南安购买地皮，生意逐年发达，地皮逐年增多。
在汉口，则有川帮、申帮、汉帮、穗帮和黔帮烟土商，共同竞争逐利。自鸦片国产化以后，“汉口是川土的主要的外销场所，也是全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市场之一。川帮烟商在汉口不仅常受买方申、汉、穗等帮的压制，而且还常同贵州直接贩运的黔帮发生竞争……”
湖北宜宾也是一个较大的鸦片集散地，而且不同的烟帮经销不同的货色。如云南帮商家如福春恒、永昌祥、天德昌等，资本雄厚，主要经营品质上好的云南“迤西货”。镇雄商帮 主要经销“横路货”，即质地较差、价格便宜的烟土。此外，来自昭通、绥江以及大小凉山的烟商，也多经营此等货色。
贵州的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很早就有烟商经营烟土业。在清朝光绪年间，当时两广商人来黔贸易，除带来了其家乡所产的檀香、薄荷、肉桂油等成药外，也带来一些烟土来贵阳推销。这就是所谓的“广土”，其价格很高，获利甚丰，两广烟商发了大财。鸦片国产化后，由于贵州所产烟土品质优良，价钱便宜，广商不但不再以“广土”输入竞争，反而要将贵州所产烟土运往两广销售，以牟取暴利，贵阳市广东街、普定街一带，广商云集，颇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湖南小本经营的“兄弟帮”也前来贵州采购烟土，贵州的一些小本商人随之收购烟土伴同这些“兄弟帮”前往湖南销售。光绪十年（1884）前后，贵州经营烟土的小本商人由于历年获利甚丰，营业范围日益扩大，贵阳出现了锦盛隆、彭钰鑫、德厚荣、万盛兴，安顺出现了肖洪源、义兴福等运商。这些运商资金雄厚，不仅在省内生意兴隆，还在湖南洪江设有分号，建有“贵州会馆”，成为在当地影响较大的商帮。
贵州烟土名闻天下以后，各地烟商纷纷前去收购外运，在贵阳有外帮与省帮之分，共计九帮：
广帮：两广商人在贵阳设号收购烟土，然后运回销售。初来时在贵阳广东街设号收购，后普定街松柏行成立，又由广东街全部移到普定街。
湘宝帮：湘宝商人多半是湖南湘乡、宝庆的商人，他们以洪江为根据地，开设号口，运一些纱布入黔推销，换回烟土回去销售。在民国八年（1919）贵州开禁鸦片后，杨天成、佘康裕等号生意兴降，闻名一时。
江西帮：此帮以稳健著名，在商场中很有信用。他们以经营油业及纱布为主，有的兼营烟土。
兄弟帮：这种商人都是小本经营，其中多数是湘乡、宝庆人，也有其他省的人。他们以家族弟兄为纽带，组织起数十人乃至百余人的队伍，在产烟的乡村购买烟土。他们以偷运为主，禁运森严时以各种巧妙方式偷运，解禁后就瞒关漏税偷运。
以上属于外省帮，他们以地域关系结成小团体，互相帮助，共同作生意，共同发财。在贵州，本省人也以地域关系，即小同乡关系而结成商业团体。
贵阳帮：由贵阳烟商组成，号口设在贵阳，以怡兴昌、周恒泰、傅义顺、万又新、许悦来等号较有名。他们中有的以烟土为主兼营纱布，有的以纱布为主兼营烟土。
安顺帮：安顺是烟土聚散的著名区域，运商势力最为雄厚，能够左右贵州省的烟土市场。其恒兴益、公和长、恒丰裕、王福公等四大商号，显赫一时。
毕节帮：毕节烟土产量也很大，商人财力巨大，其中刘万金、刘熙乙等后来均成为巨富。
黔西帮：本帮商人势力不大，大都是三担、五担买进卖出，小本经营。
遵义帮：黔北的烟土大都集中在遵义，因此经营鸦片的烟土商很多，资金也相当雄厚。一些外省烟帮，还在贵州本地人中寻找代理，协助收购烟土。伍效高在《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指出：“我（伍效高）离开恒兴益（一个贩卖鸦片的商行），就以所经营的隆大和大东在安顺设庄续办特货（指鸦片）。同时还代理潮帮、广州帮、上海帮等十二家特商在黔的鸦片购销业务，并与贵阳的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