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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节俭的人。挨过饿的人都节俭。这并不代表他们道德水准高，只代表他们挨过饿。饥饿让康德的童年黯然，让他的大学梦中断11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饿怕了的康德虽然并非守财奴，却肯定没我花钱那么大方。康校长经常当众感谢父母，因为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大笔遗产，却也没有留下任何债务。康校长生性自谦，但每次午餐必表扬自己一次曰：从不欠人一文钱。我觉得康教授最有教育意义的话是：“不管是谁敲我的门，我都可以永远怀着平静愉快的心情说‘请进’。因为我不用看也知道，敲门的那个人肯定不是要债的。”
旧时中国管女孩儿叫“赔钱货”。当然是放屁。欧洲比咱们文明的地方，首推尊重妇女，因此他们那边情况正好相反。当时欧洲女人少有工作，能嫁校长的女人都只会戴帽子看音乐会。因此，康校长要结婚，首先得有钱。席勒就因为没钱差点娶不成冷莎露。康校长奋斗几十年，终于“赚钱啦赚钱啦，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可是，一结婚他的财产就得有一半归他老婆。
女人对康校长的吸引力显然没有大到让他愿意转天穷一半。有他自己的话为证：“当我需要女人时，我养不起她们；当我养得起时，我不需要了。”
因此，我要负责任地说，康德绝对不是同性恋。他也没什么绯闻。
他就是一个穷怕了的、节俭过度的孤寒老头儿。
这对他的道德没有影响。
这对他的哲学也没影响。
在病入膏肓之前，康德认定自己不是为了老婆孩子来这世上的。他有句名言：“没有目标而生活的人，就像没有罗盘而航行的船只。”22岁时，腰无分文的康家教发表了《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康德在该书前言展现了他生命的罗盘。在纵论莱布尼茨和牛顿之后，他说：“我已经画出了我将要坚持不懈的道路。我将上路。没有什么能阻碍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老婆孩子当然也不能。
当时他很坚定。直到他的弥留之际。
1801年，身体虚弱的康德辞去大学所有职务，只留下忠实的瓦西安斯基追随左右。
康德曾说：“我们鲜少在光明时想到黑暗，在幸福时想到灾难，在安逸时想到痛苦，不过，反过来的想法却经常出现。”
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居安思危。
康德从小居安思危，以至八岁即患疑病症。疑病症本身就是一种病，患者深信自己患了某种恶疾，身体健康却反复检查，医生和检查结果均无法说服他。疑病症约占疾病总数的1％，一般发病于40岁之后，女性多于男性，文化落后地区较为多见。
康德如此重视养生，都是因为疑病症。不过，与歌德相反，康德并不怕死，他说：“生得伟大者，笑对无常。”
疑病症患者康德健康活到80岁，相当于今人活到110。
1803年，康德终于得了胃病。其实并非大病，但他就此逐渐虚弱下去，记忆力江河日下，一只眼失明，最后连朋友也认不清楚了。他只好警告学生们说：“朋友们，我已年老体衰。你们必须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我了。”
康德恐惧年老是因为害怕天才流逝。他说：年高之人，判断力增强，才华却减弱。这是他惟一未能用行动证明的话：康德这个时期留下的遗稿，证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翁仍然拥有澎湃的创造力。
1804年2月12日，长期卧床的康德奄奄一息，闻讯赶来的学生们手足无措地环绕病床。某学生出主意把三大批判搬到床头，希望老师在皇皇巨著簇拥之下充满自豪地踏上黄泉之路。
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结晶，康德忽然泪流满面。他轻叹道：“如果把这三本书换成个小孩子，该有多好！”
人之将死，不打诳语。
因此，康德不可能是同性恋。因此，康德热爱孩子。
将近11点，康德耳语道：好啦（Es ist gut）！声落气绝，寿终正寝。
按周作人文章“死法”，康德之死属“老熟，喜丧，油尽灯干”。其言不虚，康德此时油尽灯干，遗体仿佛木乃伊。有意思的是，他首先停柩于每日飨客的餐厅，似乎准备为纷纷赶来的朋友们上最后一道菜，后来才被移柩柯城大教堂。
康德之死，震动欧洲。并不知道自己只能比康德多活14个月的席勒在给友人的信中宣布康德是上天送给人类的“一个意义无限、永垂不朽的礼物”。到大教堂告别遗体的人络绎不绝。不过，遗体告别仪式之所以进行了16天，主要是因为天寒地冻，刨不成墓穴，无法下葬，并非像有些文章所说的“应群众要求”。
二百多年来，康德遗骨几经迁葬，最后藏于大教堂“教授拱顶”之下，前竖铭牌Stoa Kantiana（康德拱廊），铭牌旁是一尊完成于康德生前的胸像。墓碑上的铭文写于1880年11月21日的迁葬典礼：
“有两事充盈性灵，思之愈频，念之愈密，则愈觉惊叹日新，敬畏月益：头顶之天上繁星，心中之道德律令。”
这两句墓志铭源自《实践理性批判》，它体现了康德坚持一生的思想：“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法庭的存在。”
当时大教堂收留康德，是教会给校长面子——那个时代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死进教堂的。但在烽火连天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大教堂毫发无损，论者均认为完全是康德在天之灵“罩得住”。不想，到了苏联时代，康校长继续“罩得住”。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曾亲手签发命令炸掉大教堂，柯城党委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来源就是康德哲学，以此为借口阳奉阴违，软磨硬抗，居然保住大教堂的所有毫毛。以后果论，这可能是该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最杰出的贡献。
曾因反教会思想而被国王禁止写作宗教题目的康德，却给了大教堂如海福荫。
因此，对信仰不同的人，不能斩尽杀绝。
今天，教堂钟楼里设立康德博物馆，藏有康德手稿和天体面具（Totenmaske），每年全世界有无数康迷来此朝圣，保证了加里宁格勒稳定的旅游收入。不过，虽然康德从未离开加里宁格勒，但除陵墓外，康德遗迹并不多，连市中心著名的康德塑像，在苏联时代也是竖立德共英雄台尔曼塑像的地方。
其实康德并不需要什么遗迹。三大批判，就是永不磨灭的遗迹。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写道：“在哲学之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必得路过一座桥。这座桥就是康德”。美国著名学者贝克则记录了美国哲学界流传甚广的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
康德并非只活在哲学界。他一直活在人民心中。至今，加里宁格勒人结婚的最后仪式仍然是——向康德墓献花。
这些献花人从未读过康德的书。
可他们知道，康德代表世界和平、思想自由和文明社会。
康德逝世后118年，一个中国人在1922年把《康德传》翻译成中文。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有过“路线”的罗章龙。又过了58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更名《康德生平》重印。
那是翻译工具和翻译理论十分幼稚的年代。
然而，那个年代译文的平均质量，超出2006年2006倍。
因为，罗章龙是用心译的。
（2006年7月3日十三稿于北京卧藏居）
写给一位“同龄者”的墓志铭
毛志成
毛志成，男，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多年从事杂文随笔写作，著述颇丰。
六十多年前，有个人与我同日生。我几岁时，自然不理会那样的事。事实上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更不知道他的生日。我只知道有一个名噪一方的特殊人物姓罗，外号“罗大肠子”，是世代“花子王”，即职业乞丐头。时年，他四十来岁。有一次他因饿因病，倒在了我家的门口，身边还有一个破衣烂衫的五六岁男孩在哭。我家尚为富裕，祖辈父辈都信佛，又认出了倒在地上的人是罗大肠子，那男孩自然是他的儿子，便把这一父一子“请”到家里吃了点热汤热饼，又允许他和儿子暂住在我家门外装草料的一间草棚中。此中的原因，除了信佛之外，更主要的是出于对罗大肠子的害怕，因为他什么恶事都敢做。
正在罗氏父子在我家草棚中住下来时，我患了不轻的病，一家人很发愁。罗大肠子得知，作出“大仙”的模样向我祖母、父母问了问我的生辰八字，便一拍大腿说：“ 巧！巧！ 巧！跟我儿子生在同一天！穷人命硬！”他将他儿子的破衣烂衫脱下来，往我身上一丢说：“只要把我儿子的衣裳穿上十天不脱，百病都解！再弄些好衣裳给我儿子换上，你家里的人再有什么病都让我儿子顶替了！”
我家的人照办了。真也怪，我的病渐渐好了。再过些时候，我便能到村塾里读书了（那时村里还没有正式的小学校）。
此后，罗氏父子白天照例四下里讨饭，晚上便住在我家门外的草棚中。
这一年，大约是一九四六年。
我出生的地方是华北一个非常孤陋的小村，孤陋到连日寇和打日寇的共产党、八路军都没有亲自进入过我村。只有少量的村民听到过“共产党”、“八路军”这样的词儿。五六岁的我，照例到读古书的村塾中上学，读的也自然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之类的启蒙读物，头上留的仍是从清朝遗下的小辫。而与我同龄的罗家之子也照例“遵从祖业、父业”，小小年纪就做了小叫花，四下里乞讨。不过，我和他的关系不错，用句文雅的话来说就是有“童稚之谊”。有时，我甚而很崇拜他。我只会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