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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哥白尼转向”。
哥白尼打破基督教会统治欧洲思想界一千年的“地心说”，指出太阳才是宇宙中心，人类并不是宇宙中心。因此，即便上帝创造了人类，宇宙也不是他创造的。
康德在哲学上做了同样的事情。
如果，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人是决定性的，那么，人类眼中的“客观世界”，它的创造者就不是上帝，而是人自己。
康德得到的答案与哥白尼一样：
那我们还要上帝来做甚？
康德认为人类所有问题的最终答案不在经验，也不在上帝，而在纯粹理性。
我以前总觉得主观唯心主义就是闭着眼睛瞎说。“只要我没看见前面路上有块儿石头，这石头就不存在”——这是何等愚蠢的说法！
读了康德之后我才明白，这完全是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恶意歪曲。
愚蠢的是，身为大学教授的我居然相信这种歪曲。
宇宙中并没有不依赖于人类主观思想的“纯粹的客观存在”。例如人类根据太古以来的肉眼观察一直以为太空中有两个星系是邻居，而21世纪最新观测的数据证明，它们相距几千光年，只有从地球的角度看过去，它们才“邻近”。因此，我们相信了上千年的“邻近”这个“客观事实”，实际上并非“客观的存在”。
单看《纯粹理性批判》，肯定觉得超枯燥。
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些字的意义。
以人类思想发展史论，这些字的威力超过法国大革命！所有看懂的人都血脉喷张，心跳加速，寒毛倒竖，汗如浆出。
这时已经接任普鲁士国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不看、也看不懂康德哲学，但自有一帮有闲有钱的处级、局级或者部级哲学官员替他搜集哲学界的风吹草动，详尽分析各种学说对政府的利弊，以此向弗国王证实自己并非吃干饭的。
其实，这时已经当了校长的康德并不想与政府冲突。他尽管在午餐会上慷慨陈词，发表些拥护法国大革命的言论，论证专制之必然发展到共和。但在讲坛上，在论著中，他非常谨慎地避谈国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康教授的职业决定他无法成为国王的忠实走狗。在哲学官员的大力举荐之下，文化部早就把康德列入黑名单。按思想论罪，康校长已够六马分尸。皆因他与弗国王谊交莫逆，文化部投鼠忌器，所以康德才得以躲进小楼成一统。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到1791年，柏林谣言四起，都说弗国王要修理康校长。也是合当有事，1792年，康德将两篇论文寄往《柏林月刊》，第一篇通过终审，第二篇终审前恰逢国王颁布书报检查令，因为“过度的思想自由会导致国家根基的崩溃”。结果，不仅第二篇没通过，连第一篇也被殃及，禁止发行。
连任校长的康教授索回这两篇文章，与他新写的另两篇合并，以《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为题送往思想相对自由的耶拿大学哲学系审查，在那里获得印刷许可证，并于1793年在柯城出版。
我对此事曾经百思不解。康德穷困潦倒时拚命烧弗王子的冷灶，现在王子如愿登基，他官居校长，功成名就，德高望重，况且康校长年过六旬，血气也理应不再方刚，为什么突然冲天一怒，莫非失了心疯？
问题的答案是：在弗王子成长为弗国王的同时，康教授也在成长。
康教授不仅成长为康校长。他的真正成长在于他读了几十年的书。
从当年题献文章的奴颜婢膝，到今天执意出书的分庭抗礼，康德并没有变成海涅。
但是，胸中多了几十年来读的那些个书，迫使他不得不直起腰来。
我们不用追究他到底读了哪些书。真理是：读书改变心灵。读书改变命运。
直接质疑上帝是否存在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反响强烈，广大改革派喜不自胜，掌权的保守派却暴跳如雷。
充满讽刺的，是当初教会名校弗里德里希书院用“奴隶待遇”强逼康德学得一手好拉丁文。几十年后，康教授以拉丁文为丈八蛇矛，枪挑基督教。
思想革命者，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都是专制制度自己培养出来的。
虔诚教徒弗国王立刻致函宗教与司法部部长沃纳，表示不能再听任康校长贻害人民。随着普鲁士帝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柏林书报检查机关开始大力查封刊物，限制教学自由。
一叶落而知秋至。1794年5月，年近七旬的康校长给老友、《柏林月刊》出版人毕斯特写信说，他希望在地球上找块静土安度晚年。
然而，康校长并未停笔。1793年9月，他发表《理论上正确的，实际上行不通》，转年4月又发表《月球对天气的影响》。这些文章都令基督教御用文人咬牙切齿，目眦欲裂。两个月后，他的《万物的终结》批评基督教正统神学，倡导理性宗教，镢头所向，直取宗教封建专制之精神祖坟，终于掀起轩然大波，批判文章铺天盖地，政府将饬令康德公开检讨或辞职的谣言满天飞。当时有个朋友写信邀他去不伦瑞克避风，康德还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并未犯法，婉言谢绝。
康德有所不知，专制社会，是否犯法并非善恶标准。多事之秋，秀才妄议朝政，国王很不耐烦。10月12日，康德收到沃纳秉承“国王陛下的特别命令”写来的训斥信：“陛下很久以来就非常不满地看着你滥用哲学——尤其是你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和其他文章——来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基本学说。我们一直期待你自行改正，因为你本人一清二楚，你的这种行为非常失职地违背了你身为青年导师的职责，违背了你自己心知肚明的国君旨意。我们要求你尽快做出认真检讨。要想保住陛下的恩宠，今后你必得避免此类过错，履行职责，运用你的声望和才能协助国君意志的逐步实现；否则，如果一意孤行，必将招致严峻的处理。”
捧着这封万年冰玉的王札，康德周身寒气彻骨。他忙不迭地回信，否认自己有意违背国王旨意，表示自己的文章完全是学术研究，其目的正在于促进基督教纯洁而更有力地注入教徒心灵。康德信誓旦旦：“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为了避嫌，我绝对保证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
很多学者认为这封效忠信是康德的一大伤疤，避之如阿Q之避癞疮。
其实，按鲁迅的标准，康德正是好榜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毕斯特挺身而出，代康德向弗国王申诉。但以开明和倡导人权驰名全欧、一直对康德优渥有加的弗国王却大发雷霆，当场饬回。
国王永远都是国王。教授永远只是教授。
教授们必须明白，与教授交谊，只是国王的一种休闲活动。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失宠国王的传言一出，牛鬼蛇神如茅房之蛆层叠而出，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高层，皆欲置康德于死地而后快。
不过，康德毕竟是欧洲学术名宿，无故加之，干犯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康德保住校长之位。不过，普鲁士内阁于1796年正式发布红头文件，禁止康德从事有关宗教的活动和发表论述宗教的文章。柯大所有神学和哲学教授亦受牵连，人人过关，签字画押，宣誓弃读康德宗教著作，弃开康德宗教学说讲座。一时万马齐喑，夜暗无边。
按照唯物史观，夜暗无边前面，正是黎明。禁令发出不到两年，弗国王翘了辫子，加之热月政变后法国督政府深陷危机，德国文化界对法国大革命失望日增，在德法战争中德军又捷报频传，继位国王威廉三世于是顺势上演开明秀，废除书报检查令。
1798年，刚退休的康德出版《学院之争》，在前言中公布弗国王训斥信和他的回信，并点出回信伏笔：他是“作为（弗里德里希）陛下的忠实臣民”发誓的。这誓言只在“弗陛下”在世之年有效，并非永远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现在“弗陛下”既已不存，誓言当然也就随风而去。
以此事观之，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从弗国王的角度看过来，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
跟战争、瘟疫、“超女评选”和世界杯不同，文化大事件很少立刻赢得万众瞩目。哪怕你是爱因斯坦。
它们几乎总是被追名逐利的社会忽视。因为它们领先自己的时代如此之远。
泰山北斗的《纯粹理性批判》亦不例外。这本“欧洲有史以来写就的最重要的书”（叔本华），出版之后竟无人喝彩。
《纯粹理性批判》持论固然宏大高深，但真正令人望而却步的，却是它的文辞诘聱，晦涩难解。它甫一出版，即夺得哲学史长句冠军——一个读者写信抱怨康德：“读你的书十个手指头都不够用，因为你写的句子太长了。我用一个指头按住一个从句，十个指头都用完了，一句话还没读完！”
不叫座，可以赖普通读者没眼水。但圈儿内也无人叫好。摩西·门德尔松就公开宣布自己读不懂康教授的大作。
《纯粹理性批判》证明：“一本书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德国哲学界群起研读。并非追捧，而是为了在门德尔松领导的大批判里赢得话语权。就像2006年大家都去看《无极》。
毛主席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这些心怀叵测的读者在充满敌意的阅读中却慢慢在这座美轮美焕、空前绝后的哲学尖峰殿堂中摸到了门路。
这些抱持傲慢与偏见的敌人和身扑地，幡然皈依，变成口服心服的信徒。
成名之路有二：一是让广大下里巴人口耳相传，最后那些不屑一顾的阳春白雪自会接受你的存在；二是直接把阳春白雪砍蒙，下里巴人将会因阳春白雪的五体投地而承认你的高妙。
卓别林、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