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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串门。
小村里的集体户，果然是我们校初二的一帮同学。
这村子，是真正的山村，连个平道都没有，跟东甸子那样的大屯不能比。集体户也很寒酸，模样就是一简陋人家。大部分人都劳动去了，不在家。在家的两三个人，神情很寞落，无精打采混日子的样子。我们跟他们聊了聊工分值多少钱，劳动累不累，最近回长春了没有，双方一时都觉得挺亲。坐在他们凋敝的小院子里，闻闻空气里弥漫的柴烟味儿，还真是有陶渊明的感觉。
呆了一会儿，我们就要走。主人盛情挽留，老龚就说：“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家里都做了饭。再说这十几口子，饿狼似的，哪能让你们招待？”
一声唿哨，我们便告别了山沟里的校友，往回返。此时，夕阳已经衔山，金光万道。翻上山顶时，我们不由得停下脚，只见下面东甸子的原野郁郁葱葱，公路如细线，村庄如棋盘，千树梨花，正漫扬轻纱。江山是如此多娇，生活是这么地好，叫人怎能不想起“喀秋莎”？
老龚带头，我们又唱起了苏联歌：“歌声轻轻地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那种深情与惆怅，正与眼前景色相合。有关、梁两大美人在，我们的歌，就越发婉转，多出了不少的内容。暮色中，两美人明眸皓齿，极目远方，恰是两尊穿军装的“维纳斯”
多年以后，我每每回忆起这一幕，都忍不住要想：幸福跟钱有关吗？幸福跟成功有关吗？或者，幸福跟发达有关吗？不，都不是。幸福，只与青春有关。
这是一个人有了阅历，才能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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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万没有想到，春耕结束，刘队长和集体户的“蜜月期”也就结束了。他的位置，早就巩固，用不着一帮小毛孩儿来帮助摇旗呐喊了。那么，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用了。
这一点，我们应该很惭愧。我们确实没用。农村里用不着多少书本知识，要的是力气和干活儿技巧，外加一点儿狡诈。这几样，我们都没有，不是就等于废物了？
我们下乡已有五个月，看来是没有很快回城的迹象。这意味着，我们要常年从当地的老屯嘴里分一碗饭了。东甸子的老屯们看清了这一点，不再为我们洋里洋气的“大拉锁儿”所迷惑，为了利益，变脸了。
突然袭击是在某个晚上的生产队大会上发动的。开会，是为了评定工分等级。大伙逐一评价每个劳动力的表现，七嘴八舌说了一阵儿。当时农村的男劳力，每干一天挣10分，妇女比较受歧视，一天挣6分。未成年的“半拉子”，与妇女相同，也是6分，意思是还不算男人。有极少数力气大，农活儿好的人，每天可记12分。而生产队长，是最特殊的，一天什么都不干，照拿12分。在那个“革命年代”，既有不劳而获的队长，也有同工不能同酬的妇女，这是后来的少壮学者们不能想象的。
不能想象的还有，每个人工分的评定，都是民主通过的，队长不能愿意给谁高分就给谁高分。民主的程序，很奇特，就是大家喊“行”或者“不行”，以分贝高的意见为准，大致还比较公平。
轮到评定集体户时，突然冷了场。
过了好一会儿，刘队长说：“提嘛，反正集体户不是外人。”这句话，简直阴险之极。只听老庞接上就说：“我看集体户女生干活儿还行，给6分可以；但是男生太不着吊，干活儿水裆尿裤，给10分太高了点儿。”
他话音刚落，就有群众一哄声地喊：“对，给8分。”“8分也高，给6分。”“6分！就6分！”
老屯们自己的帐算不开，但跟我们算帐可是清楚。给了我们6分，我们就少赚了，他们就能多得。这还不算，关键是，这太侮辱人，等于宣判我们不过跟女人一样。
我们想跳起来反驳，但民意实在太强大。人家也说得头头是道，哪一天，哪个人，坑刨浅了；哪一天，哪个人，活儿太慢，都一一道来。我们目瞪口呆，敢情这“贫下中能”都是干间谍的出身。
最后刘队长出来收场，他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原则上就定6分了。其中老房、王亚奎、冯长骏活儿稍好，可给7分。众老屯又是一阵叫好。
我们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孤家寡人”，什么叫“大势已去”。
原来，我们被刘队长给耍了！
社员大会开完，我们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想想三个月前，我们是何等威风，那还是刘队长一日不可缺少的御林军；如今价值一失，沦落到大人小孩都来踩，连个男人都不算了。
在我们眼里，东甸子一下就暗无天日了。回到集体户，老龚拿起我放在炕头的《译文》杂志，闷闷地乱翻。忽然看到几首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诗，就忽地站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放声朗读：
“我们感受到了不自由的巨大哀痛……”
他一朗读，女生屋子的喧哗就停止了。诗写得很好，全户的人都在静静听他读。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这个词的份量，有了一种要挣脱的愿望。可是，外面的夜色和原野比什么都宽广，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第二天垂头丧气地干了一天活儿，晚饭后，老龚、小迷糊、家轩和我出村去散步。小迷糊带了一把京胡，就像现下“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支在腰间“吱吱咯咯”地拉。我们就这样在京胡尖锐的伴奏下，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走。西天上是一片晚霞的血红，我们的心，也在流血。莫斯科的郊外，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这是我们走上社会以后的头一个重大挫折。当年，我们把它看得太重，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们做对。其实老农们还算实事求是的，我们的活计，确实干得不怎么样。你想啊，一帮城里的少爷秧子，能出什么好活儿？只是老农们缺乏教育手段，有啥说啥，不会哄着来，一下就冷了我们的心。
这次社员大会，把我们集体户的人分成了三个等级，我们也就从此走上了很不同的道路。
当时，老房、王亚奎、冯长骏也很颓唐，毕竟他们只比妇女高一分，仍然是个半残废。所以那几天，男生们都还能同仇敌忾。
女生们最辉煌的时候到了。“贫下中能”的肯定，比什么都重要。小姑娘们说话走路都傲了十分，与少壮男社员打情骂俏，就更有水平啦。相比之下，男生们简直还没脱哺乳期。我们不明白，那些男女间的暧昧语言，女生们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
终于有小道消息传来，说集体户最丑的女生曹凤兰，和老庞搞到一块儿了。某一天，老庞趁老婆不在家，把曹凤兰放到自己膝盖上坐着，被人当场撞见！
男生们乐不可支，心想你们也有出大丑的时候。可是，这两人就跟没事儿一样，脸不变色心不跳。村里人传是传，都还不能确定。集体户开会学习时，家轩就阴阳怪气儿地拿话敲打：“那坐大腿的滋味儿，是个啥滋味儿呀？”
男生们捂着嘴直乐。那边厢曹凤兰听明白了，脸一下涨红，起身说了一句：“你们真肮脏！”
说罢，把门一摔，走了。
男生们面面相觑。那年头，自由恋爱是许可的，但还没开放到可以搞“第三者”。我们要是嘲笑自由恋爱倒也罢了，嘲笑嘲笑“第三者”现象，又怎么肮脏了？
这里，我要给年轻一点儿的读者们介绍一下，那年头所谓的“肮脏”，就是指“色情”的意思。哦，合着坐男人大腿上不色情，我们嘲笑一下就色情了？再说，如果没发生这桩事儿，那恐龙曹凤兰又怎么能听得懂？
正义，就是这样被嘲弄。批判者反而被人家批判了。郁闷啊！
学习完毕后，看看外面，正是月白风清。男生们回到自己屋里就议论：“妈的，还干什么活儿？坐大腿也能拿满分，什么世道？”
老龚就说：“这天气这么好，明天还干个鸟活儿，咱们玩吧，今晚就出发，上水库抓鱼！”
老龚说的这个水库，离我们这里有十多里地，是我们早就神往的地方。他一说，大伙儿兴头儿就来了，说走就走。三更半夜走夜路，防身的家伙不可少，众人分头找了烧火棍、小铁锹和菜刀，装备起来。
老龚说：“冷兵器，还不行。看我的。”
他打开自己的牛皮提箱，拿出一件红布包的东西。打开一看，哇噻，是一把手枪！
这是当年瞎折腾时自制的小口径手枪，虽然粗糙，但功能都全。武斗结束后，老龚藏下来没有上缴，现在派上了用场。
一支奇怪的队伍，就这样出了集体户。初夏夜，蛙鸣四起，田野的风带着青草的芳香。
老龚在队伍前面把手枪一举：“走！同志们，向莫斯科进军！”
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表，老房心细，特地带了集体户的小闹钟。栓了个绳儿，挂在裤腰带上，这样，随时都可看时间。
因为有月亮，这一路，就走得顺。月光下的旷野，比白天好看，很神奇。初夏的晚上不冷不热，正好赶路。一伙儿穿绿色仿军夹克衫的异装少年，不停地唱着苏联歌儿，在大路上大步行进。这一路，没见到狼群的绿眼睛，也没见到苏联特务的信号弹。
他们怎么敢来？就算是妖魔鬼怪，也要被我们狂热的气势所吓倒。我们要挣脱！我们要自由！我们不想再劳动了！
走到兴头上，老龚说：“操，咱们就这么走到苏联去得了！”
我说：“对，去苏联！”
小迷糊和家轩也直喊：“走啊，去他娘的东甸子！”
苏联，在现实中，当时是我国的大敌，百万大军就在边境上虎视眈眈。但是，在我们虚拟的世界里，它就是人间天堂，是共产主义。苏联文学，多少滋养了我们一点点。白桦树、小别墅、伏特加，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点。国界那边，没有“贫下中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