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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了电话，我又直接给车场打了过去，这次用的是免提。张建军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很兴奋。
你什么时候来连里啊。张建军说，这么久不见你，我真不习惯。
马上。我说。
当张建军问我要不要准备纸杯和茶叶时，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盯着我，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
不用，你准备报告就行了。说完这句话，我立刻挂了电话。我明白，处长赞成我的想法是因为他不想把动静搞得太大，最好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把张建军带走。而我这么做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对面的几个人正在检查武器并把锃亮的子弹压进弹匣。张建军来连队的时候是完好无损的，他走的时候，也应该完好无损。
你有把握吗？处长问。
我点点头。
还有什么问题吗？处长问。
他是不是会判得很重？我问。
什么意思？你心软了？处长逼视着我，这不是心软的时候。你要觉得不行，就换别人。
没有。我冷冷地说，我只是想知道他能判多重。
这个不好说，看法官了。处长缓和了口气，这种情况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他是入伍前作的案，所以应该移交地方司法机关处理。不过他作案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不适用死刑。所以枪……处决肯定是不会的。处长看着我说。
五分钟之后，我开车到了车场。张建军果然很听话地呆在值班室里。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立刻起立，立正，敬礼。
上尉同志，雷达团汽车连副班长张建军正在值班，请指示！报告完毕，他咧开嘴笑道，指导员，我这么报告可以吧？
我默默地注视着他，无法回答。
你怎么了指导员，脸色这么难看，身体不舒服吗？他吃惊地问，仍称呼着我从前的职务。
你在北京打过工吗？我死死地盯着他，问道。
刹那间，张建军眼中的光亮熄灭了。他瘦削的脸变得像纸一样苍白，看上去像秋天的树叶一样伤感。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凋落。
短时间的沉默后，我从裤兜里摸出了手铐。张建军呆呆地望着我，嘴唇不停地颤抖着。那一刻，我突然涌起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希望他像上次一样拿出匕首架在我的脖子上，或者，干脆就刺入我的心脏。然而，什么也没发生。我只是看着他慢慢地向我伸出双手，那双冻疮尚未痊愈的手。
最后，我摘下了他的领花和肩章，这是我替他戴上去的，我不想它被别人狠狠地撕掉。这个过程如同一个缓慢摇动的镜头，在我的记忆里显得漫长而忧伤。张建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着，眼泪流得满脸都是。我正想对他说点什么，门开了，张建军被带了出去。
我呆立在车场值班室，这小小的房间在一瞬间变得辽阔而空旷，我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在苍茫的戈壁中回响。
豆沙包
傅爱毛
傅爱毛女，大学本科毕业。２０００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当代》、《北京文学》、《青年文学》、《长城》、《天涯》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五十万字左右。其中有多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小说《小豆倌的情书》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二十一世纪小说年选》，并获河南省第二届“红旗渠杯”文学奖。现为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1
腊月初六是儿子亚杰的生日。离生日还有整整一周的时间，一家人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了。亚杰十六岁，读高一，还是个孩子。一个孩子要过生日，按说只是小事一桩，没必要特别隆重。但，这件事还是被摆在家庭议事日程上，商议了好几次。因为牵涉到亚杰的同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学校里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过生日都要请要好的同学们撮一顿。别人请过自己，轮到自己了却不请别人，这说不过去。
按亚杰的意思，要父母到酒店里定一桌，到时候他和同学们去吃喝玩乐一番，既省事又体面。两口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否定了这个意见。因为，亚杰提出来：要去酒店，至少也得是三星级以上的。最不济也要定在金海港。否则的话，他在同学们中间没面子。因为同学们请他的时候也都是在星级酒店里：帝豪、国都、金鑫，哪一家都是响当当的。
“帝豪”和“国都”这一类的酒店，他们肯定进不起。能考虑的只有金海港。金海港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里属于一个中等酒店，对儿子来说已经迁就到不能再迁就的程度了。但，消费一桌少了一千块钱也下不来，而且还不算酒水和其它费用。一千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地说，相当于他们两口子整整一个月的收入呢。自从下岗以后，两口子就在胡同口摆了一个卖菜的小摊子。卖一些辣椒、西红柿、小白菜什么的。卖掉一斤菜，也不过挣个毛儿八分的。青菜这东西，卖不上钱还不经放，一过了夜，不是烂就是蔫。把不能卖的扔掉，赚头本来就小，再加上这税那费，起早贪黑地忙活，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是落个千把块钱的样子。现在，过个生日就要花掉一千块，两口子无论如何不会同意。不是他们不想让儿子体面，实在是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一说不能去酒店，儿子满脸的不高兴。同学们的家境似乎每一个都比他好。他们穿名牌运动鞋，玩进口的ＭＰ３，腰里揣着几千块钱的手机。自己却什么都没有。他在同学们面前原本就自卑，现在，连去酒店里请同学们过个生日都不能，他怎么会高兴呢？不高兴也没办法。谁让自己生在穷人家里呢？经过苦口婆心地再三做工作以后，儿子最终同意：在家里过这个生日。好的星级酒店去不起，差的呢，又太丢面子。在自己家里过，既亲切，又别具特色。当然，最重要的是省钱。
２
他们的家不大，也决然说不上豪华，但却干净整洁。为了不给儿子丢脸，妈妈素梅跑了几趟商店，买了新桌布、新沙发巾，还买了一盆海棠花。水果盘和茶具也换了新的。把客厅布置得典雅清新、井然有序。接下来就是打理那桌子菜了。
儿子亚杰说：虽然是在家里，但菜的档次一定不能亚于酒店。要烧出风格、烧出品味来。不仅要色香味俱佳，而且要洋气。听了儿子的要求以后，两口子都感到任务十分艰巨，压力也很大。他们没有多少学问，整不明白什么叫作“风格”和“品味”。但，他们还是决定，尽最大努力，按儿子的要求办，做出一桌最好的菜来，让儿子的同学们吃得满意、吃得高兴。左右高低不能给儿子丢脸。不是他们纵容儿子，而是觉得实在太愧对儿子了。
和他们一样做父母的人，有的在机关部门里做了官，不是局长就是处长，要么就是科长。还有的经商发了财，开小轿车、住小别墅，出一趟国跟进一趟超市似的不当回事。最不济的也是教师或公务员，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到月底就可以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领工资了。逢年过节还鱼呀肉呀的分一大堆东西。搭眼看看，谁都比他们混得体面、活得光鲜。只有他们，两口子双双下了岗，而且沦落成了街头小贩。一天到晚蓬头垢面的不说，还要泥里水里地摆弄一些烂菜叶子。不要说儿子感觉没面子，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寒碜，站不到人前。现在，儿子要请同学们来家里吃饭，让他们烧一桌子菜，这不算过分吧？若是连一桌子菜都烧不好的话，那他们就真真是没治了。他们有决心，也有信心，为儿子的同学们烧出一桌子好菜来。
为了弄好这桌菜，素梅专门到书店里买回来一本厚厚的菜谱。两口子对着菜谱研究了不下十次，最后才初步定下了菜单。定下菜单以后，先让儿子过目。儿子一样一样地验过，点了头以后，才算通过。然后，就是采买备料了。采买的任务呢，自然交给丈夫老陈。素梅不行，跑不动了。刚过了四十五岁，腰也硬了，腿脚也不灵便了，像生了锈的机器一样，该弯的地方弯不了，该直的地方也直不成，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了。说起来都是在纺织厂里落下的病根子。当年在厂子里，她还当过“三八红旗手”哩。谁料到，如今却要整日与西红柿、小白菜为伍了。提起来简直羞煞个人！
丈夫老陈比素梅要强一些。虽然年过半百，到底是个男人家，身子骨还算硬朗。每天天不明就蹬着辆三轮车去郊区菜农那里批发蔬菜，一跑就是几十里路，锻炼出来了。不过，这一次采买跟他平常买菜不一样。平常是一堆撮，什么便宜进什么，萝卜白菜一把抓。这一次的要求高。素梅再三地强调：每一样东西都要最正宗的，非正宗的不买。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讲就是：宁缺勿滥。包括胡椒面和十三香都要用老牌子。油盐酱醋也通通必须是名牌。
老陈是个拗头筋，爱跟人抬个死杠。听素梅这么说就跟她扯掰上了。直着脖子喊：哎哎哎，我说你忒过分了点吧？别的不说，你单就告诉我：名牌盐哪里有卖？
素梅正忙得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又是洗、又是涮的，恨不得把家里的老鼠洞都拿抹布擦一遍，一听老陈的话音就知道他是想抬杠，责斥他道：我没工夫跟你扯白话，反正样样东西都要最好的，这个标准不能降。就这还不知道能不能烧出酒店的味道来呢，哪里还敢马虎？你以为那小祖宗是个好侍候的主儿？
老陈道：真正的高手，拿白菜萝卜也能烧出一桌子好菜来。而且还不带重样儿的。让你吃着萝卜还以为是人参呢。出味不出味，不在材料上，要的是技术。
素梅一听就生气了，这不是明摆着埋汰她吗？自己的技术不行，也侍候了他二十多年了。于是说：算了，这菜我不烧了。你请个厨子来整吧。我没本事，也没技术，别坏了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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