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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不是一种政治品质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企图通过政治教育、政治批判或者道德说教、“道德法庭”来消除人们心灵中的庸俗，是不可能取得效果的。
庸俗是一种超政治的东西。三十年前，“文革”快要结束了，一次我同一位年纪比我大两轮的人士骑车路过北京西四南大街，那里有一幢旧房子忽然引出了那位人士的喟叹，后来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喝啤酒闲聊，他说起，1948年，那幢房子是个邮政局，他去那里面寄东西，因为他说自己是“市党部”的，邮政局里的人就把他奉为上宾，请他坐，给他倒茶，赔他笑脸，向他道乏，完了事，出门还给他“叫车”（当然，不是汽车而是黄包车）。那天那回他得到的“背景礼遇”，竟令他经历过那么多的政治社会风云以后，偶一回忆，仍满心欢喜。这令我十分震惊。1948年的“市党部”，当然是国民党的机构。1949年10月以后，尤其在“文革”当中，此公因为曾加入过国民党并一度在“市党部”跑腿，不知受了多少审查，遭到多少批判甚至批斗，为此“背景”他可以说是已经付出了许多惨烈的人生代价，但那天在一起喝啤酒，酒涌上脸，他所引为得意的“人生片段”，竟依然是那回因有强势“背景”而获得的“礼遇”！当然，他能在我面前放言，是因为他信得过我，知道我决不会把他的“怀旧”上纲上线，加以揭发。但他也绝对想不到，我心里在怎样地腹诽他。1948年，那时共产党解放军已经围住北平，那些邮局职员那样“善待”他，不过是一种敷衍，但人家以庸俗待他，他也就以庸俗为乐。现在那位对1948年的“邮局礼遇”一忆三叹的人士已经作古，不可能再看到我这篇文章。我现在要对大家说，总体而言，他那样一个“中间人物”实在算得是一个善良的、本分的、怕事的、谦卑的人，但他那天所自我暴露出的一种心态，和《红楼梦》里的秋纹一样，都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世间庸俗疾患的“症结”。
秋纹一类的生命确实“器小”，但我们对这些有着庸俗疾患的个体生命应该理解多于批评、怜悯多于嘲讽。秋纹器小究可哀。我们要哀其不幸感染了庸俗病毒而不自知。
什么办法能够疗治庸俗？其实回答可以非常明确，那就是由一部分文学艺术承担起这个心灵熏陶的任务。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具有反庸俗，或者说是疗治庸俗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细读细品这样的文学艺术精品吧，树立起个体生命的尊严感，将自我与他人，与群体，与天地宇宙，和谐地融为一体。
2006年8月16日绿叶居
正德本纪
张宏杰
张宏杰 蒙古族，出生于一九七二年，一九九四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市分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钟山》、《天涯》等刊发表过一些文字。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已出版作品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和《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等。
一
二十七岁那一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的样子。
那是正德十二年，也就是说，他大权在握、乾纲独断已经十三年了。可是在自己的帝国之内蹓个弯，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祖制规定，没有战争、送葬、祭陵等重大事件，皇帝不得出京。如果必须出京，则必先聚会群臣，颁发诏书，明告天下。可是，这样的诏书一下，朝廷马上就得开锅，反对的折子一个时辰之内就会把他的书桌淹没。在那些文官们的想像中，通往宣府的路上步步都是危险：骑马摔了，被塞外的风吹感冒了，遇到土匪了，水土不服病了，路上突然蹿出个野兽把皇帝惊吓着了……没有人能承担这个责任。他们会引用N个圣人的话，告诫他“千金之子，不坐垂堂”，告诉他“皇帝者，天下安危之所系也，一举一动，当千虑万虑，至慎至当……”一想这些，就脑仁疼。
为了出关，皇帝煞费苦心。八月一日这天清晨，皇帝换上了一件事先淘弄来的衣领已经磨破了的蓝色半旧长衫，带着十来个同样市民打扮的太监，混在百姓中骑马溜出了德胜门。史书记载，有生以来头一次出京城的皇帝如同出了笼的鸟，看什么都新鲜，一路游山玩水，在马背上颠簸了六天，才遥遥望见居庸关。这是通向蒙古草原的必经之路。可是打头的探路太监纵马来到关前一看，心已经凉了半截：崇山峻岭之间的这座雄关关门紧闭，关上甲兵林立，剑戟鲜明。关门之下，满脸书生气的守关御史张钦怀抱一把利剑，端坐在正中。很显然，皇帝出京的消息早已传到这里。探路太监索性拿出平日在京城摆惯了的凌人盛气，来到张钦面前，高声宣布：“皇帝巡视宣府，着张钦开关迎接！”
白面书生张钦纹丝不动。他很清楚皇帝微服出京，乃显违祖制的行为。制止这种荒诞不经的行为，是一个御史的基本责任。他板着脸对探路太监说：“你应该懂得规矩。皇帝出巡这样的大事，必然诏告天下，按照祖制，先修御道，再修行宫，然后带着全副銮驾按照规矩一站站前行。因此，想要出关，请拿经内阁发下的盖有两宫御宝的诏书来！如今你们青衣小帽轻骑潜行，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冒充皇上，或者违祖制而出。不论真相如何，我万死不敢奉诏！”
太监还想说什么，张钦一拉宝剑：“再多说我就杀了你！”
太监吓得浑身一抖，拨转马头飞驰而去。（事见《明武宗实录》卷153）
听了太监的汇报，皇帝也无可奈何。他有心硬闯过去，不过身边这十来个人显然不是守关官兵的对手。没有办法，只好顺路折返到昌平的御马房玩了一天，第二天闷闷不乐地起驾返程。
这不过是登基十二年来与文官的连绵斗争中一次小小的失败，对于这种挫折，他早已经习惯了。
二
他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代皇帝。本来，他也应该是大明王朝最有福气、最安闲快乐的皇帝。
上天给他铺设的是笔直宽阔的人生之路。大明弘治四年，他作为大明王朝开国一百三十三年来身份最为贵重的孩子降生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交泰殿。之所以说“最为贵重”，是因为如下六种原因：第一，他是皇子。第二，他是皇长子。第三，他是皇后亲生的嫡长子。第四，他在皇帝成婚五年后才在全国臣民的苦苦盼望中迟迟出生。第五，由于后来唯一的弟弟夭折，他成了皇帝的独生子。第六，大明开国一百三十三年来，由于种种阴差阳错，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能兼嫡子和长子身份于一身。就是说，他们或是皇后所生，却不是皇帝的长子。或者是长子，却是“庶出”。这对最重宗族礼法的大明皇室来说一直是一个遗憾。因此，如果他能顺利长大，继承大统，那将是王朝开辟以来第一个以嫡长子身份登上皇位的人。这对大明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吉大利的好兆头。
似乎是为了突出他命运的这种与众不同，上天为他选择的降生时刻也是独一无二。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八字算法，他出生于申时、酉日、戌月、亥年，“申、酉、戌、亥”恰是地支的顺序。这种命相在八字中叫“贯如联珠”，属于绝对大富大贵的极品星相。巧合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星相也是这样的“贯如联珠”。
更何况这个皇子长得“粹质如玉，神采焕发”，十分漂亮。史书记载，他一生下不像别的孩子那样经常啼哭，而是十分爱笑。只要谁一逗，那双乌黑的眼睛就滴溜溜转动，反应比普通孩子要迅捷得多。
出生仅仅五个多月，皇帝即颁发圣旨，封这个还不会爬的婴儿为皇太子。这在大明王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皇帝给这个皇子起名为“厚照”，并且解释这个照字的含义说：“四海虽大，人民虽众，无不在此子照临之下。朕之江山，永为得人。”饱读经史的大臣们由衷相信，这个孩子将成为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幸福的皇帝。因为经过列祖列宗的九世经营，大明王朝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平稳期。外无边患，内无灾荒，经过百多年运转，大明帝国的政治车轮磨合得恰到好处。这个婴儿未来的命运就是做一个四平八稳的太平天子。
直到弘治十八年，一切情节还都按上天的布置顺利进行。这一年，弘治皇帝突然去世，太子顺利登基。虽然十四岁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稍小了些，但是正是这个年龄使他绕过了专制政治中通常会出现的父子猜忌、宫廷斗争，避免了封建政治中许多太子接班路上通常会经历的坎坎坷坷，因此，这其实正是新君的运气。人们期待着有着特殊“八字”的正德皇帝会把他的运气贯注到国运当中，给万民带来一个安定和富庶的时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从此出现了偏差，而且越来越离谱。
首先是人们发现十四岁的新君不爱在大内居住，隔三差五就要到南苑去放鹰走马，行围打猎。
还没等大臣们上书劝谏，新皇帝又暴出“单骑轻出宫禁”，也就是说，单人匹马，龙衣黄袍，出宫蹓弯的大新闻，弄得举国哗然。人们都知道，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须谨守祖制，这种不带随扈轻易外出的行为绝对是祖制所不许的。
到了正德二年，皇帝干脆搬出了大内，在太液池边盖了座豹房，离群索居，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皇帝应该居住的乾清宫。
正德九年，人们在北京的红灯区内一处戏院发现了微服的皇帝，并且听说皇帝经常微服出宫，来此听戏。这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皇帝微服出行的第一次。
这不，到了正德十二年，又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