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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桐走出车间，给何总挂了电话，在电话里报告了现场和工人谈的情况，然后让他表态。
何总说只要工人不去市里闹事，可有限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吴桐觉得何总的话怪怪的，问句限度在哪里呢？何总顿了顿，说地产公司的事应该让宫汉臣答复，你给他打电话，让他表态。吴桐虽不情愿可还是给宫汉臣拨电话，电话关机，他只好再把电话打给何总。何总气呼呼地说这个宫汉臣耍花腔，回头和他算账。吴桐不吱声，等他表态。何总问句必须马上定吗？拖一拖行不行？吴桐说不行，工人要立刻回复，不这样就马上去市里讨说法。何总叹了口气，说那就告诉他们，工资的事分两步走，眼下先付一半，另一半春节前付，机械队暂不撤销。吴桐又问追悼会，墓地的事呢？何总说答应。吴桐又印证似地追问句这几条公司都答应了是不是？何总抬高声音说句“就这样”。吴桐带着“就这样”回到车间。
当吴桐参加过为包师傅一家举行的追悼会，和小汪离开机械队，他并没因自己的“不辱使命”而感到宽慰，相反平添了一份沉重，觉得自己肩头无形中担起了一份责任，这责任就是代表公司对工人做出的许诺（工人们让他写下一张保证书，他写了）。白纸黑字，重重地压着他的心。
上班不久，吴桐接王前进电话，说已按照他的意见分出几个人去地产公司展开工作，估计一周内可完成那里的评估。他说可以。王前进又说如不出意外；可达预期结果。吴桐晓得王说的预期结果就是零资产。便说辛苦你了前进。
放下电话，他给双桃打去电话，让她转告宫总：评估的人马上便到，要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双桃说她马上去报告宫总。他没把电话直接打给宫，而让双桃转达，自是想让双桃起到“桥梁”作用。由此他领悟到不同的行事方式确会收到不同的效果，他为自己的“茁壮成长”而感到窃喜。
他又想到昨天与关总的见面，想到此他的好情绪戛然而止，他意识到自己与宫的合谋是不洁的（如果不说肮脏的话），是为关总所深恶痛绝的行为。自己昨天还和关总一唱一和，抨击世风不良，而今天便与这不良为伍，可谓是人格分裂，自欺欺人的。
郁闷中他拨了许点点电话。“哦，领导。”“有空吗？”“是的。”“聊聊？”“好的。”
挂上电话，吴桐便打开电脑上阿。所谓“聊聊”，也就是网聊。自在香格里拉夜总会分手后，两人没再见面，但有了新的联络方式：“网上见”。因有了夜总会那一幕，言来语去更增添了些暖昧，吴桐有时忍不住敲出个“想你”、“何时见见？”之类字眼。遇这种情况许点点一概回个“真晕”。许点点这字眼用得恰当，自己确有点“晕”。
“你好吗点点？”吴桐用键盘敲出。“还活着，领导。有什么指示？”“不敢指示，向你汇报，宫的事开始了。”“南昌起义第一枪？”“是。”“什么时候？”“今天。…‘要我向你祝贺吗？”“No．”“为什么？”“行为不端，有什么可祝贺。”“谁行为不端？”“本人。”“哦。怎么又这么想？”“接受了再教育。”“谁是你的导师？”“关总。”“噢！你见到关总了？”“对，昨天我拜访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有事请教。收获很大，一个全新的国企改制模式正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不应该把关拉进来。”“为什么？”“有麻烦。”“咋？”“不避嫌，避之惟恐不及，你倒找上门。”“关是洪水猛兽？”“甚于洪水猛兽。”“你这么看关？”“不是我。”“谁？”“你想想。”“明白了。”“明白得晚了。”“有这么严重？”“Yes．”“怎么办？”“不要再接触关。”“Yes．”“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去找过关。”“Yes．”“还有，听说你去地产公司机械队了？”“Yes．”“你与工人签了协议？”“了田，有什么问题吗？”“有。”“……”“我下来了。时间久了不行。”“等一下。那两笔款的事还悬着。”“不要管。这事不需要你操心。”“？”
从网络上下来，吴桐思绪繁乱，觉得自己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进不得退不成。
吴桐用了几天时间制定了一个自称为吴字“（1）”号文件的改制方案（草案），这一厢情愿的行为显然是受到关总提出的那个知识经济理念的启发，另外关总坦荡豪迈的精神也将他的心触动。他一鼓作气，方案就做出来了。尽管他也承认该方案有某种理想色彩（也许超前，不符合所谓国情），但他仍坚信是切实可行的，体现出严肃、科学与公平，他相信任何不抱偏见不存私心的人都能够认同。
接受许点点的告诫，他没有再去挂拉关总，只在电话里将方案说给关总听，在听取了关总的意见后，又进行了修改。
他谋求严谨与完善，继续征求各方人士（多是他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学）的意见，存精去粕，几易其稿，最后从电脑里出来的是“（1）”号文件修订稿。
他先是兴奋，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感。尔后茫然，一种若有所失的思绪将他缠绕。几经体味，最终他意识到让自己迷惘的是一种深深的疑虑。改制至今，一些人已频频得手，将大宗国家资产侵吞，这是公开的秘密，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遇到了一个能一夜暴富的千载良机。提供这“良机”的是国家经济秩序的无序。有人说改革走弯路是难免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然而“摸石头”也应有章可循，不能大睁着眼看有人趁机趟浑水。这就像许点点那天所问：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把事情理顺？为什么要瞪着眼睛走弯路？许点点的问题发人深思，我们的现有法规，可以说幼稚到可笑的地步，竟允许资产的购买者自己找人做资产评估，这类似监守自盗的办法简直不能让人相信是一个智性团体制定出来的。如此摸着石头过河，别说石头，连沙也被人挖光了。想到这些他真的觉得痛心，如毕可超嘲笑他“忧国忧民”。他着实不解，连忧国忧民都为人不屑，那么人的内心里还能剩下什么？
他迟迟没将（1）号文件提交给何总和王梅，他断定不会被采纳，一是泰达的改制方案已被上级通过，没人再愿节外生枝，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不让人发财的办法不受欢迎。
于是退而求其次，他把眼光移到宫的地产公司，想可以在地产推行自己的（1）号文件。这个他倒认为有某种可操作性，他已经介入到地产之中（尽管介入为自己所不齿），宫在许多方面须“仰仗”他，因此自己对宫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说服宫，让他同意按他的方案对分离出去的地产进行经济重组，创造一个新经济模式。当然他也想到，宫会反对（新方案有悖他“吃肉又喝汤”的“暴动”初衷），如果这样也不打紧，自己便趁机退出先前与宫的交易，还自己一个清白身。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他正盘算怎么和宫摊牌时，传出一个惊人消息：宫已卷款潜逃。
这一事件是何总在紧急碰头会上通报的。接着又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地产的隐患大家都心中有数，连来得晚的吴桐也有所闻。就是地产盖的那座大安商务楼。大约在三年前何总通过田副市长从规划上要了一块地皮，在繁华区，海边，绝好的位置。后来就在这块地上兴建一幢高层商务写字楼，但刚建成就出了麻烦，这座四十二层的大楼破坏了市政整体规划。这还不算，还挡了后面一个高级住宅区的光，而被挡光的偏偏是一些从北京退养到此的高干。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串通串通一纸告到北京。北京有关方面下来调查此事，意见是这座建筑必须拆掉。盖楼不宜，拆楼更不宜，断不是一个“拆”字便了结的。地产公司为这项工程斥资一个多亿，拆是血本无归。何况地产也有自己的说法，地是市里给批的，错建不是地产的责任，市里应当承担损失。这样说也在理上，市里自知难逃干系，答应给一定的补偿，但补偿数额不能让地产满意，事情就悬着。直到前不久市里提出划拨一块地皮作为补偿。吴桐参加了研究这件事情的碰头会，都觉得可以，宫也没提出异议。之后的事情是在地皮面积与位置上继续与市里讨价还价。也就在几天前，市里定下了给地产的地皮，各方面都超出原来的预想。协议达成了，地皮划拨到地产名下。这都是面上的事，面下的事就是宫不声不响把地皮卖给一家私企，携着首付的三千万现金逃之天天。
吴桐一直不赞赏宫，却断未料到他胆大妄为竟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想想点点对他的评价，不
由得对点点又增加了几分佩服。
毕可超说：宫的事将在泰达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向自信的他没有料到，首先“多米诺”的不是泰达，而是他自己。
在听他说出那句“谶语”后的不久吴桐又接到他的电话。毕可超直呼“大事不好”。
吴桐一边听毕讲事情经过一边在心里大骂他可恶。有句话叫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一向花花的毕可超今番就是栽在花花事上。起因是前不久到外地出差，在商场看见一件仿裘皮大衣，觉得不错，便作为送丹丹的生日礼物买下来；在电话里告诉了丹丹，丹丹也很高兴。本来计划下火车后给丹丹打个电话，让她在一个地方等候，他把大衣送过去，自己再回家。可不知脑袋坏了哪一根筋，上了出租车愣是忘了打这个电话，稀里糊涂地回了家。不消说，毕可超只能顺水推舟说是给老婆买的。毕可超先是不敢跟丹丹说，一次次编瞎话，直到编不下去才跟丹丹交了底。丹丹醋劲大发，说这遭她绝不相让，不为吃包子只为蒸（争）口气，不把大衣要回来誓不罢休。办法也绝，说今晚要自己去毕可超家拿，毕可超可谓大祸临头，危难之中想到了吴桐，不，是许点点，他希望吴桐能让许点点出面做丹丹的工作，使他渡过这一关。
吴