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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从一种文化通往另一种文化的道路比我们想象的要短。而同时，它又比我们想象的要长。您现在手里正捧着小说《夜幕》，这个事实表明，这条路是多么短。但我同时也发觉这条路是多么漫长，因为当我为《夜幕》被译成中文而高兴时，我才意识到我对今天的中国是多么缺乏了解。
世界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从来未像今天这样丰富多彩。各种文化、经济和政治代表团频繁地从东方前往西方，从北方前往南方，或者反之，为的是在不同地区拓展紧密合作的道路。此外还有旅游者、科学家和新闻记者，他们在另一种文化中度过了生命中的一段时光，重返家乡后，他们就会讲述种种见闻：口述、手写，或用影像展示，讲给好友、同事或者公众。人们还签订了各种科学或文化交流项目的协议和合资企业的合同。所有这一切都带来一个结果：我们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这种直接接触也给这些彼此不同的文化提出了新的问题。每一次旅行，每一回在陌生地方的停留，都会引发一些自我反思：由于那些陌生地方的人们有着全然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旅行者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就会比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看得更清楚。陌生的事物迫使他批判地、同时也怀有自我意识地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因为显然还存在着其他的生存于世的方式，那些方式同样会导致幸福与不幸，同样会为爱、恨和痛苦提供空间，也同样带给人慰藉或悲哀。
在《夜幕》中，一群德国人来到土耳其旅行，这个国度所处的中近东地区很长时间以来已成为西方和东亚之外的第三大文化区域。他们在这里丰富了自己，也受到了困扰，并被迫使着反思自己的内心，最后他们带着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回到了德国。悬而无解有时候让人觉得难以忍受。而您也找不到简单的答案。但也许恰恰是让确定的事物变得不确定，才是加深不同文化间理解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我衷心地向你们致意，并祝你们阅读愉快。
克利斯多夫·彼得斯
2004年11月21日
译者前言
克里斯托夫·彼得斯一九六六年出生于德国下莱茵州的卡尔卡尔，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四年在卡尔斯鲁厄造型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九年在法兰克福机场担任乘客检查员。一九九九年出版长篇处女作《城市国家河流》。二oo一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来来往往停停》。
《夜幕》是其第二部长篇小说，二oo三年出版后获得极大好评，评论界普遍赞誉这部小说独特的叙事结构和作者对小说娴熟的驾驭能力，德国《时代》杂志称它是“人们在当代的文学集市中长久以来就在寻找的最精致的织物”。
《夜幕》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 小说讲述的是一对年轻的德国伴侣阿尔宾和丽维娅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度假的经历。阿尔宾是石雕家，丽维娅是摄影师，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多，现在却面临着爱情的危机，因此想借这次伊斯坦布尔之行挽救两人之间的感情。但阿尔宾无休止的酗酒已经让丽维娅失去了耐心，当她在伊斯坦布尔邂逅了性格坚毅的艺术系大学生扬之后，便不由自主地与扬坠入了爱河。表面上看，是丽维娅离开了阿尔宾。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对于阿尔宾来说，五年的共同生活其实只是为了验证丽维娅是否爱他，如果爱的话，这份爱是否有限度。
阿尔宾要求的是无限度的爱——正如他的母亲无限忠诚于他粗暴的父亲一样。一旦最后证明丽维娅的爱不能达到这种要求，他就会离开她。因此，阿尔宾和丽维娅之间的爱情危机并不是简单的一方抛弃一方另寻新欢，而是另有深刻的根源。正如阿尔宾在小说中自问的那样：究竟是谁要离开谁？ 是丽维娅离开阿尔宾？ 还是阿尔宾离开丽维娅？ 然而，小说虽然以阿尔宾和丽维娅的感情危机为背景，但故事的主线索却是一桩扑朔迷离、悬念重重的凶杀案：到达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天，阿尔宾就目睹了一场枪杀案：住在对面苏丹酒店里的美国商人米勒被一颗从窗外射进来的子弹击中身亡。除了阿尔宾以外，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件事，此外，苏丹酒店的门房也一口否认曾经有一位米勒先生住在这个酒店里。种种迹象表明，阿尔宾是这场枪杀案惟一的见证人。但阿尔宾由于长期酗酒导致酒精中毒，已经有了震颤性谵妄的症状，因此就连他的女友丽维娅也不相信他曾经目击了一场枪杀案。阿尔宾怀疑米勒之死与俄罗斯黑手党有关，他开始独自调查这件事，并因此在伊斯坦布尔这个东方神秘都市有了种种离奇的经历。
从内容和表面情节上看，《夜幕》既可以算作一部爱情小说，也可以算作一部侦探小说。小说记录了丽维娅的心理斗争和阿尔宾的内心独白，爱情无疑是小说要探讨的主题之一，因此《法兰克福汇报》称它是一部“极富艺术性的、构思精巧的、浪漫的、非常有趣的爱情小说”是不无道理的。
但译者认为，严格说来《夜幕》其实不应该算爱情小说，爱情只是小说涉及的众多主题之一，小说更根本的意图是展现一个敏感而脆弱的艺术家与周遭世界碰撞的精神轨迹。同样地，对“凶杀案”的调查也只是小说表面上的情节线索，作者更多地是想以此思考真理与图像、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小说开始之前有几句引言：“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4 —5 节） 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伊斯兰教的图像禁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艺术不是真理。艺术是一种谎言，它教我们如何认识真理。”（ 帕布洛·毕加索） 以及“艺术是艺术，别的东西是别的东西。”（ 艾德·莱因哈特） 似乎在暗示我们：小说意图思考艺术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最后，本丢·彼拉多的一句“真理是什么呢？ ”再次强调了对真理的思考。这些引言促使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头脑中始终怀着几个问题：图像究竟意味着什么？ 存在着绝对的真相或者真理吗？ 然而作者在小说中并未对这些问题给出直接的回答，而是要读者从小说中自己去寻找答案。
可以说，无论是爱情，还是侦破，都不是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东西。在小说中，主人公阿尔宾的精神状态是所有情节和全部悬念的关键点。阿尔宾虽然只有二十八岁，但心态却已经像一个老人。这种精神状态一方面源于他童年时的不幸经历：他的父亲是一个性格粗暴的酒鬼，在公司破产后自己放火烧了公司，抛下妻子和孩子逃到了阿根廷。童年的经历在阿尔宾心里留下了始终无法抹去的深刻烙印，对父亲的仇恨和对生活的无力感一直延续在他的生命中。
另一方面，阿尔宾作为一名石雕家也是失败的。因为他始终无法克服自己的一道心理障碍，每次都会在作品完成之前的最后一刻将作品砸得粉碎；此外，他跟随着一位民间墓碑雕刻者习得的石雕技艺虽然极为精湛，但却并不为学院派现代艺术观念和商业化的艺术工业所青睐。而小说中叙述的这场伊斯坦布尔之行对他来说意味着丽维娅最终也将离他而去，他的事业、爱情和生活似乎全部都已经丧失了希望。正如《法兰克福汇报》所评论的那样：伊斯坦布尔之行对阿尔宾来说是一次“向黑暗中的旅行，在那里，爱情、艺术、生活统统结束。”此时的阿尔宾已经由于精神世界的行将崩溃和酒精中毒症的加剧而陷入双重的谵妄状态中，因此，他所目睹的枪杀案的真实性是无法让人完全相信的。
他在寻找枪杀案线索的过程中发现的每一条线索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作全然不同的理解，但这些线索在阿尔宾的头脑里却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确凿证据。小说借扬之口这样描述这种状态：“如果你现在脑子里盘旋着的全是一些关于阴谋的理论的话，那么最平常的偶然也会被你当成阴谋的证据。妄想症侵入了你的大脑，排挤掉了清醒的理智，把无所不在的怀疑带进你的思维结构，在那里不加控制地蔓延着……一直到你忽然看见几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向你走来，你还以为是你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呢。”因此，读者无法判断阿尔宾的叙述有多少是清醒理智的，有多少是幻觉。也许作者也试图借此向读者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存在着绝对的真相吗？ 小说的整个故事是由两个不同的叙述者讲述的：一是小说的主人公阿尔宾（偶数章节） ，另一个是整个故事的见证人欧拉夫（ 单数章节） 。两人的讲述一个按正常的时间顺序进行，一个是倒叙；其中一个是当事人的“主观”视角，另一个是旁观者的“客观”眼光，两人叙述的内容并不完全统一，在细节上始终存在冲突，究竟谁的话更加可信？ 阿尔宾虽然是事件的当事人，但是小说一开头就借丽维娅之口交待了一点：阿尔宾是个酗酒者，长期饮酒引起的酒精中毒已经使他有了震颤性谵妄的症状，也就是说，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有可能仅仅是他的幻觉。欧拉夫虽然是个清醒的旁观者，但是在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他并不是始终在场的，他所讲述的很多内容都是从其他人嘴里获悉的，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同样无法让人完全确信。作者在书中借阿尔宾之口提到了一部日本电影，熟悉电影的读者一眼就能从情节上看出，这部电影指的是黑泽明根据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改编的著名影片《罗生门》。《罗生门》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树林里的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